张元:呈现真实(2)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6月19日 15:06  新浪新闻中心

  张元:我在准备拍《过年回家》的时候,在一个特别短的晚报或者什么地方看到一个很短的新闻,说在过年的时候,对于一些在监狱里面表现比较好或者是刑期将近的人,在过春节的时候可以放几天假回家。这个新闻对于我来说有一定的触动,就是这些人回到家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有一些可能是重刑犯,已经关了十几年,他们回到家里和亲人见面,那个瞬间会是很动人的。当时我希望我的影片能够在自己的祖国放映。像《东宫西宫》、《北京杂种》、《广场》很多影片都没有办法在国内放映。这些电影仅仅国外的观众能看到,国内的观众看不到。对于我来说,有一种特别不满足的感觉,或者说一种伤感的情绪。我觉得电影还是应该让祖国的观众看到。那个时候把这个计划报给电影局,也把这个计划报给司法部,因为中国的监狱是司法部管。当这个故事写出来的时候,也得到了电影局和司法部的认可。所以司法部就同意我们去了十几个监狱去做这个故事的访问,当时朱文、宁岱我们一起跑了差不多有十几个监狱吧,去看了特别多的犯人,也了解了特别多的警察。在访问期间,我们在天津的第一监狱发现了一个真实的、或者说是非常打动我们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过年回家》故事的原型。最后这个电影主要的拍摄主体也是在天津拍摄的。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在天津第一监狱,见到了一个她失手把自己的邻居打死的小姑娘,说她是小姑娘的原因是因为她17岁进了监狱,那个时候她已经待了十几年。但是我觉得因为监狱的生活,可能把她很多的表情、神态或者动作都凝固到了她刚进监狱、17岁的那个状态里面。她虽然在监狱里待了很多年,但是长时间没有机会和外界接触,虽然时间已经把沧桑放在她身上了,但是我觉得她的神态还像是个小孩一样,很天真,而且笑起来也特别地简单。这个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很打动我。很多人看了我们这个故事以后,他们也很感动,包括像当时的司法部副部长张秀福,还有当时的西安厂厂长张培明,他们都很支持这个计划,都觉得这个故事非常感人。也由于这些非常好的朋友,他们支持这个计划,使这个影片拍成,我觉得也归功于朋友的支持。

  《创意英雄谱》:解禁令什么时候下来的?

  张元:解禁令应该是97年拿到的。当时已经在准备去监狱拍摄了。有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这几个地方。除了采访犯人之外,还要访问监狱警察。她们特别好接触。采访需要有一定的方法,主要是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和犯人一样,就很容易进行交流,因为都是人嘛,他即使是在大墙里面也是人,而且他已经在服刑、在赎罪了,所以很好接触的。首先你态度对了,在对话的时候、选择讨论事情的时候,希望听到故事的时候就比较容易。

  《创意英雄谱》:《过年回家》这部影片还需要什么准备工作吗?

  张元:我觉得一个动人的故事,或者说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故事,它也需要磨炼的。即使从真实生活中能够找到有力量的素材,也需要去在剧作上、台词上进行磨炼。实际上在创作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的困境,最后余华也加入进来。有的时候可能会为一句台词纠结很长时间。我觉得当时余华的加入,使这个影片变成了“17年前的一天”和“17年后的一天”。原来的故事围绕着今天的故事,余华的加入,加入了一个“17年前的一天”。所以在国外发行的时候,没有叫《过年回家》,因为“过年回家”这个词在国外翻译很难。在日本发行的时候,叫做《我回家了》,在英语地区发行的时候就叫《17年》,就是《Seventeen Year》。在剧作上最根本的就是“17年的一天”和“17年后的一天”。

  《创意英雄谱》:这个电影关注的是中国家庭伦理、整个人物心灵回归的过程,我觉得最后回家和亲人见面的场景,让我印象很深刻。电影里您觉得处理得最满意的地方是什么? 

  张元:您刚才提的那点我回忆起来,的确是非常动人的瞬间。因为经过很长时间,她们家里搬迁,警察带着陶澜回家敲开门,最后父亲打开门和她见面的那一瞬间,我觉得应该是这部电影非常动人的一个瞬间。当门打开的时候,在摄影的处理上,把父亲的脸处于暗区,我们只看到了一个剪影。他的整个表情都隐藏在黑暗中,这样会使观众有更多的想象。因为我觉得真正动人的地方,需要更加回收一些,这样才可以使感情更饱满,让最后的力量更可能地能释放出来。

  《创意英雄谱》:这部电影在国内上映的时候,听说您还是挺紧张的?

  张元:因为原来电影的首映更多的是在国外,我觉得有机会在国内上映自己的电影,直接地面对中国观众,当然是非常兴奋的。我觉得一个有意思的电影,对我自己来讲,我不管观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都是很高兴的。

  《创意英雄谱》:您的电影挖掘了很多明星,包括这部电影里的李冰冰,这是她的第一部电影。您说在您眼里没有巨星,只有好演员。当时为什么选李冰冰作为主演?

  张元:最早的时候我选择了另外一个演员,当时在天津已经开拍一天了,但是我对电影里边这个演员的表现很不喜欢、不满意,当时和我想象的距离太远了,那种表演的质感和真实度上我觉得有问题。当时我就想到了在我见过的演员中,我对李冰冰那种简单和清纯的味道有很深的印象。所以我就给李冰冰和她的经纪人王金花打电话,希望她能赶快来。就是为了这个事情,摄制组当时就停拍了。李冰冰那时候正准备要去香港,她当时还有过一点犹豫,王金花就说你如果失去了这个机会你会哭的,最后李冰冰把整个计划都推掉了,赶到了我们的现场。的的确确她一开始表演以后,我觉得找到了这个电影的真实感,而且我觉得也是李冰冰非常好的起步。

  《创意英雄谱》:说起《北京杂种》,这部电影的时代感特别强,为什么拍这样一个人物?和崔健合作的MV有关吗?

  张元:当时拍完了《妈妈》之后,在一个特别随意的场合,朋友家的Party碰到了崔健。崔健当时可以说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摇滚歌手了,而且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听过他很多次演唱,非常喜欢他的歌。当时他的歌词或者他的音乐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吸引了所有的年轻人。他提出来有没有可能去做他的MTV?当时我对音乐录影带一点都不了解,而且国内实际上几乎没有这方面的东西。然后他就拿了一些国外的MTV给我们看。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拍的是《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那个时候基本上把它当成一个大电影来拍的,就用35毫米的胶片,然后用大量的泡沫塑料,用飞机头来做鼓风机,最后完成了一支MTV。做完以后,不久就在美国的MTV电视网得奖,这也是亚洲第一次得大奖。后来在不断地做后面的MTV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构思是不是一起来做一部电影。因为那个时候窦唯的乐队也开始出现,何勇的也开始出现,我也是年轻人,就觉得有一股劲要促使我们去做成这样一部电影。这样就开拍了《北京杂种》,崔健、包括臧天朔、唐大年、刘晓东、窦唯很多人加入到这个电影里面。我觉得当时拍起来很带劲,而且在今天看我觉得还是抓到了当时的一些味道。

  《创意英雄谱》:您为什么取这样一个名字(《北京杂种》)?

  张元:这个和整个影片的构思可能有关系,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庞杂的感觉,而且在风格描述上也是“非常意识流”的。“杂种”这个词在某种程度上好像是一句骂人的话,那么也在某种程度是针对于当时的感情和思想的感觉上,找到了非常有力量的一个词,或者说很准确了找到了当时的一种边缘状态吧。

  《创意英雄谱》:听说整个拍摄过程是很随性的,只有一些大纲? 

  张元:为什么会要采取这么随性的方式去完成这个电影呢?就是因为我不想让它有一个特别准确的剧情,我希望能够把摄影机架在胡同里边,或者在马路上,或者在人们家里面不被固定的、特别随意的感觉,去找到一种最彻底的真实。我希望摄影机都能够像我们的嗅觉一样,能闻到当时的那种气味,我是希望捕捉那种真实的感觉。今天我们再去回头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可能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影片,它可能某种程度上彻底地记录了那段真实。

  《创意英雄谱》:之后怎么就想到去做《有种》?

  张元:两年前尤伦斯的萨姆斯,通过我的好朋友刘晓东找到我,希望做一个我的摄影展,而且把这个时间都定好。可是到底要拍什么、做什么样的影展,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计划。我想到了在很多年前,也是在17年前有过《北京杂种》这样一个电影,那么今天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这对于我来说,特别有吸引力。因为我们已经不再年轻了,那么现在的80后90后,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这促使我想去了解他们。那么这样一个构思就出现了,而且也找到了一个很好的题目,就是叫《有种》。我们过去都知道有过一句古语,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最根本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人都是平等的。在北京这样一个大都市里边,真正生活在北京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一下子就引起了我很多的好奇。我在那段时间里面采访了特别多的年轻人,差不多见了有300个年轻人吧。从这个当中选出了十组人去拍摄照片,而且做了很深入的采访。所以这样子我就形成了一个计划:在尤伦斯做个展览,然后出一本书,这本书就记录了这些年轻人的真实感觉。同时,也在写一个剧本,完成一个电影。到现在电影也完成了。

  《创意英雄谱》:有采访说您在听这些年轻人的故事时,有时候泪流满面,有时候忍俊不禁,有时候哈哈大笑,这个里面有没有让您感动的故事? 

  张元:当然有很多故事都是让我们很动心的,不管是在北京游荡的僧人释道心,还是演员李昕芸、葛荟婕、庙乐队、王铭、覃钰柯等等很多人的故事,都对我有很多启发。释道心是13岁父母离婚,离开了自己的家,到很远的地方到寺庙里面做僧人,受戒,直到自己考上南京佛学院。葛荟婕很早就到了北京,和一个歌手相爱生了孩子,现在还一直在做模特。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毅力。像覃钰柯,他也是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婚,自己通过努力去法国留学,现在也非常有毅力地去做一个非常顽强的艺术家。他们的故事都很感动我。

  《创意英雄谱》:当时您在发微博的时候说,需要找一些80后,但是要求有一颗躁动的心,不安于现状,越躁动也好。当时为什么要定这样一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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