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小琮

　　爱机型号：松下AG-DVC180MC
　　购买时间：2003年
　　使用感受：拍出来的画面有一种很专业味的色调感，画质很细腻，直观上接近于大摄像机拍出的画面，这一点超出了我过去对已知DV机的常识和预期。也许，这是得益于那个硕大的德国莱卡专业镜头，和它较高的CCD有效像素。另外，它的大通光量特性也很突出，在正常的日外场景下，你可以用到它的1/64ND灰镜，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景深控制手段。买回它来，是我最不后悔的一次决定……

　　从小，我就对历史照片有一种极大的神秘感和兴趣。每当我在照片上看到传说中的紫禁城、皇帝、太监是那样的栩栩如生时，总是感到不可思议！进而对摄影术，对摄影家也怀有极大的崇敬感。

　　终于有一天，自己也“一不留神”记录了历史，那是在三十八年前的“文化革命”中。

　　1967年1月，全国各地的“革命造反派”进入“夺权”阶段，从各地各基层的党委到国务院各部委，都进入混乱状态。在一个寒风凛冽的上午，我和同学王力军走进入天安门广场，看到铁道部“造反派”将吕正操部长(开国上将、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武竟天副部长押在大卡车上，胸前挂着大牌子，上书“三反分子”(文革术语，意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卡车就停在现在的国旗旗杆下，数千人围观，车载喇叭里口号震天。正好王力军随身带着他家的“上海58-2”型照相机，我就用它拍下了这个场景，背景是沉默的天安门……那几天，我们天天上街，又陆续拍下了“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冲击公安部等场景，并在家里用自制的冲印设备冲洗放大。当时，我们也是中学红卫兵，拍摄动机很模糊，只是觉得挺重要，可以让更多的同学看见这个事件吧。在后来的文革发展中，因为政治迫害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为了自身和家人的安全，我将胶卷销毁。这个举动使我后悔了很长时间，因为随着人们对那场劫难的诅咒，我本拥有的见证却毁于怯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