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从农耕社会开始，中国就有了“年”。算起来已经有七千多年的历史了。那会儿“年”可不是个什么好东西，而是一个每逢正月初一就出来作祟干坏事的野兽。鞭炮就是用来吓唬它的。

　　春节的确是中华民族的大节日，从腊月初八开始，到正月十五共28天，大家都在过年。世界上很少有哪个民族有这么长时间的节日。而回家过年又是老百姓的最大愿望。如果亲人们不能回家团圆，一家人的心里总象缺少了点什么。可以说，过年不仅成了传统习俗，也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深扎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底。

　　我们在北京选择了一个普通的三代之家，从他们准备回老家河北过年开始，直到他们祭拜完祖先回京结束，通过编导独到细微的观察和捕捉，把中国老百姓的家庭春节过年情节展现的淋漓尽致。

　　在前期拍摄时我们克服了表现过年容易停留在“欢乐气氛”表意的一般处理，着重深入到年数已高的老太太的内心世界，表现了她收拾好旧衣服准备完礼物后，唱着河北民间老歌，想象着老家晚辈们就要给她磕头拜年的喜悦情形，以及真正在老家农村亲手包饺子、拿着话筒唱卡拉OK和接受拜年时的满足等特定情节，把中国人传统文化的深层含义很自然朴实地展示了出来。

　　最有意味的是，过年本来很欢乐，我们却着意对主人公一家“上坟祭祖”用了重重的一笔。这种“喜中有悲”的大胆处理，是“热闹片”中最不好把握，也是最考验编导技巧的。但本片却从“悲中寻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中国人历来就有“红”“白”皆是喜事之说的传统。祭拜祖先是中国人过年对逝去长辈的礼节，也是对亲人的思念，而另一方面却是当事人自身的精神满足。但是，观众会发现“祭祖”这个片断里，老太太并没有亲自来到坟地。为什么？细心人会从前面老太太包饺子时的一席话去咀嚼出更多的意味，那就是她说自己“做手术到女儿家二年，女儿女婿没得挑”，她给他们的孝顺打分不是一百分，而是超过了满分“一百一”，她的老家话只要说是“一百一”，就是好得很。也许，这就是本片让观众体会到中国人的传统孝道、害怕老人伤心及身体出问题等晚辈的关爱。

　　我们都是南方人，虽说在京城生活数十年，但每逢年节我们总是像“空中飞人”那样往返于温差将近20度的华北平原——华南地区，或是华北地区——四川盆地。鉴于这种情况，除了以上三地外，我们对其它地区的年俗、尤其是华北平原地区过年的一切都十分向往和好奇。

　　纪录片的元素首要就是真实、自然和客观。即使处于正在拍摄的状态也仍然无法预知下一秒钟你的镜头里会出现什么、你的拍摄对象会有什么举动和表现，而就是这些不可知的因素让纪录片人迷恋其中，相信做过纪录片的人都会有类似的感受。比如说在衡水拍摄的过程当中，我们就遇到好几次这样的事。在邓庄的农家小院里，我们对着几个放鞭炮的嘎小子在拍他们折腾手中的火药，谁知其中一个年龄最小又胆小如鼠的孩子居然对着镜头喊打喊杀，手里的棍子说杵就杵到了UV镜片上。其实当时我早就看出了那个小孩的企图，我不敢阻止他。因为别的小孩都玩得很尽兴很自然，那种状态若是拍剧情片根本就拍不到。我那么一喊就等于提醒他们镜头的存在了。

　　最早在与他们一家商量拍摄时，他们就问过我们应该如何配合拍摄。我的原话是这样的：“你们该干吗干吗，尽管把我们当透明好了。你做什么都行，不要顾及我们，该跟拍我们会跟拍，只是别看镜头”。应当说，邓家人还是很有悟性，很快就明白了我们的要求，而且还做得很好。

　　另一个细节是在北京邓家准备完年货要回河北时，老太太坐在家中想象回老家后的高兴事，一高兴她就唱起了老歌。刚一唱完又意识到自己还对着镜头，于是她非常害羞地说：“啊呀，这也录上了啊？我可唱得不好，河北老太太怯了吧叽的，让你们笑话了……”要知道，就在前几分钟她的孩子们还一直在怂恿她唱歌，而被她一再拒绝、躲闪。就在我有些失望准备收工等明天时，她一下子兴致所至就唱了起来，其程度超过了我预期的效果。直到现在我一看到这个片段还会忍不住地会心大笑。

　　我发现，在反反复复地选素材、编片子、上字幕、录音等等一系列繁杂的工作之后，我不知不觉地就爱上了片中的他或她。我常常觉得我在片外与片中的他们进行不间断的交流和沟通，随着后期制作的深入，我发现我越来越理解他们，也越来越喜欢他们。有些当时听不明白的一些话，做着做着忽然就明白了、理解了也释然了。正是我们镜头中形形色色的人在改变、矫正和调整着我惯有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说实话，我真的非常喜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