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杨澜赈灾前线归来做客新浪谈儿童救助(3)

　　主持人：实际上记者心理压力也非常大，现在我相信在前线的记者也面临非常大的压力，他可能跟战士一样，战士回去以后在军营里边可能更好一些，记者回来是不是也应该考虑记者的心理干预，因为从您回来的状况，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因为你的那个理解层面，我不知道怎么劝你，如果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一个普通的人，我可能能够通过我这个知识，我可能能理解，在记者这个层面，他理解能力会跳出来想问题，但是他如果陷入那个困境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难度更大。

杨澜：赈灾空前凝聚了爱国情怀

　　杨澜：但是我相信以大多数记者他们本人的认知水平的话，他们可能会更加主动的寻求一些心理帮助，而不一定完全被动的等待。我觉得一线的记者，特别是有很多可能见到了非常惨烈的场面的，他们的确是需要一部分的心理疏导，因为有一些画面是挥之不去的。在我们在第一线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在当地清理废墟的士兵，他们都特别照顾我们，那些战士特别保护我们，正好有一辆卡车开过去的时候，那里边就是有很多士兵他们刚刚清理出来的遇难者的遗体，他们要把他们集中进行埋葬，或者是最后的处理，那些士兵就跟尸体挨得非常近，就坐在一辆车里边，但是这些士兵就把我们转过身去，他说你们不要看，我觉得他们是在保护我们。其实我在想这些士兵也就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多有责任心，说你们不要看，把我们转过去，最后他们的卡车过去，但是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些士兵就和那些人的遗体坐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应该给他们做一些心理辅导，因为没有人有这种心理准备去面对这种惨烈的场面。我觉得这次表现出来我们整体国民的认知水平，包括对于伤害的这种细微的辨别和针对性的处理，都说明我们整个的认知水平比三十年前不知道提高了多少。

　　网友(双双)：我和哥哥非常想资助一个小孩子，因为考虑到他们可能不愿意走出家乡，所以我们除了捐款，但是我们又不能到灾区去，我们还能为灾区的孩子和人做点什么？

　　杨澜：其实灾后的心理重建，包括家园的重建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大家不必为此时此刻我帮不上忙而焦急，以后需要大家关注和帮忙的时候多着呢，就怕这种热情慢慢消退以后，也许我们慢慢淡忘了，我觉得那才是我们应该担心的事情。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这种遇到强烈的或者大的自然灾害的时候，受灾的人他的心理低潮期通常出现在灾后两年左右，就是在灾后这一年当中可能全社会的关注和关爱，包括物资和精神的呵护都是非常集中的，但是慢慢随着时间，它慢慢淡去的时候，这些人新的生活，比如说他们的家园，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经济收入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自杀率最高，精神病的发病率最高的时候，所以其实我想大家要有一个耐心，一个方面要相信我们的政府和第一线的救援人员，先保住生存的问题，防治疫情现在是最关键的，然后接下来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有一些长效机制不断地施以援手，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大概成年人在灾后的心理康复过程都需要7年，孩子可能会延续到他整个的成长过程，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做的事情太多了。

　　主持人：也就是说现在经常我们听到一个口号，叫与你同行，真的一生要关注他们了。

　　杨澜：我觉得应该起码有几年的规划，跟他们一起来做，所以我们这个孤儿救助基金成立的时候，我们就分了近期、中期和长期的工作规划，比如说在近期，孤儿基本上是散落在各个不同的救灾中心的，他们没有被收容在一起，还有一些儿童父母的身份和去向没有确定，所以我们在近期就以灾区儿童的比如说卫生和健康，还有包括爱心的传递为主。在中期就是三个月之后，我们实际上是以社会工作者，监护人的这种心理培养，然后建立这些孤儿的档案，以及追踪的这种心理辅导，来相结合。作为长期来说，我们就应该有这些孤儿的追踪性的档案，可以让大家知道他们最近的发展状况。所以我想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时间的节奏和步骤来进行的。

杨澜与主持人合影

　　主持人：我作为一个媒体人，我就特别想关注，您这个计划短期、中期，我相信就回到刚才咱们那个话题，长期的怎么有一个制度来保证？

　　杨澜：我觉得首先应该建立起一个档案，起码要追踪到他们18岁，这中间有一部分人可能会追踪更长的时间，因为现在还不知道最后孤儿到底会有多少，有的人说可能是上千，有的人说可能要三、四千，如果是这么大一个群体的话，实际上是需要各种救助的基金，包括各种类型的帮助，比如说有企业能够资助他们完成学业，但是我想他们基本的生活保障，民政部门都会保障的。像养父母的，他们心理的疏导和新的亲情关系的建立，这些都是需要长期来做工作的，所以我们首先是觉得要培养合格的社会工作者，社工做这件事，第二，从现在开始建立这些孩子的档案，有一个可靠的数据库来跟进，我觉得这种理性的积累和分析，和我们感性的这种爱心，这些都是同样重要的。

　　主持人：是不是我们应该还呼吁，大家关注这件事也不是关注这一、两个月，应该长时间关注。

　　杨澜：对，其实对于很多灾区之外的人，你不觉得在过去的这个十天当中，我们的心情一直很沉重？我觉得很多人也都感到有一种很压抑的感觉。当生活慢慢步上正轨的时候，有的时候人的本性是让我们去遗忘一些痛苦，这个并没有什么错误，但是我想如果我们更能够通过一些机制，一些机构，把这种关爱持续下去的话，对于灾区的人们就更有意义。

　　主持人：有一句话，人为什么快乐，就是因为人特别健忘，忘记自己会有死亡。

　　杨澜：其实健忘是一种保护的方式，其实对于外面救灾的人来说，我们倒要提醒自己，不要忘的太快。

　　杨澜有收养灾区孤儿的冲动

　　主持人：现在北京我知道有很多人想收留孤儿，这些孤儿到底会有多少人到北京来？

　　杨澜：我不知道，这个首先要经过民政部门的资料统计，第二，对于认养家庭的资质的审核什么的。

　　主持人：那么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冲动？

　　杨澜：我觉得我会有这样一种冲动，但是我尽量对自己说，这个孩子需要什么样的呵护更重要，从目前来讲，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孤儿救助基金，其实我们可以帮助大量的孩子，而且这些孩子其实他们如果能够有近亲能够来把他们带回家，对孩子的成长，情感的成长，一种亲情的纽带可能更好，而我们这些远在他乡的人可以通过一定的资金的，还有情感的支持，能够帮助他们完成这样一个抚养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状况完全要取决于孩子的情况，而不完全是我们的意愿。

　　主持人：现在好多家长拿这件事情教育自己的孩子，那么你是怎么拿这件事情跟孩子讲的，想培养他一个什么样的精神，或者得到一个什么收获？

　　杨澜：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说，都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其实不用我去给他们讲，他们回来会告诉我，妈妈，今天老师给我们说了一个什么故事，这个学校的小朋友他们互相抱在一起，然后最后遇难了，或者是有的老师怎么样为了保护学生遇难了，他们都会讲得热泪盈眶，他们给我讲这些故事。我从灾区回来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说，你看跟你们同年龄的孩子，他们已经学会带更小的孩子，甚至他们能够克制自己，说我要省下来这一口水给我的弟弟妹妹喝，或者给我的爸爸妈妈喝，我说其实这是非常难得的，然后我会把这些孩子的真实的故事告诉给我的孩子听。然后另外我也会跟我的孩子讲讲，如果遇到一些突发的灾难，你们应该怎么样自我保护，是应该怎么样冷静，比如说灾区的有一些什么同学，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很机智的躲到了课桌椅底下，包括在一路出来的逃难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有很多方法来求生，首先是不要慌乱，然后跟着大人，包括同学之间的相互帮助，我说你看你都应该向这些小朋友学习，学习他们这种冷静的和处事不慌的态度。所以我想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这一次他们所接收的信息是全方位的，包括他们献出自己的爱心，他们会从自己的压岁钱里边拿出几百块钱，上千块钱通过学校捐给灾区的小朋友，这对孩子来说都是一次教育的过程。

　　主持人：这次爱心卡片的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操作，作为我们新浪能帮您做些什么吗？

　　杨澜：其实这是我们通过北京市的一些教育机构，已经在征集了，我估计会多到我们拿不动，我想在六一之前我们把这些爱心卡片带过去，我们希望首都的青少年自己动手，来操作，也可以写上他们要对灾区孩子们说的话，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同年人之间的一对一的沟通，也是非常感人的，所以我们建议首都的青少年在爱心卡上，要留下你真实的姓名和寄信的方式。心理学家也告诉我们，虽然目前我们用手机，用电子的通信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但是对于灾区的孩子们来说，收到一封信，一封他们可以收藏，可以反复拿出来读的信，也是一种很好的心理安慰，而且当他们如果能够把信也寄出来的时候，他们自己写信的过程就是他们一个疏导感情的过程。其实书写的过程是他们宣泄情感的一种过程。

　　主持人：就是这个活动应该我们有去信，也应该有回信。

　　杨澜：我想是这样，但是限于当地的条件，不一定每一个灾区的孩子都能够写回来，但是有一部分能够写回来的话，对于首都的孩子们来说是多么难得的一份礼物，他们都可以收藏起来，如果发个短信就没法收藏。所以像这种最原始的书写的方式，和人们沟通的方式，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珍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