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大幕下的经济增速为何会下降

　　以下为文字实录：

　　周天勇：中国经济下行以后，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最主要的就是说以国务院发展中心的刘世锦先生为代表的一派，就认为中国经济的基数已经很大了，劳动力成本很高了，资源、环境、土地这些约束成本也在提高，约束也在增加，特别是与德国、日本、韩国、台湾比较，我们如果说按购买力评价计算的话，现在也到一万一千美元左右，他说大多数国家到一万一千美元的时候，基本上从8%的速度进入中低速。这是一派观点。

　　这样的观点构造说可能未来长期来看，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再拉上来了。所以，要淡定，也可能这样一种中低速度的增长可能进入常态化的格局了，我想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以林毅夫先生为主的一派，他说我们现在这个城市化水平按照常住人口6个月以上的才50%多一些，2013年也就54%左右，上述提到的这些国家它在高增长停滞，结束的时候一般都有达到80%，75%—80%，城市化人要进来，要盖房子，他们的消费水平比农村要大大的提高，你还要修工厂，修学校，修基础设施，因此他认为中国的高速度没有结束，近两年可能是一个调整期，未来还会上到8以上的速度，我觉得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现在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突然下降，为什么突然跌入中低速的增长呢？从刘世锦的一些观点来看，我觉得也有一些直接或者商榷或者什么的一些部分。一个就是说韩国在他的高增长的阶段大概从1960年开始，到2002年结束，他一直高增长了42年。台湾他的高增长从1950年开始，到1997年结束，8以下的速度我看了一下，他高增长了47年。47年，如果说我们的高增长，如果说不算强刺激拉起的这几年，实际上2011年就结束了，2011年结束的话，我们如果从1979年开始计算，也就33年。33年我们比台湾就短了14年，我们比韩国短了9年。所以，从年限上看，我们不应该这么早的结束，而且大陆不发达的地区还这么多。所以，我觉得不应当结束，从年限上比较。

　　第二个，城市化，台湾和韩国他在结束的那年两个都一样，80%城市化水平，而且像台湾在1980年它的城市化65%的时候，它的城里人的自有住房，就是我买了房子的是85%，租住房子的只有15%。所以，他们的城市化实际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就是我到城里来创业了，我到城里来就业了，我到城里来居住了，而且城里我有我自己的房子，还有医疗、社保、教育这些，他是一个真正的城市化。

　　但是我们和韩国，和台湾比较的话，我们2011年的城市化大概是53%左右，常住人口，6个月进来打工的这种。但是我们的经济学家们或者社会学家们把它叫做“伪城市化”，我估计真正意义上的正式化就是自己在城里有住房，有教育，有养老，有医疗，这样的城市化我估计也就三十二三左右，或者三十四。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那你和韩国和台湾的城市化差的太远了。也就是说你这么大的档口，人还没进来，房子也没有，教育也没提供，医疗社保都没有，而且他们进来，这样的话，他的消费如果他的整个家庭像城里人那样消费的话，相当大的一个经济增长的动力。所以，从第二点上讲，绝对不应当结束高增长。

　　第三，实际上台湾的城市化结束的那一年，它的人均GDP是14000美元，韩国结束的时候是12000美元。如果12000美元，14000美元，按当时美国汇率，按购买力平价的话他们快达到两万美元，就是他们也有购买力平价问题。我们在2011年，如果2011年高增长结束的话，只有5500美元，我们去年也就6800美元，和台湾、韩国差的太远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

　　还有一个比较是什么呢？就是说韩国和台湾它在高速增长的时候，居民都富裕起来了，我们似乎很多人没有富裕起来，这是大陆和韩国、台湾一个非常大的差距，如果你家庭还要富裕起来，那多大的一个增长率？因为他富裕就是财富，财富的增长就是经济增长率，我想这是一个。

　　另外，我看了一下，收入分配差距和财富差距，韩国在结束的那一年，那个三四年里，它的基尼系数只有3.1，台湾更低，台湾大概1994年到1997年这几年的基尼系数只有1.8，而我们在2011年的基尼系数，就是统计局公布的，不是民间版本的，不是比如说西南财大他们公布的0.61，我们是统计局公布的就是0.477，台湾是0.18，韩国是0.31，那就是说我们高增长结束它的三十多年中没有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没有解决贫富问题，没有解决城乡差距问题，而韩国和台湾在它的高速增长期间很好的解决了贫富差距，城乡差距问题，也就是说你人口里很大的一块是收入比较低的或者是这样的人口，如果这样的人口迅速的富裕起来的话，它的经济增长率会多高。

　　因此，我觉得从这些意义上讲，刘世锦先生他认为高增长结束了，低增长到来了，像台湾和韩国一样的，那你这些问题没法解决了。

　　新浪财经：再回到刚才说的第二个问题，城镇化，从克强经济学，总理执政到现在，这是一个很大的增长潜力，不可否认，但是刚才您提到一个词说“伪城镇化”，这是很多专家学者都在讨论的问题，在这种比如说户籍政策还没调整好，公共服务还没有解决好的情况下，但是这种基建投资这一系列的投资跟城镇化相配套的这种投资也好，或者相关的消费也好，都在不断的增长，这是不是说对整个中国经济还是很大的一个刺激？

　　周天勇：第二个我想说的，林毅夫先生，刚才我说的是刘世锦先生他那一块如果按简单的一个数据去比较就断定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长期的衰退期的话，还是似乎理由不充分，就是说没有说到点子上。但是林毅夫先生他提出，因为他说城市化还有这么大的空间，和韩国、台湾地区比较的话，那你确实有非常大的空间。我觉得他认为8%速度的增长还有15—20年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道理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实践是检验经济假说对不对的真理，就是说他不允许你，如果说我们没有强刺激的话，可能从2009年我们就开始衰退了，如果衰退到2014年，2015年看来也不见底，将近七年，七年时间的衰退，那可能这个城市化还会推动经济高增长15年到20年，可能是有它的问题的。这就带来一个什么呢？或者是发展经济学史，或者世界经济史上一个悖论或者一个之谜。什么悖论呢？你的城市化这么低，你的速度已经衰退，这好像不太可能，这是第一个悖论。

　　第二个悖论，你的居民还这么不是太富裕，他还有更多的财富，更多的什么，突然就经济停了，城市化没有结束，经济增长就放缓了，居民没有富裕，经济增长就放缓了，这在全世界，特别是东亚这些国家来看，或者是一些发达国家的一些案例里看，是不应该的，因为老百姓持续的富裕推动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