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纪录片里的中国形象

　　肖同庆

　　1895年12月28日，一个改变世界的日子，电影诞生。10年后的1905年，中国电影诞生。

　　事实上，在中国电影诞生前的10年里，电影中的“中国形象”已在世界上广为传播。电影在诞生的最初几年，基本上承担着猎奇世界的使命，遥远的中国自然成为摄影师注目的对象。可悲的是，在人类最早的镜头里，病弱的身体、匪夷所思的愚昧习俗、麻木又不无狡猾的神态，构成了影像中的“中国形象”。

　　1896年美国谬托斯柯甫公司(American Mutoscope Company)发行了两部记录晚清重臣李鸿章访问纽约的短片，叫《李鸿章在格伦特墓前》和《李鸿章乘车经过第四号街和百老汇》。迄今所知，这是关于中国最早的纪录电影，今天在美国版权登记局的记录上还可以查到这两部电影，可见它们在美国曾经公映。这两部影片也在日本放映过，当年日本的优秀解说员德川梦声曾为这它们做过解说。据他回忆，影片是跨带式循环放映，他还记得解说中的话：“李鸿章这位天下英杰，世界伟人，随意走动，这是活动照相的真正价值。”

　　1898年，托马斯·爱迪生派一名摄影师作环球旅行，执行公司拍摄计划，其间曾访问中国的香港和上海，由此诞生了一批拍摄中国的纪录短片——《中国仪仗队》、《跳舞的中国人·傀儡戏》、《香港总督府》、《香港商团》、《香港码头》、《香港街景》、《上海警察》和《上海街景》。我曾在中国电影资料馆长时间观阅这些影片，每部约30秒到1分钟，画面质量已经严重受损，而且没什么实质性内容，可我还是强烈地被历史的斑驳和沧桑所感动。

　　1900年，世界媒体也在关注着中国的庚子之变。曾是卢米埃尔摄影师的詹姆斯·威廉逊就在那时拍摄了《中国教会被袭记》。而乔治·萨杜尔在《电影艺术史》中透露，这部片子是威廉逊指挥着他的家人搬演而成的，在今天叫“真实再现”。影片前半段情景是义和团攻打教堂，外国侨民拼死抵抗；后半段则是联军的战斗场面。画面上义和团团员的辫子明显是假的，外国侨民开枪时会冒出一股白烟，其中有位穿白色连衣裙的外国女性，扮演的惊慌失措相当真实。从电影的气氛看，这显然不是简单的游戏之作，而是威廉逊为配合国内宣传特意制作的一部电影。威廉逊似乎没有胆量在真正的战场上出现，而美国的摄影师则跟在美国第六骑兵队后面，相对完整地记录下联军攻打北京的战斗场面。

　　1902年谬托斯柯甫·比沃格拉夫公司(American Mutoscope and Biograph Company)拍摄了《北京前门》、《天津街景》和《李鸿章和他的随从》3部影片，这不再有假，已经带有相当纪实的历史内容。那时中国刚经历庚子之变，北京残破的城楼和天津倒塌的城墙是八国联军的炮火留下的产物。在《李鸿章和他的随从》中，这位晚清重臣从屋里出来，从画面上看，他身材高大，走路颤巍巍的，非常老态，需要有人携扶；当时他已年逾八十，且重病在身，正在主事与八国联军的谈判。

　　当时外国人拍摄的关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影片，主要是游记似的街景和人群，还有诸如古城建筑、街道店铺、小商小贩、交通工具、服装服饰、庙会娱乐等等。片中机位很少变动，大多是一个长镜头下来，而且没有特写。即便如此，这一个个长镜头凝聚了那个时代的现场气氛，再现出中国人的各个生活场景、生活形态和社会形态，模糊不清的影像却让百年前的历史有了几可触摸的质感，仿佛可以阅出当时中国的表情。当时中国人的麻木、软弱、愚昧是写在脸上的，对外国人的好奇，透过他们对镜头的注视表达出来，令人揪心。

　　在中国电影诞生前的近10个年头里，保留在这些纪录片中的中国是一个贫弱不堪的形象。落后的生产力，严酷的生存状况显露无遗。抬轿的苦力，轿子里的权贵，饥馑的孩童，无家可归的难民，进出租界的外国军队，这些令人震惊的日常生活细节共同还原出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恐惧、痛苦和死亡，是早期中国题材纪录片的唯一剧情。这些真实的影像成为“镜中的自我”，通过西方人的镜子看中国。当时许多中国留学生正是从这些在国外放映的影片里看到了民族的衰落、人性的扭曲和精神的萎缩，并最终成为促发他们猛醒的催化剂，于是剪辫子、禁缠足、反夫权，倡导男女平等，激烈批判国民性，如鲁迅弃医从文，从此走向启蒙之路。影像的力量点燃了中国最初的复兴之火，这也可算做是纪录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