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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勇：新一轮税改将提高个人税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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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一下现行的税收制度结构，给大家提供两张版图。大家只要把其中属于在生产经营环节当中征收的间接税税种挑出来，然后把它们分别占的份额做一个加法。立刻可以看到这个比重大体上已经在70%上下了。所以我们只需记住，政府每取得100元的税收，其中有70元是通过间接税收上来的。
大家再看第二张版…
分析一下现行的税收制度结构，给大家提供两张版图。大家只要把其中属于在生产经营环节当中征收的间接税税种挑出来，然后把它们分别占的份额做一个加法。立刻可以看到这个比重大体上已经在70%上下了。所以我们只需记住，政府每取得100元的税收，其中有70元是通过间接税收上来的。
大家再看第二张版图。换一个角度来揭示税制结构。是谁把钱交给了税务局？是在座的你、我、他吗？或许我们交过，但我们绝不是主要的角色。那么是谁交的呢？中国政府每收到100元的税收，其中有90块钱是从企业腰包里所获取的，而不是取自于自然人的腰包。
现在，我们把这两张图放在一起，可以看出现行中国税制结构所具备的三个基本特征。我们可用数字去描述：
第一个基本特征是70%，即70%的税收是来源于间接税。间接税是要通过价格渠道转嫁出去的税。当我们提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市场成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导力量的时候，如果这个价格当中税收的含量大，那么它所反映的信息就不一定完全是资源配置状况。
第二个基本特征是90%，即企业税负占到了全部税收的90%。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家经常说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高呢？其实这非常容易解释，因为中国的宏观税负约等于企业税负。政府每收100元税收，有90元来自于企业的腰包。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千斤重担如果两个人分担，每人也就五百斤。但是，如果千斤重担中有九百斤归了一个人，另一个人只担一百斤，那岂有不重之理？现在大家非常看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谓供给侧主要不是指企业吗？要给企业减负，该从何处入手？我想也是能够说清楚的。
第三个特征是由70%、90%推演而来，即6%。在现实生活中，只有6%的税收是自然人作为纳税人交给税务局的，在现实生活当中，中国政府和中国居民之间的税收联系渠道，其实是非常狭窄的。我们经常把调节收入分配的希望寄托于政府，政府部门也经常信誓旦旦地说要通过税收手段调节居民的收入水平。
但是，你深入下去看，税收不过是个统称，税收是要落实到具体的税种身上的。政府可通过什么样的税种直接触及居民的收入？你所能看到的无非是个人所得税，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税种吗？基本上没有了。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很多中国人已经拥有了财产，但迄今为止，中国自然人居民身上并没有缴纳财产税，这当然使得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捉襟见肘。
本轮税制改革所涉及的税种就是六个，包括增值税、消费税、环境保护税、资源税、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作为配套改革又加了一个税收征管法，整个税制改革的版图就被我们描述为“六税一法”的改革。
直接税要从30%的比例向上走，而间接税要从70%的比例向下调，这就是本轮税制改革的基本路线。直接税更多讲的是自然人的税，所以自然人税负要增加。间接税的纳税人是法人，法人承担的税负要减少。
今年从5月1日开始进行的全面营改增，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这就是六税当中迄今为止最抢眼的一个税改项目。保守的估计，整个营改增进程会有9000-10000亿元税收收入的减少。间接税减少之后所腾挪出来的税收收入空间谁来填补？很显然，要寄希望于直接税的增加。
税制改革要向公平正义方向走，个人所得税就要搞综合制。要判断一个人的收入有多高，和其他人相比差距有多大，最好的办法是把他所有的收入加总求和来计算，这就叫综合所得税制。如果现在实行综合个人所得税制，我们都不知道如何去征税，这就是现实问题。综合制的个人所得税怎么综合？要把这么多的个人收入信息，以自然人为单位汇集到一起，这是一个需要攻克的多么大的难关啊。
第二种直接税是房地产税。房地产税是左右人们在房地产领域投资和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大家不妨想一想，什么时候能征收，其实重要的是要看税务局本身的征管能力。因此，本轮税收制度改革的难点、看点和重点，肯定是锁定于直接税的。
令人遗撼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直接税改革的实质效应。房地产税，原来是要排在个人所得税前面率先启动的，当时的设想很好，说能在2017年大体上有个框架，能不能在2018年、2019年启动征收？现在看来是裹足不前的。
第三个税种是遗产与赠与税。朱镕基总理曾说过，有一位日本人告诉他，日本很少能出现连续三代的财主。为什么呢？因为有遗产与赠与税在。当一个人死亡，财产要移交给下一代的时候，政府就要通过税收制度就参与分配了。这样一个税种尽管对税收收入的贡献额度不会很大，但是对于一个现代国家的税收制度，对于一个趋向于公平正义的税收制度而言，则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这样的税收制度方案不能只存放在抽屉里，而是要列入到税制改革系列中去。
为什么全面营改增也好，整个间接税改革也罢，只要下了决心，只要有需要就可以启动。而一旦涉及到直接税，改革的动作就变得如此缓慢，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有时候连雷声都在减弱，那又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当下中国的税情。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是认识盲区。中国大多数人基本上只知道现实生活当中有直接税，不知道生活当中有间接税。两会上不少代表和委员提交了涉税提案，但归结起来，基本上都是瞄准个人所得税的，甚至于只瞄准于个人所得税当中的一个税制构成要素，即所谓的起征点。除此之外，有哪位代表或委员针对中国的间接税提了什么预案？不能说绝对没有，但绝对非常之少。马克思曾经讲过，税收是政府的“奶娘”。要把真实的税收状况展示给大家，让大家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背着抱着一般沉”的道理。
其二，理念的误区。在政府部门内部，相当多的人，把隐性税比重高误作中国税收制度的优越性。间接税相对于直接税来说，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不论企业盈亏，只有企业还在运行，就有税收。比如这块手表，我是五千元买入，在正常条件下五千五百元卖出，我可得到一点利润。如果五千五百元没有人要，我不得不赔本卖三千元，照样要交税。我们的税收稳定可靠性也就体现在这里了。特别是在征收和缴纳环节，由于隐含在价格当中的税收障碍了纳税人的双眼，征纳环节的矛盾相对较少，老百姓感觉不到纳税如同割肉，所以间接税比重高就一直被当作一个优越性。
第三，税制的惯性。从“一五”时期我们实施税政实施要则开始，在税制和价格的设计上，一直是把它们捆绑在一起的，而没有把税和价当作不同的形成机制来设计。刚才说的那块手表5000元，你可以直接掏5000元把手表拿走，其实税就含在价格当中了。但是如果你走出中国，当外国人告诉你这块手表是五百美金时，你交五百美金能拿走吗，拿不走。因为你还得加上税，国外的税和价是分离的，而我们是绑在一起的。
第四，税收的征管。我们的税收征管一直是“间接加截流”的状况，税务机关只适用于征收间接税，不适用征收直接税。税务局管单位，单位再去管个人，只要有单位做中间环节，就把政府和自然人之间的纳税联系隔离开来了，直接税自然就演化为间接税了。
第五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经济下行的条件下搞直接税的税改，就可能会危及社会稳定。照此而论，直接税改革任务真有点生不逢时。全面营改增的前提条件是稳定税负，而稳定税负的背后是政府支出本身不变，这是税改的一个大前提。在这样的前提之下，间接税真的减下来了。但直接税呢？又是裹足不前。
这两者之间的连接物就是增加赤字。今年三月份，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明确指出，去年的财政赤字是16200亿元，今年的财政赤字是21800亿元，增加了5600个亿。这5600亿为什么要增加呢？其目的就是为了给企业减税，要给企业减5000亿元的税，而这5000亿的税要靠5000亿元的财政赤字来支撑。在直接税改革没有能够如期推进的条件下，我们只好选择了一条次优的道路，这就是以财政赤字来支持全面营改增。这个次优选择其实是有一定的财政风险的。
我们都深知前几年的欧洲债务危机，后来又有美国的财政悬崖，其实都是一种风险逐步累计的过程。我们也深知中国也存在各种各样的经济风险，所有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是财政的风险。在全面营改增正式启动的条件下，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忘了直接税的改革，不要忘了要以逐步增加直接税比重，来推动和支持本轮税收制度改革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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