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经济结构调整与增长动力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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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长安讲坛----经济结构调整与增加动力转换
李稻葵：今天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个话题，就是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增长动力转换。目前，中国经济出现了若干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分歧很大，不同的意见也很多。我总结为五个问题，前四个问题是核心，第五个问题是推论。
第一个问题，从去年年终开始的增速…
主题：长安讲坛----经济结构调整与增加动力转换
李稻葵：今天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个话题，就是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增长动力转换。目前，中国经济出现了若干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分歧很大，不同的意见也很多。我总结为五个问题，前四个问题是核心，第五个问题是推论。
第一个问题，从去年年终开始的增速回落是否已经见底？宏观经济的回落是否已经见底？
第二个问题，已经讲了若干年的结构调整，是否已经出现了重要的进展，还是根本没有进展？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焦点问题，观点非常对立，观点非常不同。
第三个话题可能更重要，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到底还有多大？是林毅夫老师说的未来10年是8%呢？还是有人说的6%，甚至更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到底是多少？这个话题也很重要，任何讨论中国经济的运行，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即便有人不回答，但是在潜在分析中也做了假设了。
第四个问题，新增长点在什么地方？如果旧增长点比如房地产、出口已经离我们远去，那么新的增长点在哪里，这个问题也必须回答。我讲到的这前四个问题是躲不过去的，只有把这四个问题回答清楚以后，我们对第五个问题才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那就是政府到底应该做点什么？对第五个问题回答，完全取决于对前四个问题的分析。
为了能把我的观点更加清晰地表达出来，我想用跟一般放电影和演戏剧相反的方法，我先来透露剧情，先讲结论，再展开一点点讲，然后回过头总结。
我基本观点有4条。第一个观点，经济结构调整向好，拐点已经出现。2007-2009年之间，这个拐点已经出现了，经济结构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我有很多证据支撑这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中国经济潜在的长期增长率仍然比较高。至少未来10年在7%以上，这是我的结论，不要认为这是武断的推论，下面我有很多证据。
第三个观点，中国经济短期增速下降，具有比较明显的周期性因素。周期性因素既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
第四个观点是推论。根据以上三个观点，我的推论是，在短期来看，一些重点领域的改革必须加快，目的是要催生新的增长点，加快动力的转换。就像大轮船行驶一样，一边行驶，一边要换动力，换发动机，旧的发动机逐步退出去，把新的发动机装上去。这是我的四个观点。
现在比较主流、比较占上风的观点是三条，第一条是增速下降还没有见底，还会下降；第二条是结构调整进展不大，仍然是政府主导，仍然靠投资拉动；第三条是长期潜在增长率已经大幅下降，因此，增速的下降应该乐见其降。持这个观点的，比如我非常尊敬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老师，他有非常系统的分析，我认为这也是多数派的观点。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判断
首先，我谈一下对结构调整的判断。咱们从数据出发看问题。这张图是我的一个博士生徐祥(音译)过去几年下了很多工夫做出来的。这张图反映的是中国居民消费到底是多少？居民消费和GDP的结构关系是什么样的？
我们先看最下面的一条绿色的线，这条线是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到2013年是36.2%。根据我们的测算，从2007年开始，中国经济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开始上升了，今年已经达到44.5%了，接近45%。我们为什么跟统计局的数据有差距？我们认为国家统计局在测算居民消费的问题上，长期以来，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越来越低估，越来越不准了。为什么？国家统计局测算居民消费的时候，用的是家境调查，入户调查，国家统计局手里面大概有7万户的家庭，每年从7万户里面抽出两三万户进行入户调查。这个入户调查为什么不准呢？因为入户调查得不到很多中高收入家庭的合作。被调查的家庭需要和统计局紧密配合，密切配合，事无巨细，把每天的收入和支出从几毛钱的消费到几十块钱的消费都报出来。而中高收入家庭收支情况复杂，时间宝贵，不太愿意和他们合作。在辽宁省搞入户调查时，随机抽样样本，抽到了副处级干部以上的家庭，这些副处级干部说我们没有时间，也不愿意把自己的收入向你们公布。于是统计局就出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副处级以上的干部，不加入家境调查，这么一搞就明显存在问题了。所以我们坚持认为应该对它进行调整。我们用零售的数据，中间的横线是零售的数据，大家注意零售和消费不是一码事，因为零售里面多了集团采购。比如到年底，因为财政拨款快到期了，单位要采购一批办公用品，赶紧花掉。如果到市场采购的话，会进入零售统计，但是这个统计不应该作为居民消费，是办公用品，这是零售高估居民消费，但是与此同时，零售也错过了居民消费的重要部分。现在很多家庭父母花钱搞家教补课，但补课家教并不在零售统计里面，劳务培训教育服务不在零售里面，所以零售数字也低估了一部分居民消费。还有一条，零售数字算的是规模以上比较成建制、有一定规模的零售企业的零售额，小型零售商店就不算了。因此零售这个数字也需要调整。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把集团采购去掉，把教育服务等等服务型的消费重新调整，最后我们算出蓝线，从2007年开始，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开始上升了。这件事统计局的工作人员私下承认，但是说不要引用，他们不想造成系统性的偏差。
各位就要追问了，为什么从2007年开始，居民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开始上升了？消费上升另一个反映侧面，是我们的进口量在上升。相对而言出口量下降。因为国内消费一上升，出口量就会相应的放缓，进口量就会上升。因此，出口减进口除以GDP，我们的贸易顺差与GDP比重逐年下降，最高的2007年贸易顺差达到8.8%。2007年我们的GDP里面，每生产一块钱GDP，8.8元是外国人消费的，这几年一直下降，一直降到2.5%左右。上面那个图消费是2007年拐点，贸易顺差的缩小也是2007年，时间点完全一致。
这张图里面有两个小故事。一个小故事是2010年，我们国家领导人去参加20国集团的峰会。在峰会上，各国政府提出一个要求，我们要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贸易顺差国要想法设法降低贸易顺差的比重，贸易逆差国家也要降低，当时提的是顺差占GDP4%的目标。我们的领导人和随行的部长们包括央行行长、财经部长经过一番讨论，觉得恐怕达不到，就没敢签字。事后看来，这几年我们的贸易顺差都在4%，3%以下。
第二个故事，2014年的贸易顺差略有上升，大概接近3%了，大概是3800亿左右，这个比重略有上升。原因很简单，2014年国际油价下降，国际原材料价格下降，所以我们进口产品的价格迅速下降。3800亿美元，我们去年是10万亿美元的GDP，正好是3.8。咱们就算一笔账就清楚了，我们国家去年原油整个消耗量是5亿吨，其中3亿吨约60%是进口，3亿吨原油乘以7，就是21，大数是20亿桶原油。去年每桶油的价格降了20美元，再乘以20亿桶，400亿美元。去年贸易顺差，如果原油价格不降，我们贸易顺差就是3400，我们还没有算铁矿石，铁矿石铜的价格降了一半，所以去年这个数字上去了。美国财政部是负责汇率的，每年都在计算我们的贸易顺差。原材料价格下降，原油价格下降，对世界主要的国家都有重大的影响，比如印度历年都是贸易逆差，去年终于搞了一个贸易顺差很高兴，感谢原油价格下降。
日本经济长期以来都是贸易顺差。自从福岛核电站泄露事件以后，日本人不搞核电了，转向大量进口原油，大量进口天然气发电，所以日本过去连续两年出现贸易逆差，这在日本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去年日本也出现了顺差，就是这个原因。当今世界原材料价格下降，对很多国家是重大利好。
为什么贸易顺差下降，为什么消费比重上升？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我们算宏观经济的比重。2006年我们发了文章，当时的结论这个比重上升。下面这根线是消费占GDP的比重，上面那个线是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开始，逐步逐步往下走，到2010年，基本上是零点。从2010年开始迅速下降，2007年降到了42%，中国经济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对这个问题很多老师做过研究，包括经济系主任白老师也做过研究，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个事，我们从宏观角度来看，他从工业经济角度来看。到2007年一直下降，到2007年以后反弹往上走，现在仍然往上走，这是统计局的数字，有可能低估了劳动收入，但是趋势是没错的。我们2006年就发了文章，我们预测劳动收入下降在未来若干年会逆转。为什么当初我们有这个结论呢？
我们的解释是，中国经济是一个二元经济，二元经济有大量的劳动力力在农村要进城，这个人数过去是很多的，所以在劳动力市场上，想进城的这些农民工或者农民，没有很多讨价还价能力。只要城里面的工作岗位，能给农民工的收入再加上一点路费，再加上一点离开家人，离开孩子的感情补偿就够了，他就愿意进城打工了，这个市场就均衡了。与此同时，农民工进城以后，产生的劳动生产率，就是每一个工人所产生的附加值(就是GDP)，资本在积累。每个农民工身上背着的跟他一起干活的机器在上升，去年是手动的，今年是半自动化的；去年是电动工具，今年是风动的。所以每个农民工的生产效率在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在提高。但是由于人太多了，工资一直上不去，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差价，我们过去叫剩余价值，现在叫利润在上涨。利润归到资本所有者，谁是资本所有者？可以是民营企业家，也可以是国有企业，反正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工，这就是当时下降的一个原因。
我们推算，到一定时候，农民工不愿意干活了，不愿意进城了，除非加工资，那时候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就开始上涨了。这是我们结论，也是我们的模型。2006年，我们还搜集了全世界各国历史数据，发现了U型规律。我们预测未来若干年，两三年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2006年发的文章，数据是2004、2005年的，结果到2007年的时候就上升了。这就是中国经济发生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增长。
为什么劳动收入比重上涨跟消费是一致的呢？因为绝大部分的消费者收入来源靠劳动，所以劳动收入一上涨，消费就往上走。这件事跟网购完全一致。衣服是第一大网购对象，因为实体店的衣服太贵，网购价格就很便宜，所以京东和淘宝争的是衣服市场。普通百姓买不起高价产品，主要是在网上买衣服，所以推动了网购，这是大众消费。
为什么劳动收入比重上涨了，那是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愿意出来打工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了。关于这件事，现在仍然有很多争议。有人认为农村还有剩余劳动力，有人认为没有。蔡昉专门研究这个，他也是50人论坛成员，他的观点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殆尽，但是我们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做了一个图，这也是徐祥的工作，你看这个黑线是转移劳动力与整个农业劳动力的比重，现在接近35%了。这个数字不能证明农村就没有剩余劳动力了，因为我们不知道农村需要保有多少劳动力，我们不知道农业生产最终需要多少劳动力，咱们不知道，但是趋势是很清楚的，整个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在下降。红线代表整个农村的劳动力数量在缩小，进城打工的和留在农村的比重在上升，这是千真万确的数字。我给你一个证据，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红线从2008年开始出现，红线是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速，包括进城打工的收入，蓝线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从2008年开始两个同步了。一般来讲，在2008年之前(2004年是例外)，农村收入基本赶不上城里人收入的增长速度。到2008年这两个同步增长，到2010年逆转过来了，农民工的收入增长速度超过了城里人的收入增长速度。
不要以为这个数字很抽象，这个数字跟我们很近。我们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毕业生，包括金融系、会计系所谓就业前景比较好的毕业生，毕业工作的起薪现在比不过在清华大学校园做建筑工作的工人收入。他们是包吃包住税后收入至少五千，熟练工人一万，相当于你找一份月薪在一万五以上的工作。当然工作条件不一样，我们的毕业生恐怕不太愿意去建筑工地，要去的话也不能在学校里干活，那多不好意思，但是这是事实。蓝领工人的收入，至少是起薪，将超过白领工人，这将会长期存在，而且会越来越明显。1993年我去台湾，就发现有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很多高工资、高收入的蓝领工作岗位空缺，必须找菲律宾的移民补充。这是中国社会的特点，学而优则仕，都不愿意去干粗活。这是好事，不是坏事，我们巴不得农民工的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城里人，农村人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已经是3.3倍了，现在开始有解了。这个图再延伸一下，还有一个结论，这张图可以告诉我们，中国社会收入差距，如果用基尼系数算的话，基尼系数变小。因为中国收入差距最大的差距就是农村和城市。就像我们这间教室的同学收入差不多，没有什么差距，但是教室之外的同学们收入比咱们低，如果教室里人的收入水平低过他们，整个的收入水平就拉平了。国家统计局前年公布了一个数据，说中国收入差距在缩小，导致网上骂声一片。数据不可能造假，只是他们想到的是城市情况，城里内部收入差距可能拉大，也可能农村内部拉大。但是影响收入差距的最大因素，是城乡差距应该在缩小，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
消费在提高，出口比重在下降，城乡差距在缩小，跟这个图也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是结构调整的图。出口拉动经济的动力在逐年下降，2012年、2013年都是负的。同时投资拉动增长的比重也在下降，投资的贡献从2009年的88%，下降到2013年的54%，去年差不多也是这个数字。那么跟这个相关的就是消费在贡献经济增长，这就是我们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现象。居民消费按比例在上升，劳动收入在上升，农村的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城里。然后出口贸易顺差在下降，这是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那么作为重要推论，我认为这一系列的调整，正向往上去的发展趋势，都是市场经济激励带来的，而不是政府政策带来的。在徐祥的文章里面，我们还做了计算，国家搞了一个农村医保全覆盖，假设政府给农民提供了医保，农民把这方面的钱都转向消费了，它能解释的消费增长都是个位数，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我的意思是说，确实是中国经济增长到这个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出现变化，开始发力了。正如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哈佛大学教授，结构经济学的鼻祖钱大理(音译)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出现调整，到了这个阶段，并不是政府政策发力。所以要保护，要呵护这么一个趋势。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到底在哪里？刘世锦主任强调，未来10年要降到6%以下。他的观点是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正在下台阶，也应该下台阶。他有一个说法，要做多驾马车同步降温，消费要降温，生产要降温，投资要降温，出口要降温，我表达的可能不是很准确，多只靴子要落地，这是他最近在博鳌论坛上讲的。他说现在增长速度降下来了，但是产能并没有落地，靴子还没有落地，还在削减，还没有下来，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我总结一下，他们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蔡昉的观点，劳动力的增速在下降，劳动力不增长了，经济增长肯定会下降。认为到2015年全中国的劳动力总数就开始下降了，因为人口逐步出现老龄化了。
第二个观点，社科院余永定老师，也是50人论坛的成员。他说劳动生产率增速在下降。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副总裁朱民(音译)也反复讲这个观点，他说的不光是中国，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余永定老师讲，GDP无非是劳动人口总数乘以劳动生产率，就是劳动人数乘以每个工人的产出，这两个都在降，增长也要降。这是很符合逻辑，逻辑内部是很严谨的。
第三个观点，这个观点是刘世锦主任反复讲的，说经过仔细的研究，全世界有13个国家在过去四、五十年之内超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他们发现一个普遍规律，当人均GDP超过1万1千美元之后，增长速度就会下降。1万1大概就是智利的水平。智利是拉美里面比较好的国家。这个国家管理的很棒，比欧洲还要欧洲。
话说回来，根据以上这三个理由，我想讲讲我的观点。首先制约中国经济中短期(现在及未来五六年)的因素是什么？是在生产这一侧，还是在需求这一侧？换句话讲，今天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因为我们的生产能力跟不上，还是因为没有需求？显然是没有需求。今天的中国市场，基本上每一个产业都是产能过剩。重化工不说了，消费品手机、汽车，基本上都是产能过剩的，所以劳动力的增长放缓解释为生产能力增长慢了，实际上这不是制约中国经济下降的元素。你要解决的是消费，买房子要限购，买汽车要摇号，不是生产能力跟不上，而是总需求侧出问题了。中短期谈劳动力这个因素为时过早了。
第二条更重要的是，不能只看劳动力的人数，还要看劳动力的素质。中国劳动力的素质，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是最高的。我们有一大批初中或者是高中毕业的蓝领工人，素质确实很高。你到那些发展中国家看一看，就会特别有感触，我讲一个例子，当然这个例子比较极端了。我第一次去印度的时候，我非常好奇，在一家印度餐馆吃饭，发现里面还有东北人。我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他说我们来修路的，是世界银行贷款的项目，修一个德里城外相当于北京的四环路。我问修多久了？他说修一年多还没有修完。我问你们的工人是从哪来的？他说主要是来自国内。这我就不理解了，印度工人便宜，工资比中国工人低五六倍，甚至低十倍，为什么把中国工人搞到印度去修路？他说你不知道，印度工人虽然工资低，但是没劲儿，工作两小时就要休息两小时。而我们的工人一口气干6小时，周末还干，干完了存了钱就回老家了。我们的工人效率高。
印度的文盲率是30%，妇女文盲率60%，非常高。印度的文盲跟中国的文盲定义不一样。中国的文盲，我不知道标准是100字，还是150字了，有一个标准，你认识200字，或者250字就不是文盲了。印度的文盲是什么？如果你签字的时候，不能签出自己的名字就叫文盲。如果按印度标准，我们阿Q就不是文盲了，阿Q还能把自己的名字写个圈，画的很圆。中国劳动力素质很高，而且这几年还在提高，我们一年700万大学毕业生，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是学工程，而且我们工科院校毕业的毕业生相当于西方国家工程硕士的毕业生。我们是正经学数学考进来的，西方学工程的本科生都是后两年学五六门就算工程的了。芝加哥大学是好学校吧，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只要能学4年经济学的课，就是经济学毕业。我们不止4门课，如果我们经济系学生学4门课，经济系学生就闹翻天了。这个老师说要学计量，那个老师说要学资本论，有的要学宏观经济，有的要学微观经济，公共财政必须也要学，各科老师一吵，起码要上七八门课。
我们的专业训练很好，当然也有问题。比如工科培养学生动手能力不行。我到德国去访问，碰到好多清华校友，他们是清华本科毕业再到德国学工程。我说德国人工科厉害，你们在清华的工科训练和读研究生阶段与在德国学工程的本科德国学生比怎么样？他说不要提了，他们基础训练比我们差远了。比如说看一个公式，看一个积分怎么弄出来没反应，我们一下就有反应了。但是德国人从小周末就跟爸爸学修汽车动手能力强，总的来说我们素质不差。所以我反驳，我说不能简单看劳动力，因为现在我们的制约因素不是供给，而是需求。而且就算是供给方，我们劳动力的素质提高是很快的。
劳动生产率这个观点怎么反驳？我很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我讲讲技术问题。劳动生产率这个数字很好玩儿，它是顺周期的，当经济增长速度快的时候，劳动生产率涨的非常快，而今天中国经济，包括世界经济都出现了增长速度下滑，这个时候，这是计量经济学的基本道理，这是宏观经济基本道理，你算出来的劳动生产率一定是慢的，它是顺周期的。就好像一个人，生了病了，胃口就变小了，你不能说因为胃口变小了，就生病了，这个道理是不对的，你去算劳动生产率。
1986年我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学的博士生基础课叫做宏观经济学，是曼昆讲的，第一次听他讲宏观经济学。王一江、胡祖六、樊纲还有我，四个人一起上课。当时我们说曼昆老师上课太简单了，没有公式，什么都没有，我们听了以后觉得不过瘾。他有一节课专门讲劳动生产率为什么是顺周期，当时我们特别不理解，我们每节课下来讨论，我跟樊纲说曼昆为什么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有什么意思？为什么讨论顺周期、逆周期有什么意思吗？不懂，我们当时真的不理解。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原来他们争论的可能是这个问题，是劳动生产率下降带来了经济周期，还是经济本来就有周期。就像凯恩斯讲的，经济周期出现以后，才有了经济顺周期。当时老师引导我们讨论这些事，我们还不理解。所以我坚持认为，劳动生产率增长是顺周期的，为什么顺周期，我讲一个理由。比如说我们盖一个工厂生产电脑，经济好的时候，电脑产量上去了，销量很高，这个时候工厂不可能雇工人，因为活多人手少。工人们加班加点，工作效率提高发奖金，这时候按人头算，每个工人生产电脑量上升。相反，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电脑销量下降，我们会解雇工人吗？也许会，但是肯定不敢大规模解雇，因为这是大事。但是产品销量下降往往超过工人被解雇的速度，所以生产效率一定是顺周期的，所以不能够说这两年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下降，因此未来的劳改生产率就下降，从此就是这个趋势了，不是这样的，这是顺周期。
下面我讲一下关于人均GDP的观点。我认为不能简单算一个绝对值，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潜力，更多的取决于这个经济体与领先国家的差距，换句话来讲，我们追的是移动的靶子。美国是全世界经济发展大国的领跑者，人均GDP5万美元。据我所知，全世界凡是人口超过一千万的国家，没有哪个国家人均GDP超过美国。德国人均GDP大概是美国的80-90%，日本人均GDP曾经达到90%多，澳大利亚上世纪七十年代曾经超过美国，但是很快就跌落回去了。这些发达国家跟美国基本上是平行的发展，总有百分比的差距。
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标杆，它的商业模式、技术都是我们不断学习的对象。美国人搞facebook，我们搞微信；美国人搞twitter，我们搞微博；美国搞雅虎，我们就搞搜狐、新浪。我们的服务业尤其是互联网行业，包括零售像淘宝应该超过美国了，但是我们制造业，其他的行业还在赶超。所以我的观点是，不要谈人均GDP是多少，而是要谈差距。我们跟美国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人均1万1千美元不是拐点，等我们和美国差距缩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时候恐怕才是拐点。我们认为，要研究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必须考虑这么几个因素。
研究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的考虑因素
第一，必须考虑与前沿国家人均GDP的差距。今年按购买力评价计算，美国是5万，我们是1万左右，我们是美国的19%。我们要看东亚国家和其他赶超国家，当人均GDP是美国19%的时候，他们具体是什么状况，而不是简单按照目前的人均1万1，1万2来算。
第二，要考虑人口与制度的禀赋。国与国情况大不一样。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文化传统和人口素质，决定自身未来长期增长的潜力。我们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比较谨慎，长期属于顺差，财政基本上有盈余，没有赤字(所谓有也是假赤字)。社会储蓄率比较高，注重教育，人口素质比较高，同时经济开放度非常高，这样的经济体是具有赶超能力的。
这个图最上面那个线，是日本人均GDP与美国的关系。如果美国是100%的话，日本在1992年、1995年达到了美国的85%左右，现在跌到了70%。最上面的蓝线是日本人均GDP按照购买力评价，相当于美国的百分之多少。中间那两根线是中国台湾省和韩国的人均GDP与美国的关系。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人均GDP已经非常接近，而且达到了美国的70%，他们的增长速度放缓了。韩国这两年增长速度和美国差不多，只有2-3%，这个不奇怪，人家跟美国差距很小了，这应该是很高了。台湾也一样。我们是这条红线，今天不到20%，这里面没有什么理论，就是基本的事实。
当东亚经济体分别达到美国GDP19%的水平时，他们的增长速度是怎样的？日本1956年左右达到了美国19%，在5年之内增长速度是8.6%，5-10年之间增长速度是9.4%，10-20年，在第2个10年以后，增长速度才降到6.9%。到了20-30年降到了4.3%。韩国达到美国人均GDP19%的点是零点，零点往后推5年，韩国是10.8%，5-10年8.6%，10-20年6.3%，然后是4.0%。台湾地区8.9%，10.7%，8.2%，6.2%。我们和他们可以相比的就是第一条线，在达到美国人均GDP19%水平之后的下一个5年，这三个都明显超过7%。这个图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有信心，潜在增长速度不至于那么差。
下面这个图我们做了两个途径，上面的红线，按照东亚模式增长，以美国GDP100%为假设，在未来35年，中国的增长路径是什么样的。下面的蓝线是假设中国很不幸，落入到拉丁美洲的发展方式，我们将怎么发展。我们把拉丁美洲国家达到美国人均GDP19%以后的增长路径拿过来做比较，2050年我们应该达到美国的40%，可能还会下去一点到35%，可能落入拉丁美洲的陷阱。按照最悲观的情形测算，到2050年，中国人均GDP是美国人的40%甚至跌到35%，但是由于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以上，4乘3.5，我们的经济总规模将是美国的1.4倍，这是最悲观的情况。假如按照最乐观的情况，按东亚模式发展，到2050年，中国达到美国人均GDP的75%，4乘7.5，我们GDP就是美国的3倍，这个情景是很吓人的。
有意思的是，从2015到2022年这段时间内，这两个路径没有区别，即使按照最悲观的拉丁美洲模式，我们也能够按照7%、8%的速度增长。分水岭可能出现在2026年，也就是下一届领导上来才会出现这个结果。我想说的就是，大家要对增长潜力充满信心。
如果大家认同我的观点，也许就要问，为什么现在的增长速度下滑？我们的解释是，这个增速下滑不是潜力在下滑，而是周期性因素影响，或者出现顶风，或者出现逆风，或者路面情况不好，属于周期性、短期因素。我认为有三个短期因素出了问题。
第一个因素是房地产。过去几年房地产过热，房地产商提前把房子卖了，现在我们的人均住房面积是35平米，89.9%的家庭至少有一套住房。去年固定资产投资是15%，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降到10.5%，拖了后腿。尽管今年有救市政策，但是前几年房子卖多了，这几年要消化，我相信今年还会拖后腿。
跟房地产逆相关的是理财股票。现在投资理财增值保值的兴奋点已经不是买房子了，而是转向了理财和股市。理财产品4%以上的回报，如果你手里有三、四百万人民币，你可以买信托，7%的回报。我看房地产到明年6月份以前也很难翻身，我说的是整体的形势。
第二个因素国际形势。这点我同意林毅夫老师的分析，除了美国、英国之外，现在全球经济都在下滑，因此也拖累了中国经济。这几年全球出口增长速度，少有的低于整个GDP的增长速度，什么原因呢？大家都不清楚。我推测很多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开始反思全球化，美国搞再工业化，搞制造业，美国减少能源进口，转向搞自给自足，因此很多国际贸易就转成内部贸易了，这对中国很不利，所以国际形势不好。
第三个因素也不能忽视。现在缺少正面激励，很多地方政府不知道该怎么发力，也不愿意发力，生怕发错力，怕出现腐败和违规，这是事实。现在负面的抓腐败的激励有了，这个非常好，但是鼓励地方政府发力的正面激励缺位。据我了解，目前国务院很着急，希望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承诺的大型投资项目赶快启动兑现，但是地方政府却接不下来，他们不知道怎么配套。从前地方政府很会搞配套，搞来一笔钱，今天配套搞水利，明天配套建铁路，东挪西挪，反正都是这笔钱。但是现在谁也不敢了，因为这么干是违规的，要出问题。现在我们鼓励地方政府发债，但是地方政府不知道怎么发债，问题很严重。
中国经济有增长潜力，中国经济是周期性的下降。我们可以把眼光放的远一点，观察中国经济未来5、6年或者10年，到底哪些方面是新增长点。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新增长点。
中国经济的三个新增长点
第一个是基础设施建设。去年有机会参加总理座谈会，我专门讲这个事。我说中国老百姓，至少城里的老百姓缺的是公共设施。比如北京市民家里电视机尺寸平均比英国伦敦家庭的要大，住房面积恐怕也不比伦敦差，家里的整洁程度肯定比美国、英国都要好，进门要脱鞋，装修很漂亮。但是差的就是出门环境很糟，空气污染，堵车，刮风下雨，路上就有大麻烦。很多地方的基础设施质量很差，稍微有一点地震，房子就垮了，学校也垮了。2013年，中国每百人移动电话拥有量是88，美国是93。但是每百人的宽带拥有量，中国只有13，美日欧是33，这个是数量级的差距。宽带是公共产品，手机是私人产品。
据IMF的数据，2010年中国人均基础设施拥有量仅仅是西欧的38%，北美地区的23%，日本、韩国的18%。根据这个数字，我做了一个测算，假设花20年时间把人均基础设施量赶上西欧，未来5年，我们平均每年可以拉动GDP1.5%；如果我们要赶上北美，每年拉动GDP3.1%；如果赶上日、韩，每年可以拉动3.9%。这个数字目前的确是一个缺口。
第二个增长点，产能更新。两会前，2月28日，我们都知道柴静的片子火了一把，柴静不是搞研究的，从炼钢到炒菜都算空气污染，那怎么行。我认为应该用宏观的角度看经济，宏观的因素是复杂的，1+1不等于2，从宏观看问题和微观看是不一样的。APEC会议期间，北京周边的工厂先停产半个月，开会期间，北京才实行了单双号限制，这时候出现了“APEC蓝天”。这个宏观实验告诉我们，治理空气污染，还是抓周边炼钢、炼铁等重化工业管用。今年春节期间，尽管北京几乎成了空城，开车的人很少，到处畅通无阻，30日和大年初一还是出现了严重雾霾。为什么呢？就是周边的工厂没有停产，据说要加班加点把APEC期间停产的损失赚回来，这就是宏观的例子。
泰国的曼谷堵车比北京还厉害，他们的车和排放标准都比咱们低，但是人家到处是蓝天白云，主要是泰国没有搞重工业，都是装配业。我问他们说，你们只给别人装配汽车和摩托车，不搞自己的品牌，不搞自主创新，能行吗？泰国人说，给人家搞装配有啥不好的，干嘛非要搞什么自主创新？不管怎么讲，这三个宏观的例子告诉我们，北京的大气污染主要是由周边的重化工业带来的。在北京周边有3亿吨的钢铁生产，怎么办？应该给他们政策，搞置换，把破钢铁厂炸掉，引导投资用德国克虏伯的技术，去建世界上最先进的沿海钢铁厂，而且比曹妃甸还要好，水是零排放，自我循环，各种空气指标比城里搞的还好，降尘量是城里正常降尘量的一半。如果我们一年转一亿吨的生产能力，按曹妃甸的投资规模至少要8千亿人民币固定资产投资，这个相当于今年高铁的开工量。咱们现在是10亿吨的生产能力，至少搞5年，把一半转移出来。但是这个事不要政府干，政府不能直接投资，政府只干一件事，就是狠抓狠罚那些污染企业，让它没有办法生产。同时给河北省政策，让他们在河北沿海深水港建钢铁厂，同时政府稍微给一点政策，把郭台铭引过去，政府不用花钱，这是新增长点。
我再讲一个例子，发电的事。作为负面典型，有一个产业被骂的很凶，就是光伏产业。政府前两年支持光伏产业，现在光伏生产能力过剩，无锡尚德都破产了。但是有一条大家没有看到，今天的光伏产业已经非常成熟，已经是一条产业链了。我反复求证，问了很多人，在内蒙古，现在有很多地方，沙漠上已经建成了大面积的光伏发电厂，而且可以上网。上网之后，上网电价足够高，以至于这种投资年回报率达到8%。现在的瓶颈是内蒙古人不愿意把地给你，沙漠一旦能发电就值钱了，就要坐地要价了。不管怎么说这个产业成熟了，光伏的电比风能的电还好，白天用电量高时它发电，晚上没有阳光了，人们都睡觉了它也不发电了，跟我们作息是一致的。
在博鳌开会，我问比尔盖茨怎么看未来的能源？他说能源没问题，能源很便宜，比如风能，到处都有，但是它并不可靠，我们需要的是可靠的能源，而可靠的能源价格是贵的。光能就是一个比较可靠的能源，需要大力发展，这又是一个新增长点。
第三消费。经济结构调整的第一个征兆，就是消费开始往上走了。根据我们的分析，再过四五年，消费占GDP的比重，应该能够达到50%左右，这就很好了，那时候消费就成为我们的增长动力了。
我觉得，很多搞经济学的同行偏于悲观，他们不太愿意讲新增长点。我反复讲这个事，可能不光有经济学理念的不同，还有一点不同，就是他们不是学工程出身的，不关注工程的事，他们看的是总是不行的产业。我更愿意看的朝气蓬勃往上走的产业，愿意看到新技术能取代旧技术。我的观点是一定要看到发展的一面，一定要看到沉舟侧畔千帆过，一定向前看，向远处看。经济增长就是旧产业不断被淘汰，新产业不断涌现的过程。
中国经济新增长点怎么造？
这三个产业怎么营造？政府应该干什么？我认为要干三件事。第一件事，要改革投融资体制，这是当务之急。当下基础设施建设的的确确是一个增长点，问题是我们没有找到一条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融资方式。我们搞的是各个地方政府自己成立一个投资公司，由政府拿地给他抵押去银行借钱。银行借的都是三、五年短期的钱，有的时候甚至更短，而且利息很高。我们的国民储蓄率是美国的3倍，可是我们的贷款利率也非常高，动则在6%以上，而美国有3%，4%就了不起了。我们的银行大都是中短期贷款，用中短期贷款给那些二、三十年长期项目，等于就是自杀，非常荒唐，这就是融资成本高的基本原因。当务之急就是要改革投融资体制，要学习世界银行的基本办法，成立一系列长期投资建设基金，比开发银行更彻底，比国开行更彻底。这个基金首先由政府拿一笔钱做担保，拿这个担保向市场发长期债。一旦有政府担保，利率就很低了，债务利率能下来。开发行4%，5%的利率。然后到各个地方搞客观评估，不让地方政府自己说了算。哪个项目好，就给哪个项目投，项目不行就不投。这种长期债务要公开，资本市场投资者不断监督这些投资基金的运行模式。我很高兴看到总理工作报告里写了投资融资体制要改革，而且今年财政部也做了一个机制，把地方平台欠银行的钱部分转为公开债务，延长周期。
第二是正向激励。对地方官员不能只抓反腐，抓反腐很重要，除了这个以外，还要讲正面激励，谁干的好就要奖励。到了年底，凡是做的好的，地级书记给县级书记发奖金，不要越级发，给客观评价。政府不能没有激励，也不能光靠提拔干部来激励。有研究组织行为学的人讲，光靠提拔是不行的，就好像一个人表现不错，你动员他入党，他问为什么要入党，你告诉他入党将来可能当总书记，这个理由肯定不成立，虽然从理论上讲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是概率实在是太小了，太遥远了。我们还是需要正向激励，要加大正向激励的力度。
第三，环保升级。我在全国政协会上提出，要给环保部一点自己的基金，环保部认为是靠谱的项目，他们可以自己来补贴。环保部不仅要有牙齿，还要有钱包。如果环保部只是抓违规的话，就变成了人人恨的高级城管了，如果把环境保护部转变为环境保护与发展部，把环保跟发展放在一起就厉害了。否则环保永远搞不好，永远不受欢迎。
下面我总结一下，第一，经济结构已经向好，对这一点我的看法坚定不移，主要是市场力量在起作用，应精心呵护。第二，长期增长潜力仍然较高，不要被当前的短期下降模糊了视线。第三，短期增速下降具有明显周期因素，既有国际因素，也有房地产因素，也有一些必要的短期的干部素质调整、党的建设的因素。第四，短期内重点领域必须加快改革，催生新增长点，用新增长点应对当前的周期性下滑的因素，让动力能够尽快转换。
我这讲这些，谢谢大家。查看更多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