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秉文：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瓶颈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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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保制度的问题有些是制度上缺陷，有的是设计方面的缺陷，有些是执行上的。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的问题是重当期支付，轻长期制度建设。
重制度建设符合长期的社会利益
郑秉文：谢谢中国经济50人论坛对我的邀请，有这么一个机会到长安交谈和大家交流学习。首先说句抱歉晚了五六分钟，路…
中国社保制度的问题有些是制度上缺陷，有的是设计方面的缺陷，有些是执行上的。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的问题是重当期支付，轻长期制度建设。
重制度建设符合长期的社会利益
郑秉文：谢谢中国经济50人论坛对我的邀请，有这么一个机会到长安交谈和大家交流学习。首先说句抱歉晚了五六分钟，路给走错了，再次抱歉。把我的学习体会给大家汇报一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瓶颈与出路，全世界的社会保障制度都在改革，没有不改革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改革的，我先基本把这个情况讲一讲。前十天左右知道撒切尔夫人去世了，英国的，和里根，美国的，分别二位在1979年1981年上台，两个保守主义政治家掀起了资本主义的改革。这个改革波及到很多领域，波及到社会主义领域，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广泛的严厉的改革，因为他们俩都是极端的保守。对他们俩的评价不太一样，尤其是对撒切尔的评价，有褒有贬。引领了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包括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来自于财政的现实，大家知道1973年第一次世界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财政出现危机。黄金时期建立的制度，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成了负担。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来自于人人皆知的老龄化，战后的1946年一直到1950年，是一个婴儿潮，在2010年的时候进入到退休的年龄，在资本主义国家，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意识了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赡养率变了。工作的一代人口养活老年退休一代人口，以前的比例再也没有了，以前是五六个养活一个，2010年三个养活一个，2035年大概三个养活一个，2060年的时候大约就是两个养活一个了。这个制度面对老龄化是不可持续的。这个制度是什么制度，是现收现付的制度。第四个原因也是最后一个原因，制度创新。刚才用了一个词汇叫做现收现付，在八十年代初，全球的制度只有这样一个现收现付，社保制度已经诞生一百年了，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模式，1981年终于在治理现收现付相对立的一个是积累制，现收现付是什么，工作的一代，你们年轻人工作剿匪养活退休的一代。1981年建立积累制，自己养活自己。简单这种融资方式就叫做积累制。诞生在1981年的智利，随后风靡于拉美国家，在拉美国家33个经济体里面，有十个很小很小，二十来个比较大的经济体，有一多半都采取这种模式，这种模式风靡全球。好多新兴经济体大家知道九十年代一开始前苏联东欧转型，叫新兴经济体。在新兴经济体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或多或少进入了个人帐户。个人帐户是治理模式的灵魂。2010年诞生的香港模式就是智利模式的相仿。亚洲来看香港模式是比较成功的，引领了促进了社会主义改革。又使这个改革向前推动了一步，改革的目标又明晰了。现在我有方向我有工具有手段了，这个手段是变现收现付变完全积累制引入个人帐户。因为个人帐户是一个载体，这是改革的四个原因。这四个背景非常重要。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是它的思想基础。老龄化是人口结构的外部的一个重要的压力，而治理模式指的是改革目标。
我来自拉美所稍微提高一点，为了让你们非常愉快的听我的讲解。全世界有两个911，一个911是发生在美国，导致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还有一个911，是1973年他上台 ，他用独裁强硬的手段建立了一整套现代的自由市场制度。都是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不远万里出了很多主意，学生也去了很多。到现在来看智利的改革是成功的。七十年代的改革是成功的。新自由主义在很多国家是失败的，但是在智利我们不得不认为它是成功的。这个成功包含着一个新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这个创新在这个时代完成的。它的意义是非凡的，影响是深远的，从此以后养老金经济学里面出现了一整套崭新的概念，术语，规范和研究方法，形成了一种对立，可比较了。有很多很多类似的制度，这些中间的制度像频谱仪一样，在中间有好多混合型的，介于二者之间。中国就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制度。中国是一个混合型的制度，中国是部分积累制。部分积累制有好多种中国是一种，叫做统战结合，全球也是独一份。2010年小布什改革创造了一个概念，跟中国完全一样，如果实施的话，它是抄袭中国的，可惜没有抄袭成，被反对了，学术界的左翼给否掉了。于是中国到现在还是独一份。
这个制度是个制度创新，是建立于完全积累制的端点和现收现付之间的，还有两种一种是NBC，还有德国模式的积分制，再就是中国统战结合制。前两种NBC有七个国家，有好的有坏的，最好的是瑞典，最不好的就不点名了。积分制是德国，前两个混合制的部分积累制七八个国家实施。中国目前只有一家，这个伟大的制度创新，当时的初衷是良好的，目前来看困难也是非常巨大的，改革前途目前来看没有什么比较明晰的一个改革路径，遇到很大困难，但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出来的文件等等，还是没有很明晰的一个改革路径，和有效的手段。甚至我们没有时间表。2000年国务院第42号文，到现在是23年了，不理想也得试，于是没有时间表典型的一个表现。什么时候试完，资金从哪里来，需要多少资金。于是我们处在这样一个阶段，面对崭新的制度，前所未有，没有前人后无来者的情况下，我们摸着石头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到了一个河水急流的中央，往后走不太可能，往前走摸不着路。在这个地方怎么办，没有时间表，没有彼岸的灯光指引，也没有灯塔，只能思索。我们今天就是思索，今天和大家汇报的完全是思索，是我个人的东西，我讲的是个现状。这是必要的一个背景，大约用了半小时。这个背景可以使我们把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在世界的背景下看中国是什么样的，模式处于什么状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今天分四个方面来讲，过去十年的成就。第二个讲过去十年存在的基本问题，第三个讲我们改革的瓶颈。第四讲讲改革的出路，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下面讲第一个部分，取得的伟大的成就。这个清单，成绩的清单可以无限的列举下去。实际上社会保障最根本的数据有两个就可以，一个问覆盖率怎么样，到了非洲覆盖率是30%，到美国覆盖率几乎100%，先进国家都是100%。尤其在金融危机面前，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的覆盖率的这种扩大是毋庸置疑的，这是我们中国举国体制的一个优势。现在看看十年以前，基本养老保险在8200万人，2011年底的是2.8亿人，农村新农保，在2002年5500万人，到2011年3.2亿人，城镇医疗不到一个亿，现在是4.7亿。事业保险400多万，现在是1.4亿人。工商保险4400万人，现在是1.8亿人，人数十年之前是3亿多现在是15亿多。这个成就看这个数字是非常可观的。在国际会议上你看他的介绍经验很愤怒，我们也可以讲讲经验。这就是我们国家的优势，在这个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不可否认的。
第二组数据带有代表性，第一覆盖面，第二是基金可持续性，即使这个方法不是很科学，为什么不科学我就不说了，未必说你的积累越多越好。两个邻居，一个人家玩命攒钱，另外一个不攒钱，也许消费业余置业不攒钱，你愿意攒钱是你的看法，现在我毕竟用这个指标衡量一下。十年之前占GDP的比例2.2现在已经超过了6。你愿意攒钱尽管钱放在银行里的利息很低，但是毕竟你有钱了，想当年十年之前我们全国的社保十几万人，为投资而忙碌着。那时候有下岗，有再就业中心的再就业问题，有失业金的问题，有养老金的问题，当时的困难是非常大的，我们跟当时比，跟十年之前比放炮了，就是3亿的基金。跟十年之前比还是不一样。从这个角度来说成绩。这两条是伟大的。是可量化的，是不可比喻的。任何学者我们谈到这两条，大家都会比较惊讶。尽管你认为你的钱多未必是好事。这就是我们过去伟大的成就。回顾我们过去的十年、十五年，中国的社保制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窄到宽，我们取得这个成就是毋庸置疑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正视的，媒体需要报道的。如果有媒体在这这方面应该多报道。
作为学者，你们都是清华的学子，我们今天是来研究问题的，不可能看着3万亿天天笑，看着贬值，都不对。为什么出现了贬值，是有问题的。
今天我要讲的PPT就是这一张。我们的问题在过去的十年出现在六个方面，这六个方面的问题我可以归类，好多制度缺陷。有些是制度上缺陷，有的是设计方面的缺陷，有些是执行上的。第一个方面我们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的问题是重当期支付，轻长期制度建设。这是过去十年出现的问题。重支付轻建设，我作为一个研究社保的学者，我可以非常坦率的说，好多制度都是这样的，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过去的十年我们的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有的恐怕是逆转，我昨天在北大一个会议上，我用了这样一个词，我说在过去的这十年里，你只要看一下文件就知道了，看一下1998年的文件和现在出台的文件，就会看到我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会看到在那个时代，十五年之前，上到决策者，下到普通的干部，忧患意识、进取意识，奋斗意识，充斥在文件里面。现在不是了，完全是两回事，每次看完以后感觉反差非常大。我稍微做这么一个回忆，一看到这心就很沉，但是好多话没法说。你说十五年以前的话吗，你不笑话吗。突然想到了国歌，1949年确立国歌的时候，歌词基本上没变，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突然想到有道理，现在我们改革的歌词全部变了，调没有变。所以改革我觉得到了紧迫的关头，我们需要回忆，需要回忆唤醒以前的改革意识，唤醒忧患意识，使你能够居安思危。现在反倒不是这样了。讲第一个问题重支付轻建设这是我真心想说的话。你为什么轻建设重支付了呢？种种原因吧。这个现象我刚刚用国歌做了比较，这个例子再恰当不过了。
社保制度重补贴轻投资的模式需更正
作为社保制度与所有的制度是一样的，在制度建设上我们极大的忽视了，看的就是当期的运行。尽管这个人他可能有问题，像百米冲刺，可能冲过去就垮掉了，因为某个疾病没有治疗。有的人可能慢一点但是没有垮掉了，所以你要是哪一个。举一些例子，我们的代替率当初制度设计者给我们是58.5%，养老金水平在退休前一年的工资收入的百分比。可是我们制度设计是这样，我们制度运行从来没有实现过58.5%，最开始是将近90%，现在是45%左右。我用45%左右的概念，因为这个也是有争议的，我还是坚持我这个看法，我觉得还是这样来看。所以我还用这个数据，大约45%。你的45%是在什么时候获取的，你获取的条件是在连续九年上调待遇水平的情况下获取的，没有连续九年上调，现在的替代率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你不能建设一个机制呢。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样一个体制，关心群众生活，是这样一个情况，毫无疑问。另外一个情况要问你，为什么连续九年，九年上调，没有建立一个机制吗。建立养老金正常的上调机制所有文件都提到就是没有建立起来。当前能够有支付就可以了，建立制度建立机制恐怕不是那么急迫的，于是我们就这样支付下去，今年是第九年了。这个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后来学者也是在说，以前很高调，以前每年12月27、28号，国务院常务会议作为重要的内容，后来恐怕是由于一些批评的声音低调处理。国务院常务会议不那么报了，每年1月左右各省接到文件。不管怎么样，你还是在人工的上调，这个制度建设我觉得是必须的，可是我们现在没有这样做。制度建设包括很多方面，最重要一方面是关于参数的问题。虽然是统帐结合，基本上把这个制度看成现收现付，涉及的参数主要有三个，一个是缴费率，一个是赡养率，一个是替代率。美国制度里边是四个人，三个人养一个，37%都给退休的人，相当于退休的时候37%，替代率是37%。可是我们这个数很难碰得上，这个参数的差距比较大。比如说我们个人缴费8%，单位缴费20%，合计28%。制度里面也是三个人给一个人花，获得比例水平是80%-90%之间比较合理，我们基本上低于一半。如果那一半把钱收起来存款了，那也算碰上了，参数碰上了。可是没有碰上，一看剩那些钱，可是剩那些钱都是来自于财政转移支付。正常的制度收入三个人养一个人的钱，替代率退休的那个人没有拿到这么钱。说明很多小的环节都是存在问题的。非常严峻，导致数额对不上。执行的实际费率是很低的，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一些发达省份，公开发文，广东珠三角那几个城市，都很低，因为收多了以后，就会带来极大的保障政治压力，为了吸引企业，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人为的没有收那么高，大约一半左右，即使这样财力是最好的，20%的流动人口都集中在那，只在那缴费贡献，退休都回家了，财务部门还是很好，所以费率不用那么高。有的其它省分都有一个问题。这个数就碰不上了，名义上这么高实际上没有这么高。实际上挣六千块钱，缴费缩到三千四千，雇主方帮你这么做，地方也帮你这么做，费率变相降低一半左右。再比如说我们这个制度还有一个地方，按照上一年平均收入的基数来算的，我们国家增长非常高，超过10%，按照上一年来算少了10%的基数又少了一块。第四块，再比如说我们正规部门缴费互助是20%雇主是8%，非正规部门他的缴费就是20%，个人缴。我们的正规部门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满了，扩大扩面都是非正规部门，多进来一个，就多稀释了这个制度收入的人均水平。还有四个遗漏的地方，导致这个制度参数很难碰的上，这就是制度粗犷的根本原因。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大，在较长时间内难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难以那么精准那么精细，不可能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一位，很难。甚至小数点前面一位都不准。不像有些国家很准确，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两位，费率3.35和3.48差很多。这就是我们参数不可能的原因。
导致参数这么多的遗漏原因在哪，道德风险。加入这个制度的人和与加入这个制度过程程序当中所有的环节都有道德风险，帮着你去作假，帮助你逃避，导致这个参数碰不上。这就是参数碰不上的原因，参数碰不上，是制度建设的一个大忌。在这方面是有所作为的，我刚才说了四个参数碰不上，哪个都可以解决的。
第四个，我们就不能不用上一年度的工资吗，这是倒数的第一个。倒数的第二个，可以不算。第数的第三个我们的能不能加强管理，执法部门能不能严一些给予处罚。为什么应该这么多，收的钱这么点，我觉得应该可以算得出来，加大处罚力度，这些参数应该严格起来，这是关于制度参数的。现收现付的制度参数里面有三个参数是最重要的。就是缴费率替代率和制度赡养率，制度赡养率就是几个养一个。要影响它有一个办法提高退休年龄，等于稀释了制度赡养率，退休年龄成为稀释赡养率一个周期手段，也成为所有发达国家改革的重要的一个手段。这些改革能不能实施，理论上讲是可以的，是有条件的，但在现实当中是一个什么情况。在政治上有可操纵的空间吗，我想能够正面回答的恐怕不是这样的。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不是制度建设问题，不是一个专业的问题了，而是变成一个社会性的这样一个问题了。所以这个制度建设如果放下来，那么你就放下来了，只不过我们有关部门每隔一两年以某种不同方式提一提，再提一提，如果大家反对的声音大了就不说了，过两天又忘记了再提醒大家有这么一件事。在很多发达国家也都是这样做的，只不过他们的反对是一种合法的一种公开的方式而已，我们主要体现在每年两会之前人民网的那些调查上。总之，关于第一个方面重当期支付，轻长期制度建设是面前存在一个严峻的问题。制度建设是长期的，重制度建设符合长期的社会利益。符合长期的国民利益。
社保制度需要有便携性
第二个问题，关于重融资补贴，轻投资增值保值，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在观念上恐怕不太一样，你比如说大家可能研究这方面的学者更关心一些。认为社会保险制度应该必须由国家财政补贴，列举了很多国家，欧洲几乎所有国家是这样。在我看来，我的看法不一定是这样。我认为还有没有补贴的国家，比如美国1935年建立社会保障法到现在七十几年了，财政补贴连一块钱也没有，2万7千亿的余额，为什么不像这种制度学习，向法国希腊这种国家学习，说希腊好像是调侃，变成一个稍微的贬义词，但是确实是这样，希腊和法国有什么区别，法国不是希腊吗，恐怕制度比希腊还希腊。一旦它爆发了恐怕就不是希腊了。欧盟兜不住了，世界格局发生变化了。我们这个制度我认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们补贴了上万亿，剩了两万亿，这个制度我认为重补贴这个思路是不对的，保险是社会保险，它的原则它的原理它的运行应该跟保险制度是一样的。一个国家有缴费性制度和非缴费性制度，缴费性制度是社会保险，非缴费性制度是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制度里面有大量的财富转移支付，社会福利里面财富转移不足，被迫用于支付，保险制度没有很好执行它的自我平衡的一个功能，社会福利制度就没有实现再分配的职能，两个职能两个制度都没有做好自己的事。合在一起就是希腊。两个制度的目标不要太错开，只要能够可持续，这是第一要义，它的第一功能，否则变成无底洞，变成财政的包袱什么功能都没有了。
它的社会保险制度完成的是对这个国家所有薪水阶层这样一种有限的有偿的，收入和缴费挂钩的一个保障。所以这两个制度执行的功能是不一样的。两个功能都干不了自己的活，加在一起国家就要出问题。我们恐怕应该调整这个思路，在这个方面不应该有部门利益，应该有的是制度建设的长期利益。另外一方面，我们重视了强调了财政补贴，呼吁了财政补贴，可是当你有这么多余额的时候，我们对这么大余额的社会保障机制体制改革没有保障起来。一个紧迫的形势我们却没有紧迫起来，我们前年开始改革，到去年二月，终于让他束之高阁，这是一个警示。重补贴轻投资这样一个过去的行为，我觉得应该到了更正的时候。
第三个问题，重国家干预，轻发挥市场作用。国家干预和市场机制，政府和市场，矛盾同样体现在社保制度建设矛盾和纠结当中。看十五年前的文件的时候，改革气息跃然纸上，现在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我们建立的是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第一制度是国家基本保障制度，第二企业办的，第三是商业性的保险公司办的，美国也是这样，美国叫三条腿的板凳，我们也可以这样叫。世界银行扩张成五个制度万变不离其中，可以用三个层次替代四个制度五个制度都是可以的。从过去一直到今天重视第一制度基本的那一块，国家举办的那一块，轻视了市场的那一块。市场那一块起了个大早赶了一个晚集。22年过去了这两个制度还在挣扎中。也是这个礼拜，我们前天开了一个会，贯彻解读学习两个通知的年度会议，23、24号文，重视市场建设来说是件大事，开了这样一个会。只是告诉大家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用这张图可以给大家说一说。
这是基本的养老保险的替代率。红色的中国替代率如果是50%，企业替代率几乎是没有的。加拿大红色是差不多的，美国几乎是差不多的，一样一样的。对中国来说我们所有的压力都在这一块，如果没有这一块，六千万人什么都没有。重国家轻市场，轻金融市场，尤其金融危机之后。大概情况是这么一个情况，还有一个数据就不说了，很细。
建立第二制度是一个双赢，一方面减轻国家负担，提高我们的收入预期，扩大消费，促进我们生产消费的转型。比如大病保险，尽管第一制度给你报销很多，很多药很多病报销比例不是很理想。需要我们第二制度大大前进，在这个方面呼吁我们有关部门应该重视企业年金和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制度建设。这个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很多年了，目前来说还是不行。对于这个问题有个良好的认识，多多少少要影响，长期来看会影响财政收入的。
第四个方面，重私人部门轻机关事业单位。重私人部门指的是什么，围绕企业来做，我们的社保制度建设发起也是从国企制度改革开始，国企制度改革发现人不能离开企业，要是人与企业剥离，变成社会保险，让企业能够变成社会人，而不能死是企业的鬼，生是企业的人，这一辈子就是企业的，甚至下一辈子儿子孙子都在这一企业干，打破这个状况于是有了社会制度改革的起源。目前还是围绕企业围绕私人部门来抓。与它相对应的是公共部门，公共部门的改革是很落后的，本来可以分为事业单位和公务员，两个群体的改革，现在面临着三个台阶，第一个台阶公务员，小口径是600多万人，大口径是1000多万人，待遇水平平均要比私人部门高一倍左右。第二个台阶是没有参加事业单位改革的那些事业单位。有些事业单位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一直没有参加社会制度改革，在原来传统的财政体制内，在全国将近三千万事业单位的人员，这一部分人员占三分之一，大口径是三千万人，没有参加改革的是一千万人。第三个台阶大约有两千多万人，九十年代中期参加了社保制度改革，也就是说他参加了改革是支它的缴费参加了改革。改革了以后突然发现养老金的水平降低了很多，一旦让他们拿养老金的水平，就会形成社会的分裂，形成事业单位的分裂，于是就没有让事业单位，当然也不愿意去拿企业的养老金。尽管它在前端已经把钱交了，于是这部分人两千万人形成了一个半路的状态。这两千万人形成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个体来讲也有很多苦水，我改了我倒霉了，扣我8%的缴费，少了8%，这么多年下来我少了多少钱。于是这三个台阶就形成了。
这么多年来这三个台阶一直形成这样一个状态。前年实施的社会保障法当中，提到事业单位的改革，在大大大前年，2008年的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五省市的改革试点，但是没有启动。每次记者问的时候都是一个样子，说是在进行这个分类改革，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先分类后改革。就是说分类以后，事业单位的社保制度还有不同的类别，不同的事业单位有不同的类别，事业单位是分成三大类的，第二大类最复杂，分成三小类，加在一起。所以分类改革应该是分类改革，养老金改革应该是养老金改革，或是应该同步进行，或是应该分离出来。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状况。等于我们做的改革都是私人部门，公共部门的改革到现在没有什么进展，过去的十年里边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公共部门的改革目前成为我们全国关注的一个焦点。制度改革大家都反对，反对的原因不是因为改革本身，而是因为双轨制，尽管跟双轨制没关系，这项改革已经越来越像法国的社保制度改革当中受阻的那样奇特。一个什么奇特的现象，我是在法国待过，1992年到1995年，最后那一年，1995年爆发了战后以来最大的社会骚乱，法国所有城市都乱起来都动起来了，因为反对养老金改革，反对退休年龄。每一次游行走在队伍前面的是高中生，高中生反对改革有意义吗，离他多远，要几十年面对这个问题，他走在最前面，为什么，实际上最想改革，反对改革已经成为社会对峙的一个焦点，所有的群体不管什么年龄什么性别什么职业都在反对。
第五，重非缴费型制度，轻缴费型制度。一种是缴费型的，一种是非缴费型的。缴费型是五险，非缴费型最棒的，支出最大的是低保。由于缴费型制度比较复杂，对那些相对简单的容易一些。所以这种倾向在国外有，在中国同样也存在着，这是我们目前需要改进的地方，第六重制度不断累加轻制度难点攻关，在过去的十年里，立法上经历了社会保险法多年的论证，终于通过了。在制定社会保险法过程中有几件事没有跃过去。因为1999年争执不下做了一个都可以自己选的规定，于是留下了祸根。在社会保险法讨论的整个过程当中，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目前来说是半壁江山，地域上一半一半，人口上一半一半，十几年过去了还是一半一半。它是个难点，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这个难点恐怕要永远的留下去，除非领导很厉害，现在这样的领导恐怕越来越不太容易看到了。双重征缴成为一个特例。还有一个难点，空帐，人人都说空帐。空帐是2200亿，在过去十年里头，试点的十年到现在也没有什么结果。这个试点时间越长，扩大的覆盖面省份越来越多，空的越来越大。由于现在目前这个状况，这个帐户越来越多，一千多亿了，收益率投资体制太落后了，放在那可惜心疼，就允许它用于支付当期，每年就用它支付养老的缺口。是不是理性的，与制度设计不符，与当时文件规定也不符。是真理对还是制度对？怎么处理它也说不清。于是现在大家就是这样过下去，是不是个难点，是个难点，这个难点没有人去解决它，如果不解决，恐怕再过十年，在这当老师讲课还是这样。试点试到什么时候也没有一个说法。
我从这六个方面说了现在存在的问题。现在讲的第三个改革的瓶颈。我们改革的瓶颈，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制度的公平性，一个是制度的便携性，一个是制度的可持续性。制度的公平性一个是横向的领域，一个是纵向的领域。我们大制度有城乡两个，小制度还有几个，刚才说了公务员一个，事业单位一个，沿海地区还有很多小制度。尤其在长三角很多小制度，有的开发区有自己的制度，开发区的工人想回到市里边回不去，制度有障碍。这种公平性是很差的，有的好有的不好。全世界的制度按照碎片化来分有两种。按人群设立的，还有是1946年英国改革以后比较成功的整合以后的制度，1942年丘吉尔委托他设计一个制度，搞了两年搞出来了，整合了以前的制度。中国的制度不是这样的，中国是碎片化的制度。碎片化程度，不如法国，比利时，希腊，德国那么高碎片非常高，比如巴黎舞剧员都是独立的，制度是五花八门的。中国也是碎片化的，横向的是比较严重的。不要年轻的时候生活非常好，不能劳动的时候穷困潦倒，保险恰恰是烫平收入，烫平过程中制度设计是有问题的。越老收入越多，还是越年轻收入越多，六十岁的替代率高还是七十岁替代率高呢，每个国家设计的理念是不一样的，中国是没有这个理念的，跟你退休的时间点是不一样的，晚退休可能就占便宜了，大家不愿意提前退休，越晚退休这个单位越好，绝大部分人很矛盾，可以干第二职业，到别的地方再打一份工，把人的取向也是搞的很纠结，纵向烫平没有一个理念贯穿，也缺乏公平性。第二方面这个制度适应人口的流动性，自己要有很好的便携性。不管到哪都可以带走，现在带不走。在美国哪个州工作你随便走，收钱的地方政府替联邦政府收。中国不是，北京的到上海深圳都不行，于是出来很多官司。他在南京下海了到深圳打工十一年，最后在深圳退休了，深圳说不行拿不了养老金，不符合当地规定，当地规定是必须连续工作十五年才能拿到养老金。于是又回到南京，南京也说不行。于是起诉，从南京起诉到北京，从东城起诉到西城，变成了一个典型。我还写过文章，大家在网上也能看到。这个典型碎片化带来的便携性不好，带不走。2009年之前我们有很大的便携性损失，农民工在深圳搭着棚子退保，单位的你带不走，只带走自己交的8%，实际上对他来讲是损失，因为单位缴的20%是属于你的，因为退保享受不到，这是不公平的，这是便携性的损失。便携性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在这里就不说了。第三是可持续性，地区失衡现象非常严峻。还有一半是当期的收入大于支持，五六个省每个省超过上千亿，合在一起是全国累计起来的一半以上，你不能把北京的拿到宁夏去用。所以你交的钱是交在当地的，这可持续性产生问题了，与好多问题有关系，与社保体系设计有关联，不可能提高，一提高就有危险。有什么趋向，收益扩大的一个趋向。制度收入我也不那么卖力气了，一旦提高责任上移，收入有可能减少，收益人有可能增加。所以全国1.86亿六十岁以上的人口到那个时候超过2亿就了不得了。收入趋小支出趋大。还是因为地区主体有道德风险导致的。对于上级来说拒绝提高这个，所有北京市是省级统筹，第一个试点辽宁都没有实现。一方面提高以后有道德风险，另外一方面省级政府愿意吗，省级政府不用承担这个责任，所以统筹层次比较低，导致我们可持续的比较杂。可持续性比较差还有很多的指标，由于时间原因就不说了。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愿意是第二支柱分布不均衡导致的。
社保统筹的层次太低是根本问题
改革的出路是核心问题，这个出路可以由两个层次来说。不改革得死，这是一种情况，或者说不改革不行，过多少年以后也得死，所以就不急迫了。急迫性第一种属于儿子死这种情况。现在所有的制度的问题在于统筹层次太低了，提高统筹难度有两个，政府不愿意提高，提高到哪一层哪一层压力大。还有道德风险。在提高统筹融资方面出现了这样两个风险。面对这两个风险还是有个办法，我们目前问题不在于步骤缺乏，不在于没有认识到而在于决心。提高统筹层次好多问题全都解决了。可持续解决了，流动性解决了，公平性解决了一半。所以提高统筹层次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改革，是未来下一届政府，或者下两届政府改革重要的方向。这个问题是儿子死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第二重新认识统帐结合，这个是孙子死，还是不可持续还是有问题的，如何看待统帐结合的制度。要是已经走到头了，我们讨论的问题应该回到搞一个什么样的改革方案。如果你认为没有走到头，还可以继续走下去，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在哪。所以我觉得关于这个争论是没有一致的，是共识的，没有说提高统帐不好。如何看待NDC是一个关键。在我看来说一下我的学习思想，我认为统帐结合的制度应该改了，一个最佳的一个制度，过度性制度建立是NDC，是民意上的扶持，也就是目前瑞典等七个国家实行的制度。这个制度目的是能看得到的最好的过度期的办法。过度期多长视情况而定。第二可以避开落后的投资体制，第三个可以实现我们当初的目标的这种设计，加强多缴多得。你的本金加上利息就是你拿的钱清清楚楚，透明性非常好。一打电话一上帐户就知道你有多少钱，现在不知道。第五，由于大缴多得，你交多少将来拿多少，所以你愿意多缴。你家里有钱四十岁可以退，没钱多干几年，激励性比较好，我们现在激励不好。大家都逃避这个制度又不想丢掉这个制度，新农保五个档次85%的人交的都是100块钱，交300、400、500的很少很少。人人都承认对于制度激励不好这是根本的原因。制度的激励性好让大家参与进来是最好的。2.5亿的农民工加不进来公平吗，让富裕的人更富，安全的人更安全，2.5亿的农工民加不进来是不公平的。这就是我对第二个方面，对目前的制度结构的看法，对结构的得调整，不调整我敢说这个制度下去恐怕一代人过去了，对于研究者我还是挺着急的，这就是我对这个制度学习的状况。现在有十五分钟提问的时间，留的时间少一点。
主持人：非常感谢郑老师。现在进行问答环节，请大家未必在开始的时候做一下自我介绍，介绍自己从哪个院系来。
提问：郑老师您好，我是经管学院的，培训班的一个学员。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现在养老保险帐户里的钱，它的责任主体是谁，谁该为它的保值增值，或者是为它的贬值负责。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现在有五险还有一金，据我了解有一些发达国家只有一个养老保险，没有其它的，为什么中国会有这样一个制度设定，有些东西可以通过非缴费制度实现，为什么这样设定，谢谢。
郑秉文：第一个问题毋庸置疑强制性的制度，最终负责任的是立法，也就是这个制度的举办人，肯定责任不在帐户持有人。资产，帐户资产属于帐户持有人，它贬值是这个制度的缺陷。制度改革是非常急迫的。我的回答非常明确了。第二个问题你说的情况不尽然，养老保险制度多失业制度比较少，保险的划分是不一样的，关于住房公积金有些没有这个制度，我们国家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我对这个做过研究，我个人认为中国的五险制度都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瞄准目标群众不准确，进来的未必是需要的，需要的未必能进来。举一个例子，本人上失业保险，本人是属于典型的国务院的直属的单位，能失业吗，必须上这个保险。真正需要失业保险的人，这个群体在哪，为什么他不能上。第二个问题支付，刚才的数据看了，我们每年的增长率30%，不是很正常，瞄准率很差，于是支付就带来问题了，这就不好说了，带来问题没法说了。第三个问题，我们每一项它的功能和它的管理体制没有理顺。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
提问：郑老师您好，我是来自博士生，河南农村的，在农村存在一个低保问题，乡镇上把这个低保名额直接卖出去，这个低保好像在我们那一人享受低保全家能享受低保的。再是城中村里面，自己的身份证号还有户口本的信息拿过来，到乡镇上办低保，办完之后把银行卡拿在自己的手里面，每年发了钱之后取出来，再把钱的一小部分拿给低保的人家。向您咨询一下，您对农村低保是怎么考虑的。
郑秉文：搞研究的人都知道，这种情况在国外也有，叫福利欺诈，中国两类，一类是福利欺诈，还有公然挑战法律，犯法就不说了，绳之以法就完了。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都忽视了，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全国福利保险制度有点像高铁，管理跟不上，低保管理跟不上，是因为队伍还是那么多人，他的身份就不规范，这个队伍的末端社保站，里面有社会工作人员，还有临时工，大学生实习生，情况非常复杂，给的钱非常少，于是出现自己出问题，利益输送的情况。跟我们管理的水平，管理的能力，跟我们体制运作运行的方式都有关系。福利的经办体系，不要把它看成事业单位，服务性的窗口，是规范的，像地铁固定的标致，不能随便弄，服务窗口应该一致的，应该有自己的规律，我个人认为既然收费这么多
，应该管理进入成本。队伍建设应该根据需要人均负荷比进行有弹性的增长。服务这么差，为什么不能让大学生在这就业。另外钱那么多在那贬值，不能发工资来做工作吗。我今天上午我想推这件事，有理念的问题，运行机制的设计问题，服务水平问题，制度体制其它的因素等等，综合形成了这样一个现状，当然也有水平，思想意识的问题。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的结果，突破口有，就是我说的这样，变化一个观念，把服务性的运行进入成本，有核算就好了，这个领域的收入也高了。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这是一个国际惯例，全世界所有的制度没有进入成本，没有一个国家来自于财政收入的，没有的。我有大量的数据可以支持我，所以我也呼吁这件事。你这个问题挺好，让我多想了一些事。
提问：郑老师你好，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在前不久出现一个事件，北京的一个人为了给妻子治病，私刻章。有另外一个现象，当时犯罪主体这个男子一直在失业状态，又是有劳动能力，享受着国家的低保，前一阵看到一个问题，英国一个女子有三个孩子，如果她有工作的话反而从政府拿到低保收入比工作的收入还要高，最后还是选择了不工作拿政府低保，社会保障制度怎么样防止这种现象。
郑秉文：还是福利欺诈的问题，第二是避免福利陷井，两方面的手段，一方面是加强管理，我坐的火车，有一次突然看到前面有这么大的海报说福利欺诈可以打电话获得多少钱。国外有这方面的手段加强管理。还有一方面的原因，整个福利制度设计，每一项福利之间不要互相矛盾，要相互配合，如果不配合会出现选择某一种状态，这个状态多了就会形成一个福利陷井，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一种文化。如果成为文化就会成为国民性，成为国民性很难救治了。国民性是一个国家，国民和国家是一个词，是它能否飞跃的根本动力，如果出现了问题产生了疾病，医治起来很难。大家也都知道，最近领导们都看大革命，看完更加感觉到这一点，法兰西民族永远是法兰西民族，你让它们相互学习，目前的条件下，我敢说能够愿意去学习，能够提出来恐怕是一些社会精英，对于泱泱百姓来说，尤其是在网络时代，我觉得不可能了。网络是个双刃剑，一方面更透明了，另外一方面也是更凝翠了。所以这个双刃剑有的方面是让你进步了，有的方面可能让你退步了。所以是有管理的问题。这块就不多说了，我想你也清楚，凝翠主义是大病，根本问题就是这样，失业在欧洲就是一种文化，搞经济学的都知道这个词，叫隐含合同。隐含合同的本质就是这样，工会要求的工资水平定价水平不是因为经济的景气调整而调整，好的时候不要最高的坏的时候我也不要最低的，这就是工会的力量，老板一看也愿意，就不辞掉。于是在公共汽车上的永远在公共汽车上的，在公共汽车下面的人永远失业。于是他绝望了，这个群体绝望了，于是这个群体变成一个利益集团，跟政府抗争还要最好的条件，因为是他们抛弃了我，你必须得养活我，工作的人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拿出1%的利润养活我。于是就成为一个文化，成为一个必然，失业的永远失业。这是社会分裂的根本原因，最后变成国民性了，久而久之制度养成国民性了，这个制度不利于改革的，希腊能改革吗，不相信。即使国家破产了和希腊人有什么关系，依然会上街，不管谁上台没有关系，对于游行的人来讲利益最大化也是理性的。所以这就是我的深层的看法。中国目前也处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代，文化逐渐形成，我们要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文化。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有一定的研究，有的写东西，有的没法写。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深层的一些想法。
主持人：非常感谢，今天长安讲坛结束了，5月9日，晚上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主题是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机遇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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