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强化金融监管才能防止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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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方面，市场化。市场化现在讲起来特别具有现实意义，因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大家就在反思，有些人说你看看美国都搞不下去了，市场经济它都要搞成国有化了，美国政府出来还要把一些银行投资变成国有银行，中国幸好市场化没有进行下去，走了一半，我们都要进行下去就出现美国式的危机了。是不是这样？还有一…
第四个方面，市场化。市场化现在讲起来特别具有现实意义，因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大家就在反思，有些人说你看看美国都搞不下去了，市场经济它都要搞成国有化了，美国政府出来还要把一些银行投资变成国有银行，中国幸好市场化没有进行下去，走了一半，我们都要进行下去就出现美国式的危机了。是不是这样？还有一些记者或者是报刊上说主张市场化是不是就是主张新自由主义？这个概念弄得大家也稀里糊涂。现在我们经济发展快，当然是经济和市场的关系，社会发展慢，包括我们的卫生、教育各方面，那是由于市场化的原因等等，这些东西都值得回答。这个问题是全世界的专家都在回答，不只是中国的专家在回答，一批学者都在考虑市场化。
伦敦大学的钱左教授，原来在北大，是我的硕士同学，牛津博士，他推荐两本约翰·格雷写的，一个叫《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觉》，一个叫《超越新右派》，他在反思经济自由主义是不是有问题，他原来是极其崇拜汉·约克，觉得是自由主义，现在认为市场是造成自由主义的灾害，他的转变比较大。我看了半天，感觉目录里也没有说到我特别感兴趣的问题。但是他对中国还是评价比较好，他说中国之所以走到今天，是由于中国的家庭制度还保存得好，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有一点资本主义的成分，混合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结合得比较好。这是他自己的解释。
这个中间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克魯格曼在09年初写了一封信，奥巴马，你不要害怕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时奥巴马要出手救一些银行，买一些国有资产，搞一些公有设施增加就业。而这些做法都被看作是社会主义，因此他说你不要怕。实际上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对什么叫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真的要讨论讨论，也要对市场经济反思，我们可以考虑考虑。
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库伯尔教授，在清华、北大都演讲过，也是我们学院的兼职教授。库伯尔教授就说现在美国的政府权力比较大，30年代全世界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政府的权力比较小，尤其是在货币方面，当时是金本位，因此政府没有像现在一下子整多少钱，这个本事没有。现在美国政府支出占GDP，30年代是10%，现在是占30%。再加上凯恩斯主义为美国政府的干预提供了很多东西。但是他又说了，是不是会走社会主义？他说不可能。美国银行的国有化暂时延续几年，之后会把它卖掉，当成一个临时措施，而不好像是意识形态，好像是一种主义，根本扯不上。
我想起1998年金融危机，香港现在的特首曾荫权，当时真是了不起，为了面对金融大亨，他采取了几道防线，一道防线就是不行了国有企业就要上，抛售或者买进。再不行了，国有银行要上。再不行了以后政府就改游戏规则。当然他改了游戏规则以后，全世界引起哗然，大家知道98年的9月份、10月份，全世界都攻击，香港不是自由港，香港已经完全不可能是最自由的地方了。但是到了11月份，克林顿马上就召开20国会议，就讨论要控制金融泛滥，要管理这些金融大亨乱炒。为什么？道理很简单，美国自己出事了，它的一个金融资产管理公司40亿砸下去了，美国政府也在救，美国社会影响很大，当时香港炒了一把，俄罗斯都炒了一把。当时我曾经带了一个团，当然我的团员很厉害，比我厉害，我们的团员一个是易纲，研究是央行的副行长，当时我是团长，还有一个山西省的副省长牛仁亮，还有几位，我们一块儿去调查。我们去调查4个国家，印尼、新加坡、韩国、泰国，调查中我们就发现，这些国家对金融危机的认识和我们华人圈不一样，我们看到香港和台湾是极端的防备，香港人就说我们感觉到每天下午4点钟，我们交易所的锅就开始滚动了，就有金融大鳄起来搅场。可是我们到新加坡、印尼去问，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金融大亨炒一把，搞得你们怎么样，他们说没有，我们感觉不到。台湾也感觉得到，台湾凡是搞对冲基金的全上黑名单，只要进台湾必须先报，他们搞的这一套。我就觉得真奇怪，在香港实践证明是有的，但香港那次没吃亏。他们也是政府出了很多钱来买股票。过去了以后马上就卖掉了，现在香港仍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方，事情过去了。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其中有一个观点就是贸易自由化我们很赞成的情况下，金融自由化我们确实要反思，如果以为贸易自由化就意味着资本完全自由化，那是有问题的，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西方的一批学者也好，政府也好，他们太聪明了，对他们有利的舆论造的太多了。当他们有力量攻占全世界市场的时候，他们主张打的是自由贸易的大旗，以英国为代表，当他们发现我们这些新兴国家贸易做得很厉害的时候，他们就打出一个新的大旗，叫公平贸易。这个大旗谁最先举起来的？里根。里根时代就打开了公平贸易大旗，用公平来对抗所谓的自由贸易。到今天为止大家看到还是这样，当金融资本乱闯，闯得到处赚了钱回到美国，他高兴的时候就不管。只有当他自己出事的时候，才喊着要金融监管，要强化国际金融体系。
我们的学者呢？我们能不能也像美国的学者一样，我们另外一方面希望我们的政府听得见学者的呼声，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学者更自由一点，一说外事无小事，我们就不能说话了，说什么事都影响国际，那怎么行？现在美国人的政治多厉害？当他们攻击我们的时候，他们的议会什么说话不算数，把我们骂一通，害得我们老在那儿说，我们只有政府发言人对他们，我们怎么不能让我们的人大代表乱讲。曾经我们国际金融中心的人讲了一句话，美国人要再这么整下去，我们就把我们的美国外汇储备卖掉，这句话引起了美国轰动。其实我在夏斌之前发表过类似观点，只不过夏斌的身份不一样，他是国务院发展中心金融所所长，他讲完以后美国的报刊哗然，然后专门由布什给中国政府领导人写了一封信，我觉得特别好，结果内部还挨批评，挨什么批评啊？表扬啊。对外要黑脸、红脸、白脸都唱，我们哪能只老老实实，像小学生一样做题只有一个答案，我们也放两炮。王岐山副总理这些人脑子就比较快，有时会放两个炮，要适当的放一下，。
当年朱镕基到美国去的时候，美国一片反对中国贸易，说进口搞逆差，朱镕基在大家议会上讲话中专门讲，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出口中间美国的资本占了多少。他们说不太清楚，我告诉你们，我们现在出口盈利中间主要部分都是外资企业，外资企业中间很大一部分是美资企业。因此，贸易逆差都是美资造成的，因此美国人自己把你们的钱拿到美国人来了，你们不要嚷嚷了。议员们都不晓得这个道理，他们当时都是一风倒，没人说这些话。我们的总理讲完以后，至少那一年这股风就下去了，他们搞了半天，原来是我们自己做的，他们真是不知道。现在大家知道三资企业出口占新增出口企业的额度中占65%，即使今年三资企业的出口占的比重中也是占55%。我最近新提了一个口号，要改变我们外贸出口中的主体地位问题，希望我们的国有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成为第一主体，因为它们现在开始撤了。
这些东西我们要和外国人讨论，我们不要老怕有些东西，说错就说错了，李晓西说话不算数就完了，算数的那部分人吓了一大跳，不算数的部分推给我就完了。我们和商务部签定了一个15年之内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这方面签了字让了步，但是好多企业说这让我们亏死了，我们每年有40亿—50亿的外贸中被人家不公正对待，说我们是非市场经济国家，然后反倾销，我们吃亏。因此，我们就要做这个课题。商务部让我们做，我们就做了，我们连着搞了三个市场经济的报告，市场经济报告做完以后我们署名北师大我们院，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然后翻译成英文。我去到欧盟七国的时候，到布鲁塞尔最有意思，布鲁塞尔的人从包里掏出来，我一看就乐了，那不是我们的书吗？怎么在布鲁塞尔谈判主对手的包里掏出，是我们翻译的英文本。就是说政府签了字，我们承认15年不喊了，民间喊、学者喊，你要说是，政府没说什么，但是我们学者喊有用没有用？有用。我们喊了以后欧盟就说我们可以重新讨论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美国也说可以。但是我们在美国吃了亏，美国搞听证会的时候，中方没有人，我们去了商务部的三个官员，干吗去？是要倾听美国人的反应。当时我可来气了，如果让我去，我立军令状，今天把水搅不浑就也他打平手，要么就把他打败。如果对中国市场经济的东西，中国人说不服外国人，是我们笨到家了，太笨了。因为我去到7个国家谈的时候，他们根本说不过我们。道理很简单，不是你聪明，你说你兜里的事，你说你家里的事，他怎么说得过你呢？他就提几个问题你回答。结果那一场下来以后，一风倒，90%以上反中国倾销，都是一边倒，而我们的代表都没有吱声。听证会不是让你去听，听证会是打嘴仗的，把听证会搅掉，我们最后就有戏了。如果我去搅，我第一句话就是“今天在座的很多和这个事情是有利益相关的，我希望你们讲话的时候首先告诉我一下，这场反倾销中间你是利益得益者还是受害者”。我首先这一句话至少堵60%的嘴巴，得利的不来上场，他们都在家里悄悄地呆着，中国的代销商卖东西他们赚钱，受害的都跑来了，都来反对来了。你一说60%，最后我们肯定会说，我们这个讨论是一个客观的辩论，现场看了一下，得到好处的都没来，得到不好处的都来了。因此，这个结论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不用多说，这是第一句话。然后我们再听听教授们的说法，教授们替我们说话，因为市场经济报告的后面，库伯尔教授，还有罗斯汀，大家知道他是匹兹堡大学的教授，曾经说中国经济增长真实吗？他对中国非常友好，但是最后也听了很多人议论，说中国市场经济是假的，他就怀疑了。还有人写了一本书，说中国经济要崩溃了，中国经济怎么可能崩溃？最后我在凤凰大讲堂专门讲了一次，就选这个题目，中国经济增长是否真实，我说肯定中国经济增长基本部分是真实的，银行数是真的，储蓄存款增加多少是真的，怎么可能假？再一个官员想造假，是，有时是多造，有时是少假，当考察一个官员业绩提拔的时候，他就说我这个地方今年成绩有多大，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多少。马上税收部门来了以后就说不对不对，那个官员已经调走了，他已经被提拔了，他说的不对，我们当年的产量没这么多，我们的利润没这么高，他要往下压。他要知道，这个东西综合到最后，总系统下来的东西就互相抵销相当多了。再有一个就是系统偏差，随即的偏差有时算不出来，系统的偏差是能够算出来。我刚才讲的心理状态，肯定能够把系统偏差算出来。因此，我们现在看到我们一方面说我们的经济增长是很夸张，但是我们2004年、2005年实地考察，发现服务业那一块好多都没算进来，差好多，是缩小了，而没有扩大。就像这么大国家兜里藏点东西，别人怎么能说得清楚？像库伯尔教授对我们还是比较支持的，对我们很友好。所以，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我们给教育部的课题，去年30年的时候，他说要完成交办的课题。坚持改革开放为什么不做？我是乐意做的。
现在有些人说改革开放市场化把教育搞乱了，这句话完全是不对的，教育是公益性质的。我在这儿放一个厥词，研究生们讨论讨论，我们现在完全搞公费行吗？现在大学教育公益性第一，我对此口号认为是值得怀疑的。
我在1996年、1997年，当时董老师和于老先生到上海去调查的时候，我当时接受记者采访，我说教育是事业和产业的结合，它既是高尚的，老师不能讲每堂课或者让学生去买书，放一摞书，都是推销他的课本，有那个必要吗？不能搞成老师一个一个唯利是图，同学一上课，老师讲的每一句话可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把老师当做老板，这肯定是过分的。肯定有些老师追利，至少北京这边好一点，北京的很多老师书呆子多，不是完全给企业当咨询。当然给企业当咨询也不见得不行，你给同学讲课的时候揭示的是实际，但确实有老师这方面基本的要求。但另一方面，高校的改革现在到了今天，我们的后勤全部是市场化运作，清华经管学院给学校每年上交一个亿，培训也是市场化操作的，我也曾经给你们讲过课，报酬也是蛮高的。那是由市场化操作，社会需求，愿打愿挨，你愿意交费，我愿意给你上，有些东西是市场化。因此，教育一定要搞清楚。现在是反过来，我们现在招生硕士、博士好像收费收到最后越来越公费，越来越老师掏钱，幼儿园学费几万块钱，小学搞的交那么多钱。有一块肯定是事业性的，义务教育一定是事业化。像美国一样，读硕士尤其是博士，自己要交钱。你可以不交，有奖学金，那是两个渠道。这个东西要好好研究，我们还是要搞辩证法，轻易喊教育就是公益的，以公益化为主。前些年之所以搞糟了就是因为市场化，这个东西的提法是有问题的，我们要好好讨论讨论，是不是这样，纯粹要搞那种东西能搞下去吗？我们多少年来搞到最后，大学没有国家的经费就没法前进了，纯粹靠政府的钱做得下去吗？07年我去美国到底了7个学校，从哈佛开始跑，最后发现美国教育经费60%、70%是来自于社会，20%、30%来自于中央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州政府。为什么会70%来自于老百姓，来自于企业？因为企业有钱。现在我们说大学精神没有了，如果让我当校长，80%、90%的经费是来自于教育部，我还敢该你们胡说吗？你们讲了那么多放开的思路，我怎么敢叫你们说太多，不然我们经费要不过来。大学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和经费来源是有关系的。我们如果经济上相对自由，当然我相信大学都是为社会、为国家好，这是大学基本的宗旨，这一点毫不动摇。但是对政府的政策提意见，这也是天然的，国外很多大学都是。我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呆了一年，我刚去的时候，大家说发一个东西，我特别佩服撒切尔，我说撒切尔很棒，结果各个高校都带出反对撒切尔的东西。我说为什么？他说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撒且而这次削减教育经费，大家就反对撒切尔。牛津大学宣布不给撒切尔名誉博士，原来她是牛津大学毕业的。其实很简单，也正常，不给高校教育经费高校不干，就免掉你，所以也未见得天下大乱。
当然要稳步走，我们现在也不想把事情搞得非常乱，因为我们不是搞政治学，不懂得政治上的很多东西会怎么样。但至少我们觉得教育中间产业的东西和市场化的东西，尤其是和事业的东西，教育作为一个高尚的教育，和事业肯定结合起来做。孔子做的多好，大家都叫他孔圣人，美国参议院还要通过2560年的什么，我感到好高兴，美国一承认，很多国家都要跟着承认。孔子的学生送他十条肉他也要要。那有什么？师生情谊，送十条肉，有没有对价的关系？你送了十条肉就当学生，这就有对价关系，不敢干。当了学生，你对我有所要求，送了十条肉，送了也白送，吃了也白吃，师生关系很正常，法律上有对价，有了目的就不行。所以这些东西一定要辩证，现在法律上好多东西形而上学确实不行，一下子东西这么倒过来，一会儿那么倒过去，包括卫生。卫生也是公益的，必须要政府拿钱。政府真能做到吗？真的把城里人都包起来吗？城里人都包不起来，农村人也包不起来。现在叫新农合，很好，就是合作医疗，不要公费医药覆盖农村。SARS期间我参加一个会，当时几个司局长很感慨，今年要给600亿，往年才几千万，今年一个SARS来了，给600亿，可高兴了。但是我很担心，我最后的建议是一定是铜头铁脖软身子的机构，铜头铁脖是一个狼，狼的状态就是铜头铁脖，为什么和狗打架打不过？它的脖子太硬了。什么含义？上面一定要坚强，一定要硬起来，到下面每一个队非要搞一个防疫人士，有必要吗？没有必要，搞计生委的兼着做。美国也是防化兵签合同，只要出现事，包括公共卫生出现事，它就出来。怎么办？给钱。完了就回兵营。不能搞一套从上到下的防卫系统，真要这么搞下去，那帮人到最后就盼着出SARS了，没有SARS就没钱，活不下去了。我们现在就是上面是个坚强机构，下面是合同制的办法，美国就是市场化，政府和各个部门签合同，这都是可以签的，为什么不可以签？一旦出现特殊情况，我们就给你钱，你们就做什么事，都是可以做的。不要建立一个庞大的机构，中央和省市需要防疫的部门，层层建下去就不好了。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还是要市场化改革的东西辩护，我们现在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市场化做得过分了，我们完全没有真正做好。
举个例子，现在我们要提高消费率，有些人指出消费率提高5—10个点作为咱们国家的年度指标，根本用不着。真正均衡的消费是充分市场竞争条件下才能判断，现在出来两个人，一个就是索，1976年就拿了诺贝尔奖，他就讲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均衡问题。前不久2004年又出来一个菲利普斯，他也提到当劳动力增长的边际效益和资本的增长边际效应相等的时候市场就达到一种均衡，而这个时候几个率，包括消费率才能确定下来，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是达不到的。我们现在以为我们的市场率能够人为定下来用，我们现在就做一点，把我们的制度搞好了，好多事情就自然形成，包括价格，我们这些年大家都有这个概念，把价格主体、价格定价规则、市场的充分竞争都搞好了，价格形成什么水平都有一定的道理，而不是我们主观定价格，那是不行的。所以，我讲到现在还是这个道理，在这一场金融危机当中，政府提出来一些基本的口号，背后要由完全逐步市场经济做支撑，而不是我们把市场经济搞掉，要搞一条计划经济。
我今年是60，1949年出生，我们这一代经过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充分体会到市场经济，我们是狂热的红卫兵。当年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生死都置之度外，毛主席说你提着棍子干，做梦都梦见苏联打过来了，蒙古打过来，我自己提着一个大刀一个人冲过去，做的都是这样的梦，多么狂热的红卫兵。但是最后大量的东西匮缺，计划经济的含义就是相信只有少数的精英，他们是最聪明的，他们能决定这么多人生产什么、交换什么、消费什么，这就是计划经济的核心。能做到吗？实践证明做不到。像你们这一代年轻人没有见过布票、油票、肉票，那时这些东西都没有，极度匮乏，我结婚的时候想买花生米买不着，我爱人生孩子的时候没有鸡蛋，领导批了，让我到一个农场去，我专门坐大卡车去50共析以外取了一揽子鸡蛋回来，还是特批，因为坐月子需要鸡蛋，而且我是五七干校的老师，给我特批。现在大家轻易不要相信有些网站高唱高调，鼓吹计划经济好得不得了，计划经济那个时候也有好的，确实不是绝对，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办的好的，两弹一星办得好。如果当时两弹一星不是集中力量做一件事，就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好的国防，这是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错的太多了。因此，我们现在要搞清楚哪些方面集中力量可以做，哪些方面不是，而不是讴歌、歌唱计划经济如何好，然后反过来现在看到很多矛盾，就说市场经济如何臭到一塌糊涂，完全不是。我现在看了一些网民发的言，我估计很多大学生毕业以后很年轻，他们写的东西很激动、很愤青、很雷人，动不动就要把一些学者们赛一赛，把政府赛一赛，其实说老实话，现在的情况需要我们有60年经历的人感受得到，下一代改革开放还是太重要了，虽然我们的问题那么多。查看更多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