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27岁的时候，就已经当上了瑞士某银行联席懂事，后任法国某银行副总裁，前途无可限量；

　　他在2001年那个不寒而栗的冬天第一次接触了艾滋病人，从此，他过上了一种不同的生活；

　　他用自己的金融知识，设计出一套理性而专业的“智行”系统；

　　他履行托孤誓言，现已资助了2300多名爱滋孤儿，其中20多名是大学生。

　　他就是杜聪。今年38岁，出生于香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如果不是2001年接触到河南的艾滋病人，也许他已经是金融领域的精英了。

　　那个冬天，在河南，他看到奄奄一息的病人躺在褥子上，溃疡、腹泻、低烧，无药医治，阴暗的房子里弥漫着病人的气味，他们枯瘦的、绝望的手向外伸着……

　　他想起《辛德勒名单》里的一个镜头，辛德勒站在山头，看着山下大批的犹太人受到纳粹士兵的虐待。他并非想做中国的辛德勒，他只是想说明，在巨大的苦难面前，人无法掉过脸去。

　　“成为华尔街出色的银行家”，这是杜聪和母亲曾经的梦想。所以杜聪的辞职，遭到了家人和亲友的反对。然而，在一片反对、惋惜声中，他毅然地从金融界抽身，过上了一种不同的生活。

　　作全职义工，杜聪开始并未如此绝决，他的理想状态是“找个既有善心又有资源，既具勇气又懂管理，既敢担当又能持久，既有智慧又有慈善的人。”一番寻找无果，杜聪不得不承认“这个人就是自己”。教会学校对杜聪的教育是“一个人挨饿时，给他碗粥笔他饱时给碗肉更急需。”爱滋孤儿一天天长大，时间不允许杜聪慢慢物色合适的人选。“迫在眉睫”、“刻不容缓”，杜聪形容等待救助的孩子。2002年初的一天，杜聪辞职了，开始作全职义工。

　　在美国的13年，杜聪经历了

艾滋病初发至高发，由医学疾患演变成社会病毒的过程。1998年，他在香港注册慈善机构“智行基金会”，业内同行的善举成基金源泉。2001年前，他曾多次携带知识、资金到四川、云南防艾、救孤。

　　有一次，有人提醒他，你最该去的是河南。

　　走进河南，让杜聪觉得仿佛亲历了人间地狱。床上病人奄奄一息，发烧、溃疡、腹泻、痔疮、疱疹、缺医少药使临终者痛苦呻吟，孤儿乏人抚养，老人缺人赡养，有些艾滋病人或家属因无法忍受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而自杀。而几乎所有临终艾滋病人的遗愿都是“希望子女能继续受教育”。

　　一次次的家访，一次次的托孤，让杜聪将防艾重点移向救孤并将“智能”基金移向中原。杜聪每隔六到八个星期就会到河南、安徽、山东、广东等地，他

幽默地评说辞职前后之变：“比以前更忙，一文不挣，全年无休。”3年多，每当杜聪“挺不住的时候”，他便以一个画面自励：一个八九岁男孩，推着板车，上面坐着一个瘦瘦的成年男人，男孩在颠簸的泥路上咬牙前行……

　　杜聪在救助孤儿过程中，走出了一味的慈善，而是用智慧度人。杜聪的教育背景和金融专业训练决定了他能够自觉运用“智慧”这一法器将“智行”设计的理性而专业。杜聪旨在以最经济手段达到最有效产出，“在最短时间内帮助最多孩子。”现在“智行”的救助范围由河南扩至安徽、山东、广东4省7县24村。五学期过去了，渐上轨道的“智行”促杜聪开始思考量与质，他不仅要保证孩子们有学上，还要扭转他们的歪曲心理，让他们健康成长。

　　杜聪和自己曾经的一位下属说，“成就感绝不比一个成功的银行家小，救孤之棋也绝不比出色的银行家走的差。”杜聪说，除了2300多名在校生，还有200多名学龄前儿童因母婴传播先天患病，他还需要为他们筹备学费，他要陪他们走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