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答法新社记者问，以下为整理的莫言发言实录：

　　所有的批评，从他们的角度来讲，都是有道理的。对我来讲，有的是没有道理的。难道抄写延安讲话就是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吗？毛泽东讲话是历史文献，这个文献在当时的条件下对推翻腐朽的政权产生过积极的作用。今天看这个讲话，有其巨大局限，过于强调了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忽略了文学的人性。我们这批作家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的时候，就认识到了延安讲话的局限，而我们的创作就是在突破这种局限，我相信很多批评我的人是没有看过我的作品的，如果他们看过我的书，就会明白我当时是冒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来写作的，也就是说我的作品是跟当时社会所流行的作品大不一样。但是我们要突破讲话的限制，并不意味着把这个讲话全部否定，因为这个讲话它有合理的成分，比如讲民间艺术和外来艺术的关系，讲生活和艺术的关系，这些东西我是认可的，所以我抄了这个讲话，我这个人比较麻木，我不像某些人具有那么敏感的政治嗅觉。我认为，我抄这个讲话和我的创作没有矛盾，我抄它是因为我觉得它有合理的成分，我突破它是因为它已经不能满足创作的心灵需要。

　　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奖，不是政治奖。我的作品是不能用党派来限制的，我的写作是站在人的角度上写人的情感、人的命运，早已突破了阶级和政治的界限，我的小说是大于政治的，很多人认为我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与共产党关系密切，就不应该获得诺贝尔奖，这个是很难有说服力的。这次瑞典文学院把这个奖授给我，我觉得这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政治的胜利，我因为文学而获得了这个奖项。跟共产党关系密切和不密切，有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呢，很多在网上批评我的人，他们本身也是共产党，也在体制内工作，有些人甚至在体制内获得了很大的好处。我的观点是作家是靠作品说话，作家的写作不是为哪个党派或团体服务的，作家是在良心指引下面对所有人，研究人的命运、人的情感，然后作出判断。如果大家读过我的书，就会知道我对社会黑暗面的批判，向来是非常严肃、凌厉的。所以如果认为我是一个毫无批判性的官方的作家，这种批评是毫无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