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年来有了三个方面的进展。第一，对于为什么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更加深化了，即第一要落在供给侧，第二要落在结构性调整，第三必须是以改革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不等同于简单的宏观经济政策安排”。

　　第二，努力方向已经确定，即“三去一降一补”，业界已经确定了努力方向，并且在一些方面也有突破。

　　第三，对明年的工作安排也有一定探索。“2017年可能更多的力量会放在降成本和补短板上，以此来带动整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

　　高培勇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深化改革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一个非常好的蓝图，“如果真的按照这样做了，不光是供给侧，不光是结构性，整个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上升到一个非常好的水平”。但是，“从过去三年多来，回顾一下改革的历程，就感觉到很多方面是推不动的，或者推动了也会打折扣”。

　　具体到财税改革，高培勇表示，包含三个方面。预算方面，虽然去年1月1日实行了新的《预算法》。但到了今天，新《预算法》的实施还没有落地，“我们的实施一定要落在细则上，没有细则无法实施”。

　　“这次税制改革不同于以往的地方就是提出了‘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这样一个改革的部署。但是到今天为止，大家看我们的直接税比重提高了吗？我们看到的只是营改增在间接税方面的改革”，高培勇表示。

　　而至于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改革，此前提出了财政事权与责任相匹配的目标。“但前三年，每年都说要抓紧研究提出指导性意见。好不容易到今年8月份拿出了一个决定，但是又加了一个限定词‘财政事权’”，“最难啃的硬骨头是在改革层面，而这种改革层面更多的是落在体制机制性的改革上”。

　　高培勇认为，“降成本”是当下现能够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找到的最佳的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入手处。而当前“降成本”的核心任务应当是降低宏观税费成本。其表示，“降低企业的税费成本必须和政府支出规模一起降，如果仅仅是降低企业的税费成本，政府的支出规模不减，那么无异于就是用扩大举债的办法替代收取税费的这种办法，是一个零和方式的调整”，“最终企业和政府之间的资源配置格局不会因此发生变动，而且企业的成本最终不是减的，而是加的”。

　　此外，高培勇表示，中国企业承担了全部税费成本的90%以上。其分析称，中国政府的税收很少直接从居民收取，基本都是通过企业这个中间环节进行的。而企业对税费只是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过渡阶段，“因为企业所承担的任何税和费都不是最终归属点，要么加入价格向前转嫁，要么扣除股东的分红向后转嫁”，“因此要脱开这样一个泥潭进行整个中国税费的改革是非常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