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长安讲坛第57讲，长安讲坛总第188期，做客专家是论坛成员、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他演讲的题目是：关于发展方式转变的若干问题。

　　以下为演讲实录：

　　我们下面讨论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的宏观经济，短期经济，总量的主要的失衡，以及针对这些失衡，宏观经济政策作出的调整，中国宏观经济是从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经济大家知道它就是指总量，总供给和总需求二者之间的失衡的状况，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经济是从，我大概简单的梳理一下，大概到现在是五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特点不太一样，现在新时期有新的特点，从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到1998年上半天，这应该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中国宏观经济失衡主要特点是需大于供给，基本上是这样，需求大于供给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主要的失衡和威胁就是通货膨胀，所以通货膨胀的压力在20年间，78年到98年在是非常大的，原因很多，有生产短缺的问题，有制度的软预算约束问题，软预算约束会造成膨胀，另外有历史，我们历史上计划经济形成的短缺问题局面，不是短期能够克服的，一系列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生产和制度的原因，在改革开放到98年5月以前，总体上中国是一个需求大于供给这样的情况，所以主要的问题是防通胀。

　　我们也确确实实，改革开放以来，三次比较大的物价上涨，基本上都是发生在98年之前，第一次在1984年年底，85年年初，当时是因为84年秋天十二届三中全会，做了一个要紧的决定，就是决定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向城市全面推进，人们担心物价上涨，所以去抢购，形成了那一次比较大的物价上涨，和相应的抢购风潮，第二次是1988年，88年夏秋之季，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一个工作会议，做了一个非常要紧的决定，决定推动价格改革，当时我们讲叫价格闯关，当时需求大于供给短缺局面，如果你一旦放开物价，肯定物价上涨，所以老百姓去抢购，形成一次比较大的物价上涨风潮，第三次大家知道是94年，94年到95年，那次时间比较长，力度也比较大，94年那次高的时候大概应该在物价上涨率是超过24%，因为我们的保值储蓄率是百分之十几，然后再加上银行存款的基准利率加在一起当时达到了，高的时候到了25%，保值，这种情况，这个大家也知道，因为是92年南巡谈话之后，十四大召开，全国就掀起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发展的投资的热潮，需求迅速的扩张，经济开始逐渐转热，到了94年的时候，达到了顶点，这个时候物价涨这种情况，到95年也比较热，95年物价上涨大概17%这样。

　　这三次比较大的物价上涨几乎全是发生在98年以前，最重要的经济背景就是你是需求大于供给，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所以它稍有一个偶然因素一刺激，可能就激发起来抢购，形成这样的局面，从98年下半年到02年年底，这段时间是中国宏观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失衡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刚好和第一个阶段相反，开始出现过剩，主要是由于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开始出现比较严重的过剩，特别是工业消费品，产能过剩，产品过剩，物价不仅不涨，反而在很多年，在这期间是负的，物价指数是负的，到02年的时候，物价也就是在2%左右，低于2%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通缩的警戒线，所以当时有人说，中国经济自98年年底，到02年是进入了，不是什么通胀的年代，而是返过来是通缩的年代，当然这个有争议，因为通缩的标准就有不同看法，是物价负增长就是通缩，还是说双负增长，物价负增长，GDP负增长，进入通缩，这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不管怎么样，那几年中国物价很低迷，表明中国的需求，市场需求不活跃，所以我那时候宏观政策采取的办法主要是反箫条，反衰退，当时我们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乡镇企业倒闭了，大量的国有企业停产破产，大量的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有待安置，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中国可以说比较严重的经济停滞、衰退、箫条的现象，那个时候的主要问题就是怎么反箫条、反衰退，主要政策就是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这是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从03年到07年，这个阶段的宏观经济是什么呢，和前两个阶段都不一样，它既不是需求大于供给，也不是需求小于供给，它是结构性返方向失衡，在投资领域里面，经济过热，需求大于供给，重要的投资品，煤、电、运、油，价格居高不下，但是在消费领域里边，需求不足，大量的工业消费品，产品过剩，甚至产能严重过剩，很多工业消费品的生产过剩闲置的情况超过30%，甚至更高，远远超过我们通常所说的20%的，比较正常的产能过剩的水平，这样就形成了投资和消费两个领域里边，宏观经济失衡的方向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宏观政策就比较难决定，你到底是紧缩还是扩张，98年之前我们比较好办，就是紧缩，02年到98年这段，我们也比较好办，就是扩张，这个失衡的方向比较清楚，但是03到07年，我们当时就不太好办，不太好办我们采取的是什么呢，我们实际上从目标上回避了总量，我们叫有保有压，区别对待，我们没有说是扩张还是紧缩，在手段上我们采取了一个反方向矛盾的组合，财政是扩张，货币是紧缩，所以我们当时叫做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的解读，其实就是从紧的。03年的7月份，大家想想我们开始上调法定准备金比例，一直调，调到08年上半年，我调到了17.5%，这个在当代世界是非常高的，比94年都高，94年我们法定准备金律25%的通胀率的情况下，我们法定准备金律是13%，这是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我们是一种从紧的，所以这样就形成了当时财政在扩张，货币在紧缩，之所以有这样的反方向的组合，就是我们当时总量目标本身难以抉择，到底是紧缩还是扩张，我们很难办，所以我们采取了看起来矛盾，实际上是降低一个政策风险，这样的选择，这是第三个阶段。

　　第四的阶段，08年，特别08年下半年以后，中国的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们进入一个全面的用组合一揽子措施，反危机、反箫条，那么我们提法是什么呢，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当然在原来就是积极的，扩张的基础上，力度加大，大家可能耳熟能详，所谓两年四万亿，财政的扩投资，这是一个，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适度宽松，关键不在适度，而在于宽松，什么意思呢，它是方向性的逆转，因为在此之前是什么，是稳健的，你现在是宽松的，它的方向变了，财政政策是力度变了，方向没有变，还是在扩张，只是力度加大，货币政策08年下半年以后，它可不是简单的度的问题，它是一个方向的逆转，从紧变为扩张，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也知道08年下半年，加大了信贷投放，08年年末新增贷款比08年年初多出了大概4.9万亿…那么到10年，到09年年末比年初大概新增贷款是9.6万亿，不到10万亿，一直到到去年，10年的上半年，新增贷款是四点多万亿，这么大力度的放贷，这么集中，是个非常典型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所以我们叫做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以此来反危机，抵消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这是进入一个全面积极扩张的阶段，这是我们的第四个阶段。

　　第五个阶段就是从去年下半年，特别是去年秋天以来到现在，我们现在是，实际上是择机退出，我们从全面反危机措施开始，择机退出，那么我们这个政策调查，我们是这么讲的，我们叫做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看起来提法是重新回到了03年07年，这个政策组合状态，但是原因是不一样的，03到07年之所以采取那个办法，是因为投资和消费领域里的失衡的方向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很难简单的扩张，或者是简单的紧缩，我们现在出现这个情况，不是投资和消费领域里的失衡方向不一样的问题，不是这种不同领域里的结构性的失衡差异的问题，是总量的问题，就是我们总量本身就遇到了这个矛盾，使我们既不敢紧缩也不敢扩张。

　　总量本身什么问题呢，第一经济增长乏力，内需不足这个问题，和世界市场的恢复不明朗，交织在一起，总需求包内需和外需的恢复，这个并不是那么强劲，因此增长的动力并不是那么充沛，所以增长有可能陷入低迷、低增长，所以带来箫条的问题，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已经摆脱了危机和衰退的困扰，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通胀压力特别大，我们一个有长期的，比如说成本提高，刚才我们讲了，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各种成本都是提高，它在推动物价上涨，这是一个，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国际因素，国际油价、国际大宗商品、矿产品、油产品，等等这些涨价，它带有输入性质，会影响到我们国民经济的成本，拉动我们国内市场的价格，这是一块，是我们很被动的，我们控制不了的，这是一块，这是国际输入的因素。

　　另外还有一个我们现在通货膨胀，就是说我们反危机的这些措施，08年的下半年出去的票子，09年出去的票子，和10年上半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背景下出去的钱，并且中国的钱往往和财政有关联，中国的货币政策的效率往往和财政政策的效率是有关联的，你比如财政四万多亿，很多靠贷款做的，不一定完全是财政支出，再一个我们财政在支持一些信贷政策的时候，比如贴息贷款，就是财政来贴息，低压贷款担保，财政担保，包括现在土地财政，地方它用财政的未来得收益做抵押，构建了一些信贷融资平台，然后通过举债来形成支出，像这些都表明什么呢，在目前中国条件下，财政和货币的扩张效益，它是有直接的联系的，这样大量的钱透过财政也好，透过直接的货币信贷渠道也好，就出去了，再加上大家也知道的外汇帐款，外汇储备我们就三万亿美金，三万亿美金，外汇汇率不变的情况下，你结汇的时候，基础货币投放增大，我们现在大概09年年末，10年的数据我没有看到，我看09年年末，我们的基础货币供给当中，外汇帐款这个渠道下去的基础货币，和其他渠道下去的基础货币，是122%，122%对100%，外汇帐款这块下去的钱现在是超过其他通道下去的钱，高的时候是129%对100%这一块，是这种情况，所以这一块，我们现在又不敢松，你也不敢打压出口，金融危机影响没有走，你不敢放弃外需，那你这块就很难办，所以它就形成巨大的外汇帐款的通道，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

　　所以这一系列的因素，国际输入性的，外汇帐…国际收支失衡带来的，外汇帐款的成本提高的，另外我们刚才讲的，08、09、10年，出去那么多钱，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钱出去了，大家知道，它从经济学上，它有一个传导的时间，就是我们所说的政策的，货币政策的时质，或者叫时延，正常情况下，欧美国家通常是六个月到十八个月，就是半年到一年半，它陆陆续续会发挥，它的通胀的作用，中国这一块，我们用前些年的数据，做过研究，当时发表在《金融研究》上，我们当时用的数据，做出来的结果，大概是7个月到24个月，那么也就这么说，你这些钱在中国出去了这些钱，最迟最迟两年左右的时间，它会转化成通胀的压力，那么如果是这样子，按两年的时间的滞后期转换来看，08年下半年出去的票子，正好到去年10年底，今年年初，它要表现出来，09年出去的票子，今年要出来了，10年上半年出去的票子，12年上半年它要出来了，就时间上刚好到了这个，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扩大内需，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反危机取得的很大的效果，无论是09年也好，还是10年也好，我们的经济增长都保持了很好的速度，所以整个“十一五”计划期间，我们增长状况非常好，虽然经历了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整个“十一五”期间，我们的经济增长率，五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大概是在10.1%，过了10%的，经济增长率，人均大概增长是在10.4%，也是两位数以上，我们原来预期性的指标，“十一五”期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7.5%，我们实际做下来是10%，大概10.1%左右，高出预期性指标2.6%的百分点，我们的人均收入，当年定的指标是人均经济增长6.6%，我们实际做下来大概是10.4%，高出了3.8个百分点，就这一系列，和而且你要考虑到这是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次金融危机深刻到什么程度，二次大战之后，全世界唯一出现一次全球负增长，就是2009年，全球第一次出现全球经济负增长，这说明这次危机的严重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保持“十一五”这样的一个速度，应该从速度上来说，应该是全面超出，当然这背后代价、结构、矛盾，另当别论，是这样情况。

　　这样下来现在看增长速度，特别是金融危机下，和政策调整是有关系的，扩张性的反危机的一揽子措施，是有关系，但是我们说，没有免费的午餐，你为了反危机采取这么强有力的扩张手段，收获了一个经济比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你要负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就这些钱，实际上我们讲，它现在是两个车轮在赛跑，这么多钱出去了，一个能拉动经济增长，我们能看到，但是它还能拉动物价上涨，它能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现在就看这两个车轮谁跑过谁，因为形成通胀的现实压力过程中，它有个时间差，有个时间的滞后性，你在这个形成现实通胀压力前，你使它带动经济增长的这个积极的作用，能不能及时、充分、有效的发挥出来，如果它能及时、充分、有效的发挥出来，拉动了有效的增长，那么即使经过一段时间的滞后，这些钱转成了通胀的压力的话，我不怕，我有治理的本钱，我到时候可以调过头来全面紧缩—压物价，压物价我可能要付一个代价，经济可能增长速度放慢，失业率和其他的不景气指标可能上升，但是我不怕，为什么，我现在经济很火爆，我的失业率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升一两个点，我完全可以承受，所以我有再调过头，治理通胀的本钱。

　　现在我们担心的这两个车轮，就是这么多措施，举措，一揽子出去了，它既能拉动增长，它也能拉动通胀，我们担心的是这两个车轮，消极的车轮跑过了积极作用的那一面，这些钱出去了，它没有传导到实体经济中来，实体经济当中由于创新力不够，特别技术创新力，制度创新力差，所以怎么办，他没有投资机会，他没有传导到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恢复，特别是效率提高的基础上这种恢复，那么这些钱出去之后干什么了？它滞留在虚拟的经济当中，它去冲击资产市场的价格，所以造成资产的泡沫化。不仅是资产的泡沫化，楼市的泡沫化也好，股市的泡沫化也好，它会把一些其他的经济什么的，金融符号化，然后进一步推动这个泡沫化。

　　比如说我们讲到绿豆、大蒜，它本来都是农产品，不能作为金融产品作为投资，他把这个农产品符号化，变成一个金融符号，变成一个下赌注的投机炒作的象征，以它来下注，它来投，这样就很麻烦了。这样能极大的提高整个社会膨胀的预期。那么社会通货膨胀预期一旦提高，它就很简单加息。因为我的物价涨了，大蒜涨了，花生油涨了，绿豆涨了，房价涨了，那我就要考虑，我今后的生活费用肯定涨，肯定涨我劳动者就要向雇主施加压力，你要给我加息，你要提高我的房贴，提高我的物价的补贴。这一加息，一提高补贴，就等于全社会的人工成本提高了。人工一提高了回过来从成本这儿推动物价上涨。所以这个交织在一起还是比较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