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长安讲坛第57讲，长安讲坛总第188期，做客专家是论坛成员、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他演讲的题目是：关于发展方式转变的若干问题。

　　以下为演讲实录：

　　非常高兴能有机会来我们长安大讲堂，来讨论关于中国的经济问题，我想我今天主要讲一下，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转变的这样一个问题，讲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问题讲一下中国经济增长现在达到的水平，以及面临的主要威胁，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讲一下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总量失衡的主要的特点，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和调整，是一个短期的总量失衡的讨论，第三个问题讲一下，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结构问题的深层次的制度方面的调整和变化，大概这样三个问题，九点之前，我结束讨论，中间我们不在休息了。

　　下面我们讨论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现在到底达到了什么水平，以及可能面临的主要的威胁，从GDP反应来看，我们刚刚最近公布的数据，去年年底，中国按人民币的计量的GDP的总量，应该是达到了有39万亿多一点人民币，按照汇率法我们折算过去，不到6万亿美元，5万多亿，总量在世界上，我们现在是排在第二位，我们比日本按照汇率法折算下来，大概比它多出了7%，日本第三，美国的GDP总量应该在14万这样子，占全球GDP的比重，它是在24%的水平上，我们现在不到8%，大概我们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这个水平，按汇率法折算成美元，总量排在世界第二位，这是从总量。

　　从人均GDP的水平来看，我们按人民币大概人民币两万九千多人民币，不到三万人民币的水平，如果折算成美元的话，我们大概接近四千美元，就是人群，四千美元，这个水平是什么概念呢，这个相当于当代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大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现在也就是在三千八百多，不到四千美元，我们现在的水平和这个很接近，这个水平在世界上应该说总体看是比较落后的，因为09年的时候，世界银行有一个统计数据，全球人群GDP到09年的时候，达到了870多美元，我们假定现在是四千美元，实际上我们比09年，世界的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还不到，这个水平应该说差距还是很大的，在世界银行最近统计的207个国家和地区里边，我们排在第124位，按照人均GDP水平，我们排在世界第124位，总体水平还不是很高，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处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上，而且在发展中国家里，水平也不是很高。也就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个线附近。

　　但是大家知道中国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虽然水平不是很高，我们按照总量看，按不变价格计算，改革开放从1980年看，到现在大体上增加了有将近十九倍，就是按不变价格我们总量扩张，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原来的一年生产的GDP，我们现在大概是十五天的样子，生产的水平就能达到改革开放80年水平的年总量，人均水平按不变价格计算，我们大概是提高了十五倍的，就是人民GDP的水平，那么这样也就是20天，现在中国生产的人均GDPD水平，大概相当于改革开放初期一个人的一年的年均GDP的总量，随着还是很快的。

　　按照增长率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几年，到去年我们平均年经济增长率大概在9.77%，9.78%，我们现在说大数，经济年均增长率9.8%，是这样的情况，这个经济，应该当初还是比较少见的，因为二次大战之后，一个国在30多年的时间里，平均能够达到9%的增长速度，在大国这恐怕还的的确确是独一无二的，并且我们增长的稳定性应该还是可以的，就是说不光是平均速度9%以上，这个波动总体来看是有，有一些波动，但总的来看波动幅度不是特别大，还是可以接受的。

　　二次大战之后，世界经济发展出现过四次，就是一国经济增长，连续五年增长率在9%以上，所谓连续五年，不是平均，而是逐年连续五年都在9%以上，不仅是高速度而且非常稳定的，这样的增长的情况出现过四次，一次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日本，它出现过一次，就所谓(神武经济)，这一下实现了，它的战后当时的所谓倍增计划；第二次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新加坡，出现过一次，实现了新加坡的一个超越，一跻挤进了当代所谓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也就是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第三次是92年到96年，中国出现过一次，第四次是03年到07年，还是在中国；所以二次大战之后，这种连续五年经济增长逐年都在9%以上的增长状况，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四次，这四次当中有两次是发生在中国，这两次都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03到07年这一次，质量还是不错的，因为92到96年虽然增长率比较高，但是92年到96年有一个问题，通货膨胀率也比较高，03年07年这一次，不仅增长率逐年都在10%以上，相对应的通货膨胀率还是比较低的，所以这样增长表现的更加时实惠一些。

　　由于这种高速增长，使得我们的面貌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我记得是，世界银行公布的1980年的时候，是世界196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当中，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排序，中国当时是第189位，也就是196个国家，我排在189位，应该是倒数几位了，我们现在也还在一百开外，是124，但是我是207个国家和地区，这个排序当中，我们现在是提到了124，这个提升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从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总的来说随速度是比较快的，变化是比较大的，但是水平总体看还是比较低的，是这样的一个总体的情况，当然我们说我们是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从总量我们名列世界前茅，人均水平还是比较低，但是提升速度比较快，对于这个判断，不是没有争议，大家也知道，国际国内都有争议，国际社会对于这个判断，它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声音，认为我们低估了中国的发展水平，认为我们比这个高，理由主要是这么两条：一条是统计上的问题，认为我们很多没有统计进来，比如说服务业，服务业很多在中国是不承认它的合法性的，在境外或者是国外，很多多少，西法主流社会是承认的，这些服务活动，它承认它的合法性，所以统计上自然就不可比，我们没有统计，而这些国家是有统计，西方估计这一块，除了类似服务业，种种原因，服务业缺失的这块，大概占中国GDP，它估计是占了23%左右，当时它的估算，少算了20%多，是这样的情况，这个情况在一定意义上是曾经被印证过。

　　2004年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第一次经济普查，普查的时候GDP是涨出了23%，没有到23%，20%，涨出的20%里边93%是涨在了服务业，就按照普查口径，同样的年份，按正常统计年份统计的GDP，和按普查口径统计的GDP，刚好多出了20%多一点，多出这20%多一点多在了哪，从结构上看，多出部分的93%是多在了服务业，所以西方人说中国的统计，特别服务业少统计了，从而使中国的GDP缩水了20%，这个估计在04年中国的经济普查的时候，实际上是被中国的数据印证了，这是一个，但这个问题不大，少统计多统计20%问题不大，中国的GDP加升了20%，特别是人均GDP水平加升了20%，不改变我们的大判断的格局，中国仍然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并不改变，所以问题不是很大。

　　问题比较大的是在第二方面，就是汇率，我们刚才说的，39万亿的GDP的人民币总量，折成不到6万亿美金，我们是按照汇率法，汇率法是按三年平均汇率，汇率是外汇的价格，两种定价方式，一种我们叫市场定价，一种叫政府定价，中国的汇率，我们现在是由管理，政府行政定价，它的基准价还是政府行政确定，虽然有一个波动的幅度，这样政府定价有一个问题，我们对外汇的定价有可能高于或低于市场真实价格，就偏离市场价格，西方人认为我们现在大概这个评价是把人民币低估了，把外汇定价定定高了，低估就有一个问题，人民币统计39万亿，把人民币价值低估，折算成美元的时候自然就折算少了，所以现在就是比较流行办法，大家也知道，用所谓货币购买率评价进行折算，但是货币购买率评价进行折算，结果是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关键货币购买率评价的你选择的时候的结构，选择什么样的结构构成，结果会相差的比较大。

　　极端的包括世界银行大前年的春天，世界银行最初公布了它做的人民币对美金的购买率评价，当时它最早公布的数据，它公布的是1.9：1，就是一块九毛钱的人民币购买率，大概相当于一美金，当然后来又修整，但是修整的幅度也不是特别大，但它最早的公布，如果按照这个购买率不评价核算，那中国现在总量是赶上美国了，我们刚才进是按照一比六点几，六点七、六点八这个汇率说的，我们现在相当于它的三分之一，如果按照1：1.9，那我现在的基础上要放大三倍，那我就差不多总量追上美国了，当然人均的话，我们现在按照是光对折的是人均四千美元，放大三倍我差不多接近一万五千了美元，一万五千美元，通常人家就说，发展中国家如果到这一点，大概再往后就进入一个相对比较平缓，到了一个比较后工业化时代的一个转折点上，那就差不多是发达或者准发达国家的阶段，所以据此西方也有声音说，不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要求中国按发达国家进入国际社会，进入国际经济，当然这种进入本身意味着我们进入的成本会提高，很大幅度的提高，所以我们对此要有很谨慎的态度。

　　这是西方的它的主流声音对我们的质疑，认为我们是低估了，理由主要是这两个，一个是统计上的问题，一个是汇率折算的问题，那么国内也有质疑，国内质疑主要是和他相反，影响比较大的声音，恰好认为我们是高估，这个情况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呢，特别按人均GDP算，平均数的最大问题是抹杀差别，平均化，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个最突出的现实是存在差别，所以往往在存在差别的现实当中，人们去观察平均数，而平均数是抹杀差别的，所以人们往往对它会提出一些质疑，尤其是和现实的状况进行对照的时候，会提出一些质疑，而且这种质疑往往会非常有影响力，有这样的声音。

　　但是我们客观的讲，你从GDP的水平来看，如果有争议，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些体现发展更本质的一些结构指标，说明中国还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判断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比如说我们从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演变趋势，当代世界银行有一个统计，当代世界总穷的国家，就是低收入的穷国，温饱没有解决的国家，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就是72%，当代解决温饱的，我们叫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就业比例平均是54%，，当代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叫初步小康，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是40%，当代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我们叫做全面小康，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在25%左右，当代高收入的发发展中国家，我们叫做当代新兴工业化国家，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在9%的水平。

　　所以我们说一个国家，你说你完成了工业化，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除了你的工业制造业等等发展的规模和水平之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是不是降到了一位数以下，世界平均趋势当代是这样的，平均数9%，发达国家大家知道农业劳动力是在5%，6%，美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在2%左右，按照这个经验来看，中国的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改革开放初期在将近80%，78%左右，所以我们当时有一句大话，叫十亿人口，八亿农民，我们这么讲的，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贫困的结构，我们现在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应该在40%左右，40%略多一点点，这个结构是没有货币因素，没有汇率因素，我是按人头算的，是具有可比性的，那么放在当代世界比，和当代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结构状况差不多，这是发展性的指标。

　　除了这个结构指标，我们还可以举出一系列其他的指标，比如说恩格尔，消费的情况，我们现在应该是在略低于40%，大概38%、39%，城里的稍微高一点，农村的低一点，这个水平也就是当代的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大体水平，因为按照联合国曾经公布过的恩格尔系数的标准划分的值，最穷的国家，恩格尔系数，一般是60%以上，温饱没有解决的社会，解决温饱的应该是50以上，50%到60%，初步小康是40以上，40%到50%，所谓全面小康，我们叫宽裕，这个应该是在30%到40%之间，20%到30%，通常称为富裕，20%以下当时叫做极富，就是极其富裕这种情况。

　　现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进入新世纪之后，恩格尔系数一般都降到了20%以下，就是极富状态，还有一些二流的发达国家，大概是20%到30%，是富裕状态，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分落在宽裕、小康、温饱，这个不同阶段上，中国的情况，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是城乡平均大概是是百分之六十一点几，那就是一个贫困状态，我们当时讲，我们是有两亿五千多万人，是属于绝对贫困人口，吃不饱饭的，贫困线以下的，我们现在的恩格尔系数，我们刚才讲了应该是略微低于40%，或者就是40%左右，农村的要稍微高一点，农村在43%左右，城市的水平要在高一点，大概在38%这样，所以平均，农村家庭多一点，把他们拉上一点，也就40%的水平，这个水平就是当代的，我们说初步的小康社会，温饱之上这样的消费结构。

　　我们还可以说出一些其他的结构，比如中国的工业化率，按当代国际准算，工业化率的完成情况，这些东西，时间关系不去更多的讨论，我就是说从GDP的水平计算来看，和我们一些体现发展意义的结构指标来看，我们尽管有争议，但是我们总体上说，中国现在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我觉得这个判断是符合我们中国目前的实际，到了这个阶段经济进一步发展，面临的威胁或者可能的威胁，人们要关注的主要的突出的问题，就是2006年，大家知道世界银行公布了一份报告，提出一个概念，所谓的中等收入的陷井，中国现在到了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我们说就有可能也面临一个中等收入陷井的威胁。

　　所谓中等收入陷井，它当时的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通过一段的比较高的增长之后，达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发展出现一种停顿、停滞，和不可持续性，相应的制约发展的矛盾累计在这个地方，然后形成了严重的经济，甚至爆发了社会的政治、文化，方方面面的冲突和危机，当时举的比较典型的例子，东亚神气的破灭，东亚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一系列高速增长，出现了一段长期停滞，停滞的同时矛盾得不到有效的缓解，越积累越深，这是一种，当时的东亚泡沫，人们经常举的一个典型的就是马来西亚，当年出现了这种情况。

　　另外所谓拉美陷井，拉美一些国家，通过一段高速增长，速度也很高，出现了不可持续的问题，一系列的发展矛盾积累起来，最近出现了所谓的埃及、中东、北非，等等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有它的宗教问题，有社会主组织问题，有其他的文化冲突等等，但实际上这些国家往往也是经过了一段，特别是在比较独裁的政权的组织下，它也有一段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增长之后出现了一个增长中的矛盾，它没有缓解，而且越积累越深，然后又不能加快发展，继续可持续发展，通过进一步发展来消化已有的矛盾，所以这样它矛盾累计起来以后，以不同的形式爆发，所以人们更加注意这个问题。

　　我们中国现在存不存在，到了中等收入阶段，我们也大概是这个阶段，有没有中等收入面临这个威胁，我们是需要认真讨论的，因为什么呢，我们要看一看原因，从现在的理论文献和政策层面分析来看，构成所谓中等收入陷井发生的原因，最主要的是这样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创新差，为什么不可持续，关键就是创新差，创新差之后完不成转变，经济增长主要靠投入量增长带动经济增长，它完不成从这个依靠要素投入量大，带动经济增长，向依靠要素效率的提高，带动经济的增长，它完不成这个转变，同时它的经竞争优势完不成一个转变，它不能主要靠成本低获得优势，像技术进步，带来的资源禀赋的提升和效率的提高带来的竞争优势，它完成不了这个转变，这两个转变完成不了，就遇到问题了，就是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经过十年、二十年，像中国已经三十多年高速增长之后，方方面面的需求规模是过去不能比的，所以如果还是靠规模，依靠投入量，依靠要素成本低，这些东西它客观上不存在，也不可能了。

　　那么这个问题要解决靠什么，靠创新，而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到了这一阶段的时候，它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创新力没有跟着经济发展的要求，相应的提高，我们知道创新归纳可以很多方面，但粗略的说我们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从技术创新这个地方来说，它创新力比较低，产业速度的提高，企业核心技术，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国民经济的研发能力的提升，这些东西无论是相对的，就是和竞争伙伴比，还是绝对，尤其是相对的，它提升速度慢，这样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有比较的距离，这是技术创新，它比较差，包括产业组织，包括产业结构，包括市场组织，这些东西支持它的创新有问题，这是技术创新。

　　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之后，制度创新之后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制度创新包括你的市场化，法制化，或者是民主化等等这些现代化的进程，它关键是，其他问题我们不去谈了，由此形成的败德，或者是政治问题我们不去谈，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从经济上，它制度创新一旦落后之后，它市场化、民主化、法制化进程一旦滞后之后，它中等收入这个阶段，市场化水平相对落后、不完备，表明另一个问题，就政府的行政权利对于资源配置的介入程度是比较深的，而且这个深是有结构特征的，越是稀缺的资源，往往政府行政权里边，直接掌控和介入越深入，越是稀缺越这样

　　这样有一个问题，政府权利介入之后，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时候企业要获得稀缺资源的支持和配合，它主要就要去跟政府谈判，因为这个权利掌握在政府手里，大家也知道，如果是在一个法制化并不是，这是市场化落后，它导致行政权利干预特别多，所以政府掌握很多资源，企业要去和它交易，和它谈判，那么市场化落后的同时，法制化如果在相对的滞后，或者不完备，那就有一个问题，企业和政府谈判，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行贿，由此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越是稀缺的资源，政府控制的越严密，政府控制越严密，市场力量就越要和政府谈判，和政府谈判的最有效的手段是行贿，那就导致越稀缺的资源，越不是按效率原则在分配，而是按照腐败指数在分配，就是越稀缺的资源，它越按腐败指数在分配，那就导致一个结果，它不按效率，整个资源配置由于制度创新的滞后，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严重受到损害。

　　所以这样两方面的创新，一个是技术创新力量差，完不成增长方式要素效率转变的提升，一个是制度创新的能力差，难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关键是在这个阶段，它会滋生腐败，而这个腐败所表现出的问题，它不光是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它在经济上是严重的破坏公平的时候，严重的伤害效率，这样就使得这些国家往往就是长期低效率，低效率、长期低迷，但是低效率这里边又包含了一系列的不公平，社会矛盾，不可持续，人和自然的冲突，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冲突，社会分配不公平，等等这一系列矛盾的加大，再加上一些文化冲突，宗教冲突，等等这些东西交织在一起，就非常麻烦，容易产生一些危机，这是一个原因，创新力差，导致它面临中等收入陷井，这是第一。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到这个阶段会面临中等收入陷井，就是它成本高，所谓成本高指的是什么呢，刚开始主要成本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便宜，土地便宜，各种能源，包括上流投入品，要素，相对是比较便宜的，所以它的优势也在这，就是靠要素便宜，我去和你竞争，但是你经过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你需求规模在增大，对各种的需求量在增大，需求量增大需求拉上以后，这些要素价格就会上涨，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比如劳动力，30年的发展，人民的福利，国民生产总值，这么大的提升，老百姓有理由要求更多的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所以我要求增加工资，要求提高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水平，这从某种意义上是必然的一种趋势，你的土地肯定越来越稀缺，所以土地的价格会上涨，你的能源，你的重要的原材料，伴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肯定需求拉上之后，价格会提升，这一提升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成本会上升，所以靠成本低廉展开竞争的优势越来越弱，甚至相比较来讲，已经不存在了，因为还有比你更落后的，要素更便宜的一些地区，所以你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优势没有了，没有了成本一提高，就带来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关键就是你的创新力如果同时又低，说明你的效率提升不上去，效率消化不了成本提高带来的上涨的压力，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需求拉上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尤其是成本推动，越来越显著，这样的通货膨胀的压力，这种情况下就是典型的滞胀，你效率低，可持续增长的速度慢，你的成本高，通胀的压力大，那就可能是，一个方面是长期增长低迷，经济不景气，一系列经济衰退的问题和威胁，同时通货膨胀的压力长期居高不下，就形成这样的一个。

　　发达国家历史上个世纪70年代出现过所谓滞胀，但是它是在比较富裕的状态，它进入了发达的状态，现在中等收入，所谓中等收入陷井，它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它经济远远没有达到上世纪70年代的当时的发达国家的水平的时候，它现在出现了这个问题，出现了这个滞胀，你怎么办，所以成本提高消耗不掉，这样形成了所谓中等收入陷井，这是第二原因。

　　第三个原因，所谓中等收入陷井，就是有国际原因，因为发展中国家，它是这样的，它有的产业结构特别单一，它就主要生产一种产品，和它的要素比不相关联，所以这个它国内消费不了这么多，它就靠出口，这是一个产业结构单一，依附于国际市场，还有是国内内需不足，产业结构很丰富，但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不是说其他的原因，主要是创新力不够，特别是技术创新力不够，技术创新力不够，它发现不了新的投资领域，发现不了新产品，具有战略意义的有效的增长点，它即使形成了，到中等收入阶段，它形成了一些资金，有一定资本筹措能力，国民可能储蓄力也比较强，储蓄能力比较强，有钱，但是它创新力低，它找不到有效的投资领域和投资机会，如果投就很可能是重复建设，它不敢投，不敢投怎么办，内需不足，内需不足怎么办，一定找国际市场，在比较大的程度上依靠国际市场，依靠国际市场又怎么依靠呢，它又不是依靠那个高技术的，因为它本身创新力低，它内需不足，依靠外需，原因就是它的技术创新能力差，所以它不可能拿技术创新能力高的到国际市场和人家竞争，这个不可能，然后它又不可能用成本非常低的优势，去跟人家竞争，因为已经时过境迁，你的成本已经不低了，那怎么办，它就拼几个东西，一个拼资源，一个拼环境，一个拼规模，就拼这个东西，所以它高能耗，高物耗的，这些是什么呢，比它穷的，成本比它低的发展中国家，更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它生产不了，比它富的，比它强的发达国家，人家不愿意干这个了，恰恰是这个时候，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往往在这个时候就填补了这个空缺，落后的国家比它还落后的国家没有能力生产，而发达的国家人家不生产这个东西，依靠进口往往就这些，给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的国家，提供了一个世界的机会。

　　这样动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其实它产业结构是完整，它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越来越大，而且对国际市场依赖度大的结构内容是什么呢，高能耗，高物耗，是在它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去开拓的国际市场，这样一来，只要国际市场出现比较大的周期动荡，它原来的存在的内需不足的问题，马上就空前突出，因为它原来内需不足，它是靠外需掩盖、或者说缓解了，所以这样子就使得它国际危机的周期性变化，对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带来极大的破坏，这就讲中等收入陷井，为什么会发生，大体上主要这三个原因，创新力差，导致效率差，可持续增长能力弱，成本高，消化不，出现滞胀的局面，再有受国际市场风波的影响太大，由于种种原因，有的小国可能是产业结构单一，有的大国可能是创新力不够，内需不足，迫使它不得不更多的依靠外需带来的问题。

　　这几个方面的原因，在我们国家现在我们说不同的程度都存在，所以我们到了

　　，构成中等收入陷井的这几个主要方面的原因，在我们国家现在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所以我们要高度注意，不是说中国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井，是说什么呢，到了这个阶段，有这种威胁，我们要高度注意，采取各种办法，应该及时有效的争取穿越这个中等收入陷井，能够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均衡、稳定、有效的增长，来克服由于增长乏力，由于中等收入阶段发展的成本提高，创新力不足，等等一系列问题，带来的发展的障碍和矛盾，通过这个解决一系列的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是这样。

　　我们也有优势，我们现在中国这个阶段，从中国来说，有这个危险，但也有优势，比如第一，天时，我们的发展阶段，我们处在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没有理由怀疑或者不相信一个没有完成工业化、城市化，但是又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加速期的国民经济，会进入一个长期停滞，它完全有可能，所以没有人怀疑中国再有十年，甚至二十年，相对比较高的增长期，但是人们往往都在质疑，你怎么实现这个高增长，你为实现这个高增长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而这个代价是中国自己能承担，还是要全世界来承担，来转移，也就是中国的实现的工业化的过程，和城市化的过程，给全球带来的是福祉还是灾难，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关注，没有人怀疑我们有这个可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一段时间，但是人们更多的怀疑，你实现这个高增长的方式，我们要改变的、解决的也是这个问题，这是中国的天时，正是高速增长的阶段。

　　还有中国有地利，中国地区之间是极不平衡的，这个不平衡在一定条件下是落后的表现，发展不协调，不均衡，但是在另外一个条件下，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进入了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的周期之后，你会发现，大国的地区之间的不均衡，它会形成一种梯度，梯度是什么呢，就是这波高速增长的时候，那波可能在积蓄力量，等这波进入增长放缓期之后，恰恰第二波它会推动高速增长，这样我们从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的区别，从现在上升为国家级战略的20几个战略，作为地方优势的发挥，现在把它上升为所谓国家战略，在我们东北地区的振兴，中部的崛起，这是大的概念，我们还有许许多多所谓国家战略，海南旅游，国际旅游岛国家战略，东北吉林的昌吉图国家战略，海西福建海西国家战略，江苏的连云港沿海城市，城市发展国家战略，从皖江安徽的，皖江城市带国家战略，渤海、环渤海这一代国家战略，天津金港新区国家战略，北京中关村科技示范区国家战略，你可以一直数下去的，横琴国家战略，原来的珠三角、长三角，就不用说了，这些我们现在包括江西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圈，这都是国家战略，黄三角，山东的黄三角，而且战东的蓝色半岛，海洋经济区，很可能很快上升为国家战略，辽宁的沿海城市带国家战略，所以你看现在这些东西就是什么，中国的地区间原来是有差异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是如果进入一个全面高速增长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差异在大的地带之间，在不同的区域之间，它会错落的形成一些，在时间上有先后顺序分布的地方性的增长级，就是地方效益，而这种增长级不是简单的地方意义，对全国来说有全国意义，所以我们现在国家把这些具有地方优势增长级潜质的这些地区把它划出来，然后上升为一个国家战略，也就是集一国之力去突扬、突出，你这一个地方的带动性的发展，扩展它的带动效益。这样下来，这就是什么，不均衡的地区经济，它可能延长一个国家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时间，就是一个波浪式的推动，所以这是我们的地利了。

　　除了这个天时，地利之外，当然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因素，就是所谓人和，人和就是我们在改革，这个改革目标是市场化，市场化大家想一想，这个资源，越是从行政化的范围，在更大程度上向市场化范围转移，也就是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强，一个最简单道理，资源越来越从，更大程度上从行政支配的角度，转向市场竞争的角度，资源使用的效率是应该在提升的，转化本身这种制度变迁，是有增长效应的，增长效应的文件解释现在很多，大概从各种方法，确实证明了中国30多年的，特别是9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大程度上是靠效率提升，而不仅仅是靠要素投入量，或者是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当中，依靠要素投入量，规模扩大很冲突，但是从90年代末，特别是新世纪以后，效率在增长，中国生产的解释能力是越来越强了，而这个效率解释里边，有非常强的因素是来自于制度变迁的，制度变迁带来效益，我们讲所谓人和，调动人的积极性，所以中国现在从天时发展阶段，从地利，它的地区之间的非均衡的发展情况，以及体制改革带来的积极性和效率的提高来说，我们说我们也有我们克服中等收入陷井的种种优势，现在就是说既有威胁也有优势，怎么真正把我们的优势转变为现实，然后使我们经济能够顺利的穿越中等收入陷井，进入一个可持续的轨道，这就要努力转变我们的发展方式才能解决，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以及它面临的主要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