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长安讲坛第56讲，长安讲坛总第187期，做客专家是论坛特邀专家、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他演讲的题目是：全球经济失衡与再平衡。

　　以下为演讲实录：

　　那么第三个问题，也就是我们下一步国际收支的结构调整，也是迫在眉睫。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国际收支结构调整，也就是刚才我讲的，当我的经常项目从93年以来持续是顺差的情况下，就代表了我的实际资源长期的净留出，我用我的资源生产的产品，卖给别人，却没有换回同等数量别人的实际资金，那么这种情况，我个人觉得是应该改变的。否则的话，我们的环境的紧张，我们的资源紧张，我们老百姓生活紧张的状况就很难改变。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对外金融资产，也应当进行再配置，也就要刚才我讲到了，将近4万亿的美金的对外金融资产，应当持续提高我们的股权投资比重。

　　那么第三个，也就是我们外汇储备资产管理的多元化，我们研究所的研究，也是我们提出来说，合理的外汇储备的规模也就是六千亿到八千亿，其他部分，我们的人员建议，应该从央行的资产负载表剥离出来，放与国家的资产负载表，长惠于民。

　　那么长惠与民的用途，主要还是用于走出去和促进国际结构的调整，以及推动我们和世界关系的改善，那么这个改革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改革。

　　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我们招商引资目前也是面临着一个很大的挑战，主要就是我们现在出现的变化，也就是我们会发现05年以来，还不是危机以来，我们会发现我们招商引资的资金结构，制造业的比重出现了持续下降，非制造业的比重，尤其是房地产和城市化相关的市政建设的投资大幅度的增加。

　　第二个方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引资结构中间，外销型的外资比重大幅度下降，内销型的外资的比重大幅度的上升，也就是过去到中国投资，产品是返销境外，现在产品主要是在中国销售。日本、美国基本上60%都是在中国销售，那么在中国销售，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外资它有全球的产品价值链的分配，而且外资往往是由百年，甚至百年以上的国际竞争的经验，然后他在国内，他的手机税收负担，在08年改革之前，国有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是30%，民营企业实际税收的负担是22%，外商投资企业实际税收的负担是12%，也就是你明明比我强，而你在中国还要享受更多的优惠，而你的产品还是在中国竞争和销售，那么提出的一个问题，马上就是下一步，我们是不是应当建立起一个公平竞争的政策平台。

　　因此，08年以后，我们实现了两税合一，也就是刚才讲的，你的各种资本的来源和所有制的构成，都执行25%的税率，除非你能够满足高技术企业的任职标准，马上这件事情就在国际社会和外商投资企业，产生了很大的反弹。也就是外资说，中国不需要外资了。

　　因此，在各种场合，我跟我们的外边的朋友都讲，我说实际上中国不是不需要外资，而是为了进一步公平，进一步市场化的需要。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下一步我们招商引资的工作，实际上也是面临着很大的变化，很大的挑战。

　　我们那么个国际收支结构的调整，实际上还是存在着很多的风险，还是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其中有一个风险，也就是刚才我讲到的，我们的贸易顺差主要是加工贸易，加工贸易70—80%都是外商投资企业，当你的劳动力贵了，土地贵了，各种要素贵了，那么加工贸易的国际资本就会有一个选择，他们是到中西部去，他们还是到其他的国家去，也就是目前的取向，这两种资本流向都存在。

　　那么进入中西部这个部分的资本，一个最显然的例子，也就是惠普，惠普的产业集群落户重庆，也就是惠普八千万台便携电脑，主要是外销的八千万台便携电脑现在落户到重庆，为什么落户重庆？我们知道流到中西部去，一般的国际资本主要有两大障碍，第一物流成本，那么重庆，现在用事实证明国际资本到重庆去，产品外销欧洲市场它的空运距离可以减少两个小时的航程，最近重庆市的师长黄奇帆提出来，也就是重庆要打通陆路交通的这个渠道，他提出来打通陆路交通，重庆到欧洲市场的陆路交通比海运要减少一半以上的路程。

　　那么所有的变化，也包括物流的空运、水运、海运和陆运，这些余数的衔接系统，它能够显著降低重庆的物流成本，那么另外一个成本，往往中西部市场化的程度比较低，人们的观念比较落后，也就是我们说的制度成本，制度的交易成本往往比较高，那么现在重庆，也就是他通过两种两江新区和一整套的综合投资的制表，也就是重庆现在的投资环境，比东部很多地方要好，那么这样的话，它就吸引了惠普八千万台便携电脑，它是一个产业集群，整个的就落户到重庆。

　　因此，重庆就提高来一个非常宏观的下一步的出口和招商引资的这种计划，另外一个就是成都，成都现在因特尔落户成都，现在戴尔又落户成都，也是打造四千万台便携电脑的产业集群，也生产集群，马上就带来一大群为惠普和戴尔，代工的那些企业的民企，像富士康，像仁宝，像很多的台湾企业开始进入到这个地区，那么这是一个趋势。但是不排出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资本，今后是有可能转移到我们周边地区，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就是我们加工贸易这种不确定的流向，和未来的5年到10年，它决定了我们今后贸易顺差的前景，和我们整个国际收支的前景，我们不要认为我们的顺差太大了，拼命的进口，拼命的走出去，走走走，瞥，一个拐点进去了，到那个时候就有可能对我们经济产生一些不可预见的冲击。

　　那么除了这个前景，我觉得下一步，我觉得中国还是应该实施我们叫再平衡的战略，那么再平衡的战略，也就是说中国下一步首先是扩大内需，用扩大内需的战略来促进消费，抑制进口，也就是为世界的复苏，为世界的增长作出贡献。那么这个战略，我个人认为，它不是一个内需结构和外需结构的关系问题，它是一个国家战略的转变，我们知道从国际贸易理论来讲，我们过去的工业化战略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外向型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也就是我们讲比较优势的动态阶梯，还有一个我们是说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那么主要是用保护建立起本国的工业体系，用本国的工业体系替代进口，那么这两个战略，从道道理上讲，后者应该好于前者，从时间来讲，前者是好与后者，原因很简单，就是出后导向战略，没有割断本国与世界的联系。

　　那么下一步，中国要完成一个从前30年的外向型的小经济体的战略，转变到一个扩大内需的大国战略，那么它平衡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它需要完成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它所需要的时间究竟有多长，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我们在座的朋友们需要研究的，需要提出来的。

　　那么这里头我就会想到一个问题，也就是扩大内需战略，怎么能够避免你的内向型的取向，也就是我们越来越的是靠自己来发展，那么这个时候，你不知不觉的就离世界走的越来越远，而内向的取向会走的越来越多，怎么办？

　　那么这就是我这上面写的最后一个战略，也就是扩大内需战略，应当同应该国际化战略，这两个战略，应该配合起来。也就是扩大内需战略，包括我们叫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调整，和整个这一块消费和中产阶级培育，这一套体系的建设，应该从经济国际化联系起来，什么叫经济国际化，人才的国际化，资本的国际化，产业的国际化，和贸易的国际化，那么一谈国际化，也就是今后中国要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人，也就是我们清华的学子们到世界各国游学，也就是他最后被强大的吸引的用一种立场吸引回来。而且把你们的美国同学，欧洲同学，日本同学都带回来共同的建中国，怎么才能作出这一点，马上涉及到生活品质，马上涉及到城市，未来城市化的道路选择，马上涉及到你跟世界交流的这种自由化和便利化，你会发现这未来的中国，你要有人才，你就要有创造吸引人才的环境。

　　去年的报告，世行的报告，关于经济理论的报告，其中讲到人才就讲到，人才的特点是一大堆的，有人才的地方，越能够吸引人才，没人才的地方，人才一定不会去。全球的趋势仍然是集中集中再集中，而不是一个分散趋势，交通和通讯的科技革命带来的是本地化，也就是我们讲的半小时经济学，一小时经济学，因此这个方面，我觉得下一步应该非常重视。

　　第二个就是扩大进口的战略，一个是怎么能够让进口像很多的国家那样，能成为我们国家下一步转型升级的一个动力来源，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前30年的，我觉得这方面需要很大的转变，我们讲出陷入，实际上到了现在是需要改变的时候。

　　那么第三个战略就是走出去，我觉得这个对中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股权投资，和战略型资源储备的投资，你像我们现在要走的非洲去，我在非洲的调研，非洲的孩子告诉我说，说我们愿意留在非洲，即使没水，没电，没路，我们也愿意在非洲扎根，为什么？他这个地方再生意比国内空间大的多，没人愿意去的地方，像这些往往成为这种拓荒者，那么在非洲，我所见到我们下一步的发展，像阿尔及利亚，一个工程动承包就是62亿美金，那么62亿美金的工程就会带来大量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的进入，那么这个进入就应该带进中国的企业，中国的产品，中国的人民币，和中国的银行，和中国的各种机构在这个地区形成一个网络，形成一个平台。

　　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下一步的中国，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怎么能够把我们2.64万亿美金的外汇储备资产，重新配置，那么像这些地方，我们会发现渠道也好，还是网络也好，所有的东西实际上我们会发现，都会通过走出去，一步一步的打造。它的变化是什么，变化就是从前30年的被分工，被工序分工，转变到未来30年的主动分工，也就是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全球生产体系，包括渠道，包括银行的网络，包括人民币的网络，也包括我们的这种海外开发区的平台，我觉得这些方面是都是下一步。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加工贸易我刚才说的已经很多了，另外一个就是战略性新型产业的发展，和现代服务业的进口，也就是我们看一看全球的服务业，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全球的服务业，净提供者是美国、英国、法国，全球现代服务业的净购买者是谁？德国、日本、韩国，甚至开始增加中国，你会发现全球的产业格局，仍然是老帝国主义提供服务，新第四提供产品及中国提供劳动力，下一步。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对于我们下的前景来讲，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化，因此我觉得全球的失衡，既是风险，也是机遇，国家就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当前的国际环境，仍然是我们快速发展的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因为从历史上来讲，1870年到1903年，1950年到1973年，开放都会带来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那么第二个国家的判断，是这个时期往往是矛盾和风险的凸现期。

　　那么这场危机，也告诉我们，全球化由于缺少有效治理和监管，系统性风险是必然的。怎么办，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我觉得要破这个局，也是我们在座的年轻人的话，是任重而道远要做的事情，行，我的时间差不多。我想后面是不是有一点时间讨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