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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1年04月02日15:33 来源:新浪财经《长安讲坛》
简介:
新浪长安讲坛第56讲,长安讲坛总第187期,做客专家是论坛特邀专家、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他演讲的题目是:全球经济失衡与再平衡。
以下为演讲实录:
那么第三个问题,也就是我们下一步国际收支的结构调整,也是迫在眉睫。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国际收支结构调整,也就是刚才我讲的,当我的经常项目从93年以来持续是顺差的情况下,就代表了我的实际资源长期的净留出,我用我的资源生产的产品,卖给别人,却没有换回同等数量别人的实际资金,那么这种情况,我个人觉得是应该改变的。否则的话,我们的环境的紧张,我们的资源紧张,我们老百姓生活紧张的状况就很难改变。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对外金融资产,也应当进行再配置,也就要刚才我讲到了,将近4万亿的美金的对外金融资产,应当持续提高我们的股权投资比重。
那么第三个,也就是我们外汇储备资产管理的多元化,我们研究所的研究,也是我们提出来说,合理的外汇储备的规模也就是六千亿到八千亿,其他部分,我们的人员建议,应该从央行的资产负载表剥离出来,放与国家的资产负载表,长惠于民。
那么长惠与民的用途,主要还是用于走出去和促进国际结构的调整,以及推动我们和世界关系的改善,那么这个改革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改革。
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我们招商引资目前也是面临着一个很大的挑战,主要就是我们现在出现的变化,也就是我们会发现05年以来,还不是危机以来,我们会发现我们招商引资的资金结构,制造业的比重出现了持续下降,非制造业的比重,尤其是房地产和城市化相关的市政建设的投资大幅度的增加。
第二个方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引资结构中间,外销型的外资比重大幅度下降,内销型的外资的比重大幅度的上升,也就是过去到中国投资,产品是返销境外,现在产品主要是在中国销售。日本、美国基本上60%都是在中国销售,那么在中国销售,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外资它有全球的产品价值链的分配,而且外资往往是由百年,甚至百年以上的国际竞争的经验,然后他在国内,他的手机税收负担,在08年改革之前,国有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是30%,民营企业实际税收的负担是22%,外商投资企业实际税收的负担是12%,也就是你明明比我强,而你在中国还要享受更多的优惠,而你的产品还是在中国竞争和销售,那么提出的一个问题,马上就是下一步,我们是不是应当建立起一个公平竞争的政策平台。
因此,08年以后,我们实现了两税合一,也就是刚才讲的,你的各种资本的来源和所有制的构成,都执行25%的税率,除非你能够满足高技术企业的任职标准,马上这件事情就在国际社会和外商投资企业,产生了很大的反弹。也就是外资说,中国不需要外资了。
因此,在各种场合,我跟我们的外边的朋友都讲,我说实际上中国不是不需要外资,而是为了进一步公平,进一步市场化的需要。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下一步我们招商引资的工作,实际上也是面临着很大的变化,很大的挑战。
我们那么个国际收支结构的调整,实际上还是存在着很多的风险,还是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其中有一个风险,也就是刚才我讲到的,我们的贸易顺差主要是加工贸易,加工贸易70—80%都是外商投资企业,当你的劳动力贵了,土地贵了,各种要素贵了,那么加工贸易的国际资本就会有一个选择,他们是到中西部去,他们还是到其他的国家去,也就是目前的取向,这两种资本流向都存在。
那么进入中西部这个部分的资本,一个最显然的例子,也就是惠普,惠普的产业集群落户重庆,也就是惠普八千万台便携电脑,主要是外销的八千万台便携电脑现在落户到重庆,为什么落户重庆?我们知道流到中西部去,一般的国际资本主要有两大障碍,第一物流成本,那么重庆,现在用事实证明国际资本到重庆去,产品外销欧洲市场它的空运距离可以减少两个小时的航程,最近重庆市的师长黄奇帆提出来,也就是重庆要打通陆路交通的这个渠道,他提出来打通陆路交通,重庆到欧洲市场的陆路交通比海运要减少一半以上的路程。
那么所有的变化,也包括物流的空运、水运、海运和陆运,这些余数的衔接系统,它能够显著降低重庆的物流成本,那么另外一个成本,往往中西部市场化的程度比较低,人们的观念比较落后,也就是我们说的制度成本,制度的交易成本往往比较高,那么现在重庆,也就是他通过两种两江新区和一整套的综合投资的制表,也就是重庆现在的投资环境,比东部很多地方要好,那么这样的话,它就吸引了惠普八千万台便携电脑,它是一个产业集群,整个的就落户到重庆。
因此,重庆就提高来一个非常宏观的下一步的出口和招商引资的这种计划,另外一个就是成都,成都现在因特尔落户成都,现在戴尔又落户成都,也是打造四千万台便携电脑的产业集群,也生产集群,马上就带来一大群为惠普和戴尔,代工的那些企业的民企,像富士康,像仁宝,像很多的台湾企业开始进入到这个地区,那么这是一个趋势。但是不排出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资本,今后是有可能转移到我们周边地区,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就是我们加工贸易这种不确定的流向,和未来的5年到10年,它决定了我们今后贸易顺差的前景,和我们整个国际收支的前景,我们不要认为我们的顺差太大了,拼命的进口,拼命的走出去,走走走,瞥,一个拐点进去了,到那个时候就有可能对我们经济产生一些不可预见的冲击。
那么除了这个前景,我觉得下一步,我觉得中国还是应该实施我们叫再平衡的战略,那么再平衡的战略,也就是说中国下一步首先是扩大内需,用扩大内需的战略来促进消费,抑制进口,也就是为世界的复苏,为世界的增长作出贡献。那么这个战略,我个人认为,它不是一个内需结构和外需结构的关系问题,它是一个国家战略的转变,我们知道从国际贸易理论来讲,我们过去的工业化战略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外向型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也就是我们讲比较优势的动态阶梯,还有一个我们是说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那么主要是用保护建立起本国的工业体系,用本国的工业体系替代进口,那么这两个战略,从道道理上讲,后者应该好于前者,从时间来讲,前者是好与后者,原因很简单,就是出后导向战略,没有割断本国与世界的联系。
那么下一步,中国要完成一个从前30年的外向型的小经济体的战略,转变到一个扩大内需的大国战略,那么它平衡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它需要完成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它所需要的时间究竟有多长,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我们在座的朋友们需要研究的,需要提出来的。
那么这里头我就会想到一个问题,也就是扩大内需战略,怎么能够避免你的内向型的取向,也就是我们越来越的是靠自己来发展,那么这个时候,你不知不觉的就离世界走的越来越远,而内向的取向会走的越来越多,怎么办?
那么这就是我这上面写的最后一个战略,也就是扩大内需战略,应当同应该国际化战略,这两个战略,应该配合起来。也就是扩大内需战略,包括我们叫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调整,和整个这一块消费和中产阶级培育,这一套体系的建设,应该从经济国际化联系起来,什么叫经济国际化,人才的国际化,资本的国际化,产业的国际化,和贸易的国际化,那么一谈国际化,也就是今后中国要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人,也就是我们清华的学子们到世界各国游学,也就是他最后被强大的吸引的用一种立场吸引回来。而且把你们的美国同学,欧洲同学,日本同学都带回来共同的建中国,怎么才能作出这一点,马上涉及到生活品质,马上涉及到城市,未来城市化的道路选择,马上涉及到你跟世界交流的这种自由化和便利化,你会发现这未来的中国,你要有人才,你就要有创造吸引人才的环境。
去年的报告,世行的报告,关于经济理论的报告,其中讲到人才就讲到,人才的特点是一大堆的,有人才的地方,越能够吸引人才,没人才的地方,人才一定不会去。全球的趋势仍然是集中集中再集中,而不是一个分散趋势,交通和通讯的科技革命带来的是本地化,也就是我们讲的半小时经济学,一小时经济学,因此这个方面,我觉得下一步应该非常重视。
第二个就是扩大进口的战略,一个是怎么能够让进口像很多的国家那样,能成为我们国家下一步转型升级的一个动力来源,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前30年的,我觉得这方面需要很大的转变,我们讲出陷入,实际上到了现在是需要改变的时候。
那么第三个战略就是走出去,我觉得这个对中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股权投资,和战略型资源储备的投资,你像我们现在要走的非洲去,我在非洲的调研,非洲的孩子告诉我说,说我们愿意留在非洲,即使没水,没电,没路,我们也愿意在非洲扎根,为什么?他这个地方再生意比国内空间大的多,没人愿意去的地方,像这些往往成为这种拓荒者,那么在非洲,我所见到我们下一步的发展,像阿尔及利亚,一个工程动承包就是62亿美金,那么62亿美金的工程就会带来大量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的进入,那么这个进入就应该带进中国的企业,中国的产品,中国的人民币,和中国的银行,和中国的各种机构在这个地区形成一个网络,形成一个平台。
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下一步的中国,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怎么能够把我们2.64万亿美金的外汇储备资产,重新配置,那么像这些地方,我们会发现渠道也好,还是网络也好,所有的东西实际上我们会发现,都会通过走出去,一步一步的打造。它的变化是什么,变化就是从前30年的被分工,被工序分工,转变到未来30年的主动分工,也就是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全球生产体系,包括渠道,包括银行的网络,包括人民币的网络,也包括我们的这种海外开发区的平台,我觉得这些方面是都是下一步。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加工贸易我刚才说的已经很多了,另外一个就是战略性新型产业的发展,和现代服务业的进口,也就是我们看一看全球的服务业,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全球的服务业,净提供者是美国、英国、法国,全球现代服务业的净购买者是谁?德国、日本、韩国,甚至开始增加中国,你会发现全球的产业格局,仍然是老帝国主义提供服务,新第四提供产品及中国提供劳动力,下一步。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对于我们下的前景来讲,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化,因此我觉得全球的失衡,既是风险,也是机遇,国家就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当前的国际环境,仍然是我们快速发展的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因为从历史上来讲,1870年到1903年,1950年到1973年,开放都会带来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那么第二个国家的判断,是这个时期往往是矛盾和风险的凸现期。
那么这场危机,也告诉我们,全球化由于缺少有效治理和监管,系统性风险是必然的。怎么办,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我觉得要破这个局,也是我们在座的年轻人的话,是任重而道远要做的事情,行,我的时间差不多。我想后面是不是有一点时间讨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