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长安讲坛第55讲，长安讲坛总第186期，做客专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他演讲的题目是：“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新特征与新挑战。

　　以下为演讲实录：

　　作为中国经济的研究者，这一段，包括今年的大部分时间，还有过去一年里，大家都花了很多精力去研究“十二五”时期我们究竟面临着哪些新的形势，新的挑战，我们应该有希望在“十二五”时期克服哪些制度障碍，克服哪些经济发展的瓶颈，实现又一个五年的平稳较快发展。因此，也有一些体会，最近中央也发表了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制订“十二五”规划的建议，这个建议将指导国务院制订“十二五”规划纲要，明年会在三月份全国人大通过，这样就成为今后五年的一个纲领性的指导性的规划。

　　我想今天利用这个机会，一个是把关于“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新的特征介绍给大家，其中有一些是机遇，因为中央这个建议里谈到做出一个新的判断，我们现在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机遇期，同时，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今后我们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有些什么改革措施，还有政策调整我们可以克服这些挑战，迎接这些挑战，同时在座好多是在读的学生，我也希望能够启示大家，能够选一些和中国未来的发展更有密切联系的一些学位论文的题目。

　　我们首先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中央发布了建议，这个建议里没有体现出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陷阱，但是我们其中讲到中国所处的新的阶段，不断提到新的经济增长的新特征，新特点，国内外的各种制约，其实我们可以联想到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可能在我们这个阶段，正是这样一个中等收入阶段，这个阶段顺利过渡，当然我们很高兴，就变成了高收入国家，就实现了我们奔向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果没有突破的话，很显然，也就会知道原因在哪儿，也就是拉美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会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

　　这个可能很多同学都知道，世界银行每年会有不同的标准，最新的标准，它把人均GDP975美元以下的国家叫做低收入国家，976到3855美元是中等偏下收入国家，3856—11905美元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在11906美元之上的叫高收入国家。2009年我们加上官方汇率人均GDP大概是3800美元，也就是说我们大致上是要跨入中等偏上国家的行列。

　　做这个图我是把不同的省市自治区分别的算一下，红的这部分就是这几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是人均收入已经进入到了中等偏上收入组的行列，蓝色的所有的其他的部分都已经进入到中等偏下收入的组别里。也就是说无论是中国的平均，还是中国的各个省市无一例外的进入到了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新的阶段性特征。到底特征是什么，为什么中等收入阶段很有意义？其实这是前些年我就做了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前些年已经带来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有一个中等收入陷阱，先要看看是不是有过，我当时收集了所有可以找到的过去几十年里各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横坐标是1970年的人均收入水平，纵坐标是2003年的人均收入水平，看看当年的起点和30多年以后的结果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黄色的面积，1970年处在中等收入行列的国家，三十几年以后是什么状况，我们也可以看到是一个大分化，现在最发达的国家在这里面，还有相当多的国家仍然处在一万美元以下，也就是还徘徊在中等收入的行列中，当年就是中等收入，现在还在中等收入。也就是说中等收入这个坎不是可以自然而然跨越的，它的确需要努力。世界银行首先创造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2007年，他们的报告叫《东亚复兴》，所有在跨越低收入陷阱管用的政策，发展战略，那些手段现在基本上都不管用了，你必须有新的发展战略，新的手段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中等收入阶段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发展阶段。

　　最典型的，刚才说的大分化，人们通常很自然的想到，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是东亚的一些经济体，比如日本，亚洲四小龙，我挑出两个，日本和韩国，人们说长期陷在中等收入陷阱里的是拉美国家最为典型，我挑出两个拉美国家，一个巴西，一个阿根廷。

　　大家看紫色的面积，日本人均收入已经三万多块钱，是一个最发达的国家之一。韩国也达到了两万美元，多年就处在发达国家的行列。拉美国家的这两个经济体，巴西、阿根廷仍然处在一万元以下，就是说这两个国家，拉美国家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它不仅比东亚的国家，包括日本要更发达一些，人们更看好，甚至比欧洲的一些国家当时的人均收入水平还高，但是几十年过去以后，他们仍然在中等收入的阶段上徘徊。菲律宾曾经被人们看作是亚洲的明日之星，现在人均GDP只有一千多块钱，曾几何时比我们发达，现在处在这样的状态中。

　　再看蓝色的框图，我是挑出这个国家历史上最高的人均GDP水平，大家可以看到巴西曾经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边，曾经达到接近一万美元的水平，阿根廷曾经有过超越的一万，进入高收入的行列，但是最终他们又回来了，体现了一种徘徊，一种起伏。最终，陷阱这个词在这个图上最充分体现出来。在经济学上，陷阱就是指一种特殊的均衡状态，相当稳定的一种均衡状态，不管用什么外力或者一个偶然的因素破坏了均衡，把人均收入推到高的了，它更具有真正的力量的那种力一定会把你拉回来，表明你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这个陷阱。

　　人们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可以跨越中等收入，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为什么有的国家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里呢？人们会提到宏观经济的稳定问题，宏观经济管理能力问题，人们会提到说它有一个转变传统的已经过时的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人们也会讲到说社会安定问题，政治稳定问题等等。其中最经常被人们说到的就是收入分配的问题，它直接和经济发展方式有关，也直接和你的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有关。我们看一看经济系数，日本最发达，具有最低的基尼系数，韩国也是比较低的，也就是说收入比较均衡的，到了巴西，大概是0.6的经济系数，阿根廷也是超过0.5的经济系数，菲律宾也超过0.4，所谓的警戒线。这一点是一个最直接的，因此，至少收入分配状况长期没有得到改善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

　　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我认为它和刘易斯的转折点是相关的，因此，即使很多人谈到了中等收入阶段，我仍然愿意把中等收入阶段赋予的另一个发展经济学中的概念叫刘易斯转折点，说到刘易斯转折点我想强调两点，第一它的转折点首先是你曾经是一个二元经济，二元经济的发展就意味着农业这些传统部门具有无限供给劳动力，劳动力相对其他生产要素来说太多了，因为它的边际生产率是零，随着这些劳动力大规模向外转移，终究有一天你的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赶不上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速度了，因此，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劳动力短缺。尽管劳动力还有，他们还要找工作，但是你只有涨工资才能吸引到劳动力，才能和其他的企业竞争到劳动力。因此，就是因为劳动力出现一定程度的短缺，工资必须得涨了就叫刘易斯转折点，不用更复杂的定义。更复杂的定义，很多人不赞成我的观点，都在说刘易斯转折点没有道理，中国有那么多的劳动力等等，还说城乡差距也那么大，农业中也不是由劳动边际生产率决定工资等等。这些我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是各说各的话，没有碰撞上，因为按照定义，如果说农业中完全没有剩余劳动力了，而且劳动力的工资是由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决定的，就像我们在微观经济学里学到的一样，而且农业中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和工业也相等，那就意味着二元经济没有了，就不是二元经济体，也不是发展中国家了。它是第二个转折点。

　　第一个转折点，红色的线是分别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一开始保持在零的状态，到了第一个转折点P它就不是为零了，但是劳动力还有，只有到了2，才意味着农业的工资由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决定，农业的边际生产率和工业相等，因此很多人争了半天，是2到没到，但是按照定义，我们关心的是第一个转折点。第一个也有几个含义，如果几年前大家普遍接受刘易斯转折点到了，我们不争到没到，我们争到了有什么含义，我们就会提前预见到第一劳动力会出现短缺，民工荒一点不新鲜，普通劳动者农民工的工资会逐年上涨，而且越涨越快。第二传统的推动中国经济增长靠生产要素投入拉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不能维继了。必须转到依靠生产力的提高的新的方式上，同时我们也可以预见到一定会出现劳资冲突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工人要表达他的诉求，这些东西就不会到今天出现的时候，有些人就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甚至求助于香港经济学家教我们怎么应对，我觉得做出这样的判断还是很重要的。它和我们中等收入阶段是有密切联系的。

　　刘易斯转折点的核心，你说各种各样的政策含义都有，但是它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工资要上涨，在这个转折点之前，你就需要工人，他就来，你不用给他涨工资，在这之后需要工人有的是，但是不涨工资就被别人雇走了。

　　但是我们也知道劳动和资本是可替代的，尽管到底替代的弹性有多大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判断，但是总体上是可替代的，尤其是在长期里是可以替代的。我种十亩地可以派一个班的战士手工种，但是也可以用一个小型的机械用一个人操作就种下来了。这都是可以的，就意味着资本和劳动可以替代，在工业中可以替代，在农业中也是可以替代的。因此，刘易斯转移电的含义，第一个刚才我说的它的含义是工资要涨了，第二个界限的延伸逻辑就是工资涨了，意味着劳动力的相对稀缺性提高了，相对价格也就上涨了。我们讲的是相对的，另一面，这枚硬币的背面就是资本的相对稀缺性降低了，资本的相对价格也相应的就提高了。长期看，它会表现在生产过程中基础结构的变化，以及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新的变化。

　　当我们讲到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一方面我们会看到中等收入陷阱渡过必须得改变收入分配，另一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要从依靠要素投入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依靠技术进步，生产力提高的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个地方我就插一个经济学中的一个争论，也可以说是一个公案，我们知道应该是去年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人我们很熟悉，也认为他得奖实至名归，但是媒体有一个不准确的介绍，认为克鲁格曼这个经济学家最大的贡献第一是预测了90年代后期的东南亚经济危机，第二又预测了本次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实这两个说法帽子扣得太大了，后一个不见得有多少联系。头一个有一点关系，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90年代前期的时候，大概1993年，世界银行发布第一个东亚报告，这个报告的名称叫《东亚奇迹》，它是在比较权威的层次上第一次向全世界推荐了东亚的经济发展经验，以日本为代表，以亚洲四小龙，后来的四小虎，甚至中国的沿海地区为代表，他们实现了以前的经济体没有实现过的高速长期的经济增长，提高了人均收入水平，他认为这是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随之就有各种各样的争论，是靠政府主导的，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会创造这个奇迹还是使用市场机制，校正要素价格实现的奇迹，有各种争论，但是还有一个争论就是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他在美国的外交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他讲说东亚没有什么奇迹，说你要看一看东亚怎么实现这么快速的经济增长，它全是靠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投入，没有生产力的进步，这种增长模式和当年的苏联的是一样的。苏联就不可持续了，你看看东亚，它能不能是可持续的呢？因此他怀疑这个东亚奇迹，否定这个东亚奇迹。当然，做时政研究的不是他本人，背后有刘遵义教授等一些经济学家做的比较严肃的工作，但是克鲁格曼写专栏，在比较流行的杂志上写文章，因此他的影响最大。后来出现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人们很自然的联想到他预测到了东亚一定要垮。其实不是，东南亚金融危机是另有原因，当然它和它的经济发展方式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并没有预示着这个发展模式就不可持续。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十年以后，世界银行又出了一本东亚报告，这回的报告叫《东亚复兴》。这本报告里就说东亚不仅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而且向它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地位在复归，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地位就是1830年前后的时候东亚的GDP占世界的接近一半，中国就占百分之三十几。这是它应有的地位。东亚的发展在持续，金融危机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的，或者一定的时间的特点的。

　　为什么克鲁格曼和那些经济学家会怀疑东亚奇迹呢？原因是他们做经济增长分析的时候，出发点是新古典理论，因为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里一个基本假设是劳动力是短缺的，劳动力是稀缺的，劳动力稀缺，你在有限的劳动力的基础上，不断的投入资本的话，遇到的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因此，很自然的一个经济体它要保持长期的持续的增长，必须要打破这种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因此，必须要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个理论都是对的，但是前提到东亚就错了。因为东亚不是劳动力短缺的，从日本到韩国，到中国的台湾，到中国大陆，都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就是更多的可以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来解释。这样的话，如果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没有短缺现象，那么你只要资本实现了足够的积累，劳动力就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瓶颈，你就没有报酬递减现象，至少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这个也是我们说的所谓的人口红利。

　　在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这种传统的靠投入推动的经济增长就是可行的，就是一种经济的廉价的发展方式，你即使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改不了。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中国经济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我们先这么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意味着我们的人口红利已经接近消耗殆尽，我们劳动力开始变成了一个相对稀缺的资源，他越来越接近于新古典的劳动力稀缺的假设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再请当年的，快二十年前的克鲁格曼来重新讲他当年的观点的话，到了今天这个发展阶段上，无论叫它中等收入阶段也好，刘易斯转折阶段也好，如果不转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我们的经济增长就不可持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