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长安讲坛第51讲，长安讲坛总第182期，做客专家是论坛特邀专家、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他演讲的题目是，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现状、趋势与出路。以下为演讲实录：

　　那么说了这么多，可以说收入分配方面现在存在严重失衡，这个严重失衡对社会稳定和对未来的发展都有非常大的影响。首先，收入分配不公影响社会稳定，我们现在社会上对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反响非常强烈。但是，这个反响实际上并不单纯是针对收入差距过大，首先是针对收入分配不公，特别是对腐败，权力背景的寻租行为，对即得利益集团的掠夺行为，对这些现象的反响最强烈。这种即得利益的膨胀和固化是会对社会和谐造成越来越严重的挑战。一个时期以来，各地群体事件非常多，社会冲突加剧，都是这些内在的社会矛盾的反映，所以我们怎么样应对这样的挑战是一个迫切的问题，而且收入分配失衡也带来了内需不足。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发现靠过去那种大量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靠大量的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现在都碰到问题了。出口的增长受到国际市场的制约，投资的增长带来了严重的产能过剩。继续不断的投资，由于消费跟不上，这种产能过剩，还会越演越烈。根本的问题就出在居民消费不足这个问题上，但是居民收费不足的背后又是收入分配问题，因为这个收入差距过大，因为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部到位，所以压制了居民消费。

　　这个图里头反映的是GDP构成中间的最终消费长期下降的趋势，1952年的时候，最终消费接近80%，现在是占到49%，不到50%了。长期以来是下降的。其中居民消费的比重已经降到了35%。这种消费过低，储蓄过高，有人说，储蓄过高是个好事，高储蓄才能高投资，有高投资，才能有高增长，一定程度的高储蓄，高投资是好事，但是过高的储蓄和过高的投资，带来的问题就是消费不足，拉不动内需，带来结构失衡，带来产能过剩。然后接下来会带来经济增长，失去动力。这个消费不足根本的原因也和收入分配有关系，这些方面的问题我就不详细讲了。

　　如果说，我们换一个发展思路，如果能够把最终消费率从现在的48%提高到65%左右，即便净出口的比重，从原来的9%下降到3%，占GDP的比重仍然可以保证超过30%的资本形成率。假定说，增量资本产出率是3的话，在完成这样一个调整之后，消费增长和GDP增长能够保持持续的同步增长的话，仍然可以保证10%的经济增长。就是说降低储蓄，降低总投资，不见得一定带来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能够实现这种情况的话，全面的总福利水平比钱一种情况提高三分之一，同时对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破坏大大减少，增长更会持续。

　　最后一个问题，怎么纠正分配失衡，我认为只有通过推进体制改革才能纠正分配失衡，一方面需要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各地政府恐怕要少搞一点形象工程，有些地方不断的在搞政府投资，8个车道，10个车道，12个车道的公路，城市市中心巨大的广场。但是没有什么人，路上没有什么车跑，大量的形象工程的投资，少搞一点。政府消费少搞一点，多搞一点社会保障和人文关怀，多搞一点教育和社会服务，多搞一点廉租房，尽快实现社会保障的全民覆盖，加快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包括1亿5千万农民工应该尽快的纳入保障范围，进城的农民工，应该解决他们在城市安家落户的问题，孩子上学的问题和医疗保障的问题，药费过高的问题应该尽快解决。医疗和教育，除了提供公共服务以外，我认为还同时需要市场调节，需要双轨制，通过市场的竞争促使公共服务部门提高效率。廉租房建设，至少覆盖全部低收入居民，甚至中等一下收入的居民，并且逐步把农民工包括在内。

　　全民现在实现九年义务教育，我认为应该尽快提高到12年义务教育，同时提高农村的教育质量。资源收入和垄断性收益，这方面的改革要加快进行，现在有一个资源调节税的试点在新疆进行，仅仅是从价税的5%，我认为太低了，国有企业利润上交也只有5—10%，我认为也低，这些改革力度恐怕要增加，这些改革的强化，也同时解决了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问题。不是说搞社会保障钱不够，搞公共服务钱不够吗，首先把该收的资源收入，垄断性收入，把它的相当部分转化为公共收入来完成公共服务。这个恐怕是必要的。

　　接下来问题还有很多，其中我想，改革财政体制和土地收益的分配体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长期起来说，政府要转换职能，但是政府的职能还是没有转换，政府还是忙于建设，忙于扩大财政收入，但是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不得力。而政府职能的转换，同时也需要资金的保障。就是说你要各级政府提供公共职能，首先要确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同时它也需要有常规预算资金做保障。现在，是常规预算不够，就去搞土地开发，就去卖地。这种卖地，实际上把未来70年的土地使用权的收入变成了一次性的收入，一次性的支出，这种状况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怎么把现在土地财政，靠土地吃饭的这种财政变成一个可持续的财政，恐怕还不仅仅是土地制度的问题。同时也要调整整个财政分配体系。

　　除此之外，还有健全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税负不均的状况等等这些一些问题。这里头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财政公开化，引进社会监督，发达国家很普遍的，你到这些国家去看，都可以发现政府财政预算，任何一个公民或者是任何一个老百姓都可以在网上查到，内容细到某一个项目，给雇了多少人，给多少人发工资，工资标准是多少，这个都可以在网上查到。如果说财政预算，政府的资金管理透明度到了这个程度，那再想腐败，再想寻租，再想以权谋私，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这里面很关键的问题就是透明度和社会监督的问题。

　　最后，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体制方面的问题，这些体制方面的改革，归纳起来，我认为就用一个概念可以概括，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无论是讲财政体制改革，还是讲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实际上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那么我们说，政府职能转换，从这种投资型的政府，或者是GDP政府，追求增长的政府，转到服务型政府，这种转换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政治体制的改革。你不改革这个体制，不改革机制，这种转换就难以实现。当然这个改革，一讲政治体制改革，有些人马上就想到前苏联、东欧发生的情况，前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情况。但是实际上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道路是多种多样的。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没有搞像前苏联那样的休克疗法，而是搞了一个渐进式的改革，这个渐进走了30年。但是基本上在经济体制上可以说是比较顺利的从计划体制转轨到了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上有没有可能实现渐进式改革，一步一步走，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而且可能这样一个改革比较适合中国的国情，也有利于在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来完成这个改革。但是关键需要一步一步做，方向必须是提高政府的透明度、社会的监督和参与，改善政府行为，而且要逐步的扩大民主化的进程。通过这种方式来扩大社会公共的参与。

　　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个人在收入分配方面问题上的一些看法。接下来请大家对刚才我说的这些事，说说大家的意见，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来。或者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有批评都请大家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