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中国的城镇化是严重滞后。道理很简单，我们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制度，不滞后才怪。我前不久跟日本的一些专家开一个研讨会，它的城镇化超过了50%，跟日本一比我们的城镇化肯定是滞后的。
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要转变我们的发展方向，要扩大内需，作为我们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一个立足点，我们最大的内需在哪里呢？在城镇化。我觉得最大的内需不在农民，在城镇化，在农民向市民的转化，在城镇的现代化，在农民的市民化。为什么会在农民那儿呢？我们去年实行家电下乡，我看最初有的部门估计三年要实现9000亿的销售额，去年实际上只卖掉673亿，中央财政补贴了大约75个亿。今年一季度家电、热水器、摩托车、汽车下乡，也就卖掉了不到400亿，一个月100多亿，三年让农民掏9000亿来买家电，那是太不了解中国农民了，他还没富到那个地步。说补他13%，老外不要，老农就抢，没那个事。我们过去出口退税是13%，我们搞家电下乡以后，说老外不要，卖给老农，那13%让给中国农民了，农民的消费也是理性的。城镇化包括农民的市民化，也包括城镇的现代化，这是中国最大内需之所在。中国今后起码有20年的时间里，我们还会经历快速的城镇化的过程，我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一个报告，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我们的预算是大约要超过9.3亿，城镇化率将达到67%。世界银行的预测中国的城镇人口到2030年将会达到9.9亿，麦肯锡的预测，中国的城镇人口到2030年肯定要超过10亿，甚至预测到2020年就9亿多了。
预测不一定准确，但是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农民不是棋盘上的一颗棋子，他有流动的活性，尤其是年轻人，他一定要离开土地，他一定要离开农村，一定要到城市来享受，追求新的生活，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的趋势，但是如果说农民进城了，我们还把他看作是农民，我们不把他看作是城里人，我们把他统计为城镇人口，但是我们不给他市民的待遇，那么中国就会形成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一种三元结构。今天下午我开会有一个专家讲新三元结构，农民、市民、加在农民跟市民之间的农民工。我看到厉以宁教授说“农民工”这个词是非常不合理的，中国近代工业大家都知道，在清末民国初期，中国的第一批近代工业就在广州、天津、上海建立起来了，中国的第一批产业工人就来自于农村，那时没有把他叫做农民工。现在中国的工业发展史，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来自农村，厉以宁教授就反问，怎么现在改革开放了，还叫他“农民工”，都是产业工人了，他是长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有些就是生在城市，怎么还能叫他农民工呢？农民就是农民，工人就是工人，他是产业工人。
我记得我去年去山东一个企业调查，总经理就说，我这个企业里有5、6百工人，他们根本分不清谁是农民工，谁不是农民工，农民工这个词是你们专家学者和政府学者戴上的帽子，是一个歧视性的用于。中国的城镇化最需要解决的是实现进城的农民，由农民角色向市民彻底的转型、整体的转型，这是我们国家的大政策。我们讲科学发展观，我们讲以人为本，这就是以人为本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现在农民向市民的转型有没有基础？它的基础越来越牢固。现在农民外出，过去都是一个人出来，现在举家外出的人越来越多。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举家外出的农民已经有多少呢？有2800、2900万人，现在整个外出的农民工有1.4、1.5亿人，占到20%以上。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区域长期化。去年有一个很大的调查，农民工在城市居住平均的年限5.3年，在城市居住超过10年的将近占到了20%。特别是我们讲到进城的农民向市民角色彻底转型主要是指新生代农民工，80后以后出生的，特别是90后出生的，这些人生长在城市，或者出生在城市，他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已经基本上城市化了。去年金融危机以后，我们组织了一百多位研究生、大学生回到他自己的村庄进行一个社会调查，看看金融危机以后有多少人回来了，他们还想不想回去。可以说一致的一个结论，金融危机一来，这些人很快就回到农村去，没工作了。但是他们在农村呆了几个礼拜就呆不惯了，天天想着金融危机什么时候走，我们就可以到城市打工去了。农村虽然是吃着新鲜的蔬菜和粮食，虽然是喝着水还行，大部分还比较干净，虽然享受着田园的风光，但是他还留恋着城市可以洗澡，城市可以上网，城市有卡拉OK，城市有酒吧，农村都没有。第一代农民工有一个领导跟我讲，饿着肚子进城。70年代出生的这些农民工，就饿过肚子，他进城只要有工作干，再苦、再类、再脏、再危险、首先再低他都干。第二代农民工不会长期的承受或者忍受这些不公平的待遇，他们等不起。
我曾经讲过，我们不要说农民工的帽子第一代农民工戴了，第二代农民工再戴上20年，第三代还戴啊着，祖孙三代都戴着农民工的帽子进城，我们一定要让第二代，90后以后的这些农民工尽快把农民工的帽子摘掉，就是市民，没有饿过肚子新生代农民工体会不到吃饱饭是一种幸福，他现在吃饱肚子没问题，你真要饿肚子，他就可能闹了，他也回不去了。
所以，农民工向市民的转移，我们首先要解决进城农民工的子女上学问题、住房问题、就业问题、工资问题、工伤问题、看病问题等，这些都是跟农民工最关心的实实在在的一些问题，在中国我认为都是天大的问题。比如农民工的就业，这不是天大的问题吗？农民工的住房，这不是天大的问题吗？我们说扩大内需，我们的城市房子这个疯涨，中国搞城市化还有20、30年的路，农村人口怎么到城市来定居？不能让第一代人、第二代人都住地下室，不能都让他住在城乡接合部的，就像国外的贫民窟一样的地区。我们不是要建设和谐社会吗？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帕肯斯两年以前到北京开会，他有一个演讲，我就跟帕肯斯讲，你的这个判断非常有远见，而且旁观者确实看得更清。他当时就讲中国最大的内需，那时金融危机还没来，他在我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有一个演讲，他说中国最大的内需就是城市化过程中城乡移民的住房问题。他算了一笔帐，中国现在有2亿人在城里，包括小城镇，将来还有3亿、4亿人要进来，他说起码有1亿个家庭要在城镇买房子，他算了一下，平均一百平方米，当时的造价他算了大约是26万亿的需求。他说你们应该研究一下你的土地政策、税收政策、公积金政策、信贷政策。如果能够有一个国家级的规划，有一些顶层的政策设计，这就是实实在在的需求，每年中国的GDP增长一两个百分点没有问题，不用过度依赖出口。可以说农民工关心的不是户口，全国14个省已经宣布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但是在大部分地区这种改革是形式上的，没有实质的意义，因为农民工最关心的这些问题没有解决。户口只是一种形式，市民的待遇这是问题的实质。我们先给农民工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等到户口没有价值了，我们随时宣布取消，就像当天我们宣布取消粮票、布票一样。相反我们表面上宣布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划分，但是农民工发现进城的农民，农民转型之后发现他还是二等公民，就说明我们把城乡的二元结构完全辐射到农村来。
总之，中国要解决三农问题，我们不能就就农业来农业，就农村来农村，农民不减少，农民不实现向市民角色的转型，中国的三农问题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