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和咱们一个民营资本讨论这个问题，他说了许多土话，很难听，但是我觉得有道理。他告诉我说，我们现在不可能做到法律上平等和竞争上平等，不可能做到这条。我说为什么？他告诉我说，因为我是打偏纱(音)，我说什么叫打偏纱？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他说打偏纱，就是二房的意思，封建社会的二房。我说什么叫做二房？就是小老婆。所以我们不可能获得同等的地位。
而且给我举了两个例子，说每次我们调整产能过剩问题的时候，受损害的一定是民营经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当我们生产能力过剩要储备某些要素的时候，收购的基本都是国有经济的产品，而不可能是民营经济的产品。
第二，我们经济生产能力过剩，要消除过剩能力，往往搬出来历史规模效益问题，而规模效益国有经济可以尽快的实现规模效益，马上重组、并购。比如说最近鞍钢就重组了攀钢，我想鞍钢在东北、攀钢在成都，这么大的空间怎么实现要素的互补？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重组之后规模问题就上来了，消灭钢厂的产能过剩当然就不是他，而是别的。告诉我，最终受到所谓淘汰的仍然是我们的民营经济，而且他告诉我，不可能有完整的法律地位和平等的竞争。因为我们现在是有主、有次，正因为有主、也次，所以才有亲儿子的问题，才有亲兄弟这种讲法的问题。言下之意，有亲儿子，那就是别人不是亲儿子的意思，虽然不讲难听的话，但很明显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可能做到法律上的平等、竞争上的平等。
尤其这样一来，虽然放开股权投资，但是国有经济仍然处于绝对控股地位，绝对控股地位就是，最少占51%，你进来以后对它的管理，没法改革它，它是绝对控股的，你没法去掌握这种权利。你进来之后怎么办呢？显然没法发挥你的功能。
所以最近一个民营企业家给我举了一个例子，说我们现在这样做法就相当于农村招上门女婿，上门女婿进来之后要承担儿子的责任，但是没有儿子的地位，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我不可能去，你再号召我去我也不去。为什么呢？因为我进去以后他是绝对控股，我没法改变它的经营理念，更没法改变整个企业体制，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可能去。尤其股权投资还不像股票投资，股票投资我随时可以抛的，走了，股权投资抛都抛不了的，我不能进。
所以实际上我们新的“非公36条”，我觉得很难解决问题，要真正解决问题我觉得有深层次问题必须解决。比如我们能不能讲混合经济的问题，在混合经济来讲，所有资本在法律上平等、在竞争上平等，这个时候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如果不是混合经济，我们仍然以什么为主、以什么为辅的时候，就不可能达到不同经济成份之间的法律平等和竞争平等，是做不到的。
所以“36条”出来之后“新36条”开座谈会，有位民营企业告诉我，我们心理才明白了，教授，你不要给我们灌洋米汤了，让我们进，我太明白你了，为什么呢？你们要发展我是无奈的选择，不发展我马上增长速度掉下来了，因为4万亿投资今年已经就过了，下一步增长就要靠我们了。所以不发展的话，没有税收、没有就业、没有GDP、没有增长，所以你们希望我来。但是消灭我们是你们伟大的理想啊，你们利用我是无奈的选择，消灭是伟大的理想，我敢来吗？
所以中国实际上去年09年我们研究，中国移民的速度，去年一年是过去十年的数量。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大家的预期非常不好，我们应该对各个社会阶层都有一个良好的预期才行。所以在这个条件下，你想想新的“非公36条”能够解决我们现在垄断问题吗？
我想要解决的话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就是我们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没有我们这种垄断是没法解决的。垄断没法解决，资本不能在产业之间顺畅流动，就不可能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平衡，这是我们分析产业结构失衡的第一个原因。
产业结构失衡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在结构调整中缺乏核心技术。最近我们跑了100多家民营企业，他们有钱、也愿意投资，就是没有核心技术，现在不是有钱就能进入一个产业的，如果没有核心技术你根本就不可能投入这个产业来，要有核心技术才行。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中国改革里边最大的失误是技术创新体系没有能够建立起来。正因为没有一个强大的技术创新体系，所以我们不可能给企业提供核心技术，而没有核心技术，最终的结果，没法进行这种结构调整和投资，是核心技术的约束问题。
最近我们专门研究才发现，我们这个体制里边找不到谁再是核心技术推动的主体，找不到。比如说，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现在大部分是垄断，还搞什么技术不技术的，垄断能赚钱搞什么技术。而且我们研究，06年我们1万多家技术专利申请里边没有1家是国有企业，我们不断的爆发国有企业的地王，但是很难爆发核心技术上让我们振奋的东西出来，因为他没有这个意愿。而民营企业又很难担于此任，因为它的成长刚刚30年左右的时间，它在体制、资金积累上都很难支撑较为长期利益的核心技术创新，也难度非常大。虽然我们出现了一些比较好的民营技术创新公司，但是核心技术创新上，因为这种投资都是中长期的利益，对它们来讲显然无论体制还是资金上都会受到巨大的约束，它很难担当。
高等院校，有庞大的力量，但是疲于奔命，要发文章、写论文，不发文章、不写论文就拿不到职称，因此谁还关心什么核心技术、不核心技术，只要在核心刊物上发文章就行了，结果大量的资源闲置和浪费，我们最近跑了35家高校，感到非常震惊。我们大量的制造这些东西，但是没法担当核心技术创新的重任，因为它是中长期完成的任务。而我们不可能中长期，就给你那几年时间，你发不了文章就得滚蛋的问题，哪有中长期的这种机制。
再比如说，我们过去国家办的研究所，这种研究所也大部分在经费短缺得自己找米下锅的情况下，只能做一点一般性技术，而很难做核心技术的发展。所以我们找不到支撑中国核心技术的主体到底是谁，没有这种支持主体怎么样出现核心技术？没有核心技术怎么调整结构？根本调整不了。而美国对我们封锁又非常严格，我们试图买，根本就不可能买，不仅买，你接触都很难让你接触。
你们到大使馆去看，我们有的学生签证，结果签证官告诉你被调查了，什么意思？他物权给你签证，你的资料可能得返回华盛顿，有专门委员会研究要不要给你签证，因为你的方向涉及到美国核心技术机密了，那是有条件的。所以我们拿不到这种核心技术，因此结构调整受阻。
最近好多企业是有钱的，也明明知道这个产业是短缺的，就是进不来，原因在哪里？没有核心技术支持。所以我们发现，结构调整实际上是遇到我们核心技术创新体系的问题，也发现我们这些改革的重大失误之一，就是技术创新体系没有能够建立起来。所以这些钱不能导向技术创新，要么冲向房地产市场，要么冲向股市，冲哪哪涨，就是没有冲到技术创新这种体系上来。我们缺乏这种核心技术支持，所以结构难以调整，结构失衡状态非常严重。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就是结构调整中的利益机制失衡。什么叫结构调整的利益机制失衡呢？本来结构调整背后是利益机制，就是我们讲的成本与收益，当一个企业觉得我生产的时候成本远远大于收益我不可能再投资了，所以他这种利益机制在调整着大家的投资方向，没有一个人觉得亏损了我还要投资，这个时候利益机制会起作用，但在中国这种利益机制失衡了。明明知道亏损我也会继续投资的，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的问题，明明是亏的我也投。
我们财政部公布了今年第一季度地方国有企业的状况，地方国有企业，我们1—3月份国有企业的净利润率是1.8%。大家想想，净利润是1.8%，我们的CPI 3月份是2.2%，那就是实际是亏的，亏了0.4个百分点。净利润是1.8%，结果我们的银行年存款利率是2.25%，就是说他在那搞生产还不如把钱存在银行，他实际是亏的，但为什么还在干呢？原因就是他不受利益约束的，我照样可以在这里干，你这种利益机制跟我没有关系，我投资了就是赔也会继续干下去。当利益机制一旦失调的时候，就没法校正结果，明明知道那亏我还要继续投的。
最后的结果大家算，我们1—3月份地方国有企业这种总体的净利润是1.8%，CPI是2.2%，我们存款一年利率是2.25%的条件下他是亏的，但是你们注意，第二季度仍然在大规模增加投资，为什么？这种利益对他没有约束，没有约束的条件下结构就根本不可能调整。所以我们研究了一下我们的产业结构为什么失调？基本是这三条原因，这三条原因也是我们下一步要改的重点，也是我们下一步要调整的重点。如果这三个问题不得以调整的话，我想我们产业结构失衡的状态还会继续加剧。只有这三个原因得以校正和调整，我们的产业结构才能够得以调整。这是我们关于经济结构所讨论到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就是国民生产总值所谓生产结构就是不同产业之间的结构，这是经济结构的第二个层面的内容。
经济结构的第三个层面内容，就是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个人收入之间的结构，就是我们最近讨论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就是从国民生产总值的收入角度讨论问题。我们发现，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居民个人收入结构严重失衡，失衡的主要标志是居民个人增长速度太慢。国家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长速度在总体上都高于居民个人增长速度，在这种结构市场的条件下，也必然导致我们前边讲的投资消费出口的结构失衡，因为，居民个人收入太低，消费就起不来，消费起不来的结果，当然是消费投资结构也会失调。因此我们调整经济结构，当然要调整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讲的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这个结果。
怎么调整？总体大家认为，应该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那就是适当降低国家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的比例。因此，这种调整最近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第一个，要调整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调整的方向就是，相应的减少国家财政收入、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只有相应的降低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当然居民个人收入才能够提高。要调整国家财政收入，居民减了2200个亿，有人说没有感觉到减税，实际2200亿刚好把利息税去掉了，这个钱就用完了，所以没有存钱的人还没有感到减税的好处，减了，我觉得数量太小。
第二个，退税。退税是税收退给大家，去年也退了，退了300—500亿，最后是退了400多亿，没有退到500亿。为什么？我们退的办法是家电下乡，城市是以旧换新，结果有些地方农民不买家电，你那个玩意是过时产品、落后型号，不买还退税退不了。我到一个地级市去，市长告诉我，他们市里分了1000多亿的退税指标，退不下去，所以去年的指标是300—500亿，实际没有完成，我最近查了一下，退了400多亿，不到500亿，太少了。
第三个，提高个税起征点。个税起征点提高了，当然老百姓收入就会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就会相对减少。我们现在是2000块钱起征，太低了，等于穷人交税。
第四个，在社会保障资金的募集上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我看我们崇文同志最近有一篇文章写的很好，说如果在社会保障资金募集上不是国家承担责任，而是让居民和企业承担责任的话，社会保障制度越完善消费越低，因为等于把老百姓钱拿去搞了社会保障资金，现在没有钱消费，这个研究是很到位的。
最近我研究了一下，北欧国家在社会保障资金募集里边，国家占的比例占到总资金的55%，我们明显不是55%。最近我调研了四个企业，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给职工交纳的各种保障资金的数量已经占到工资的70%，所以我推论了一下，我们现在社会保障资金募集刚好跟西方是反过来的，我们可能个人和企业占了55%，可能国家是40%左右，实际上在这个条件下居民国人收入就不可能提高，国家应该在社会保障资金募集上承担更多的责任。
我想调整国家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和居民个人收入的关系无非是这四条办法，一个是减税，一个是退税，一个是提高个税起征点，一个是国家在社会保障资金上承担更多的责任。
我们最近做了一个模型，这四条咱们今年试一把，我们做了一个模型。提出来，今年退税退6千亿，为什么提高退6千亿？因为一个国家退税的指标可以是上年财政收入的10%，去年我们税收突破6万个亿，10%不就是6千亿嘛。第二，退税3千亿，就是去年税收的0.5%，那是3千亿。个税起征点能不能提高到3千起征？第四条，社会保障资金的募集国家占到55%。
按照这个指标我们算了一下，如果减税6千亿、退税3千亿，个税起征点提到3千起征，在社会保障资金募集上国家占到55%的话，今年居民个人年收入增长可以增加5—8个百分点，一下子就起来了。所以我想不用讲那么多话，关键是实实在在操作一下就行了。
我们这个模型算了一下，这完全是合理的。这个模型算下来之后，今年老百姓人均收入可以增长5—8个百分点，那不错的，因为我们过去10年里边，我们居民个人收入增长速度一直低于GDP是年增长的6%，这样一操作很快就会提高了，关键是能不能推动。如果不调整的话，我想恐怕这个结构很难调整过来。
当然有争议，最近我们这个问题也做了一些内部讨论，为什么迟迟不动？有人曾经告诉我说，你们现在这个调整办法，减少财政收入、增加居民个人收入增长，你是没有考虑别的因素。如果考虑别的因素你就不能一这样调整了，什么因素呢？中国要成为第二大经济主体，中国未来的人武部仅仅是国内的问题，中国在增长中间会产生巨大的国际摩擦，这种国际摩擦要保证中国的利益的话，我们无论是国防开支还是外交开支都会增长。如果考虑这个因素的话，当然你就不能这样调整。
所以是不是这样调整，还要考虑这个因素的话，我们就没有再计算，这个计算应该怎么计算就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如果不考虑这个因素的话，我们最起码在这个关系上应该做这样的调整，这是所谓第一个，提高居民收入要讨论的调整。
第二个调整，就是要调整企业利润和劳动收入的关系。现在居民收入低的原因，是因为利润增长太快，劳动收入所以增长比较慢，要增加劳动收入就必须减少企业利润，提出来这样一个结论。结果这个结论提出来之后引发了三个争议。
最近我们开研讨会，第一个争议，有人不认可这个判断，尤其中小企业，说你们搞错了吧，我们利润现在很薄、很薄，利润已经很薄了，你要再提高我们劳动收入，我们企业就没法运作了。中小企业反映极其强烈，所以我们后来研究一下，从总体的利润来增长确实高于劳动收入，但是要区别对待。
最近我们搞了十个企业详细的成本分析，我发现他们的利润差不多是0.1%左右，基本接近亏损，大量的一般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基本是这个状态。为什么还要干下去呢？因为设备折旧还没有完，这么多人还要吃饭，所以微利的条件下还要运作，你要提高劳动力收入，这个企业马上就运作不下去了。所以总体判断是对的，但是个别不同的企业是不同的。在座的可能有国有企业，我研究了一下，我们国有企业确实利润增长很快，尤其那八大家，垄断性的增长很快，似乎他们应该调整一下劳动收入和利润关系，结果一讲大家看，网上骂娘骂的一塌糊涂，说他们垄断利润怎么还给他们增加劳动收入。有人告诉过资料，说垄断性八大家就业人员是我们总体就业人员的8%，但是分的收入占到我们总体收入的60%，你还要调整，怎么调整？所以对这个认可不赞同，我觉得要详细分析，不能笼统讲。尤其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他利润确实很薄，在这个条件下，你要提高劳动者收入，企业确实运转不下去。
我们在杭州还了一个座谈会，都是中小企业，会上有的企业告诉我，魏老师，你们要提高劳动收入可以，我要减税。我说减什么税呢？他说把增值税去了算了，增值税占了17%，我们就可以调整，所以不认同成了一个争议，这是一个这个办法提出的争议。
第二个争议，如果要调整劳动收入和利润的关系靠什么机制来调整？西方国家是三大机制，工会、雇主协会、高院，工会一旦发现这个利润增长很快，我们劳动收入没有增长，就要找雇主协会谈判了，你得加薪，不加薪就组织罢工了，但是不能乱罢工，高院批准你能不能罢工，是三大机制博弈的结果，最后实现利润和劳动收入的平衡。
我们靠什么机制？我们似乎没有这个机制，我们的工会代表谁都不知道，又没有雇主协会，所以最后大家说我们搞一个法律文件，叫工资条例，咱们用工资条例来调整利润和劳动收入的关系。据说最近正在起草工资条例，工资条例如果起草完成之后，就作为调整利润和劳动收入之间的法律文件。我也不知道这个工资条例最终能不能形成共识，同时能不能成为调整劳动收入和利润关系，就不得而知了，恐怕还有待于什么时候把它搞出来才能调整，就是所谓的第二个争议。
这是关于调整劳动收入和企业利润引起的第三个争议，大家都认为劳动收入低，这没问题，反正你们财政收入高、企业利润高，我们劳动收入低，你们都得调整。那要调整谁带头？先减少财政收入呢，还是企业先降低自己利润？谁带头？两会期间我们开了一个内部座谈会，有企业家、有政府人士，我就发现，一个启发一个，你带头，现在好像还看不出来谁先带头，是政府减少税收，还是企业减少利润。
所以关于劳动收入和企业利润关系的调整引发了这三个争议，大家可想而知，现在还有待于进一步争论。这是调整国民收入所谓的第二条办法。
第三条办法，就是提出来要真正提高居民收入的话，我们就必须提高老百姓的财产性收益。只有老百姓财产性收益提高了，这个时候居民收入才能提高。居民收入由两部分构成，一个是劳动性收入，一个是财产性收入。当一个国家居民收入里边劳动性收入占的比重太高的时候、财产性收入太少的时候富不起来的，不可能富起来。像美国我们研究发现，美国人收入里边，劳动性收入占了50%左右，财产性收入占了40%左右，所以它比较富有。研究中国发现，我们的人均收入里边，财产性收入里边占的比例不到2%，1.8%，所以富不起来，要富起来，就得想办法提高人们的财产性收益才行。所以提出来这条调整的思路，结果这条调整思路提出来之后，又引发了两个非常尖锐的争议。
一个争议就是，在讨论中有人提的很明确，说你们要提高老百姓的财产性收益，最终要提高居民收入的办法，听起来很好听，但是这是空谈。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就没有财产，你怎么提高我的财产性收益？那得让我先有财产，然后提高财产性收益，我没有财产怎么提高财产性收益，就提出怎么样让老百姓有财产的问题。就争议到一个更艰巨的问题，要不要把国有资产分给大家，一分就有财产了，我就有财产性收入了，要不要分？争议非常大。
结果新华社记者写了一个内参，这里边最后让我审稿，这里边说我说了要把国有财产分给大家，不能说我说，应该说美国某某教授说，他可以说我是不能说的。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原因何在。结果有一次一个同志跟我聊天，说你们经济学界最近老是讲把国有财产分给大家？分完之后我们和美国有什么区别？我们怎么叫有中国特色主义，而且分了以后怎么解决收入分配公平的问题，我就反问了一句，你为什么非要跟别人不一样干吗？第二条，现在不是我们收入差距这么大嘛，和这个没有关系，我们也没有出现收入差距公平啊，而且现在非常不公平啊，应该调整，但是不能调整。
最后不能调整有一个办法总得做吧，就是能不能让老百姓能够先享受国有资产收益，咱们不分的条件下能不能让大家享受国有资产收益也可以。这个思路下去年做了两件事我觉得有意义，一件事，央企利润的10%划归社会保障账户，社会保障账户是老百姓能不能都能享受收益的账户，就等于老百姓能享受到财产性收益了。如果划归之后我们交纳的社会保障资金也适当的降低的话，就更显示我们有收益了，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的10%划归社会保障账户。这个社会保障账户是我们老百姓能够享受的账户，等于大家有财产性收益了。
所以把这两个做法叫“双十原则”，央企利润的10%和上市公司股权的10%，划归社会保障账户就相当于人们间接的拥有财产性收益了。我觉得现在比例还偏低，能不能再提高一点？如果说去年像央企7千多亿的利润，10%太少了一点，能不能再提高一点。同时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的比例能再提高一点，如果再提高一点的话，我想老百姓财产性收益就会简介增加，所以不分的条件下能享受收益也可以。
我想这个争议争了一段时间，最后我觉得还是要倾向于让大家享受国有资产收益了，这两件事做了，未来比例再进一步提高的话，人们的财产性收益应该就会增加了，这是这条办法引发的第一个争议。
提高人们的财产性收益在收入中的比例引发的第二的争议，就是财产性收益无非是两种收益，一个是动产收益，一个是不动产收益，财产性收益就这两块。动产收益，是有赖于资本市场的，不动产收益，是有赖于房地产市场的。就是要提高人们财产性收益的话，我们必须活跃中国的股市和房市才行，如果股市和房市都不活跃的话，财产性收益就不可能提高。
这个问题又给我们非常艰难，比如说最近，你们看到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都因为资产价格上升过快而最后在调整的时候就当然收益很难提高，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该理性，我觉得中国现在要提倡一个风气，都得讲道理，讲理才行，而且有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