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关于这一次经济结构调整人们不同认识，我自己的判断。根据这个判断，下面我想介绍一下，最近我们研究的结果，也就是把中国的经济结构分为三个方面来讨论，一个是关于投资、消费和出口之间的结构，一个是不同产业之间的结构，一个是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个人收入的结构。今天晚上和大家想交流和分享的是关于这三个方面的结构，我们所研究的一点认识，或者说还不太成熟的结果。
首先我们讨论结构调整第一个层面的就是投资、消费和出口之间的结构。我们这次分析，主要分析了2000—2009年，我们国家在投资、消费、出口这三个方面的结构，分析的结果发现我们国家从2000年到现在，在投资、消费、出口这个结构方面，基本上处于失衡状态。两种失衡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是从01年—07年，我们的失衡主要表现为后来称之为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就是01—07年，我们的消费投资和出口对增长的贡献最大的是出口，比如说01—07年，我们的增长速度比2000年以前，每年增长多了3.6个百分点，01—07年，年平均增长量是10.5%，和过去相比每年的增长速度多了3.6个百分点。那么增加的这部分，3.6个百分点里面，我们发现出口贡献的比例达到了63.9%，投资的贡献是26.1%，消费贡献不到10个百分点。我们增长主要靠出口来拉动的，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投资、消费、出口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失衡的。到09年又马上转向另外的结构，很快转向为投资拉动型，09年33.5万亿的GDP里面，投资贡献22.4万亿，消费贡献12.5万亿，结果投资一下子对增长的贡献上升到了67%，而出口一下子下降了差不多10个百分点左右。那么我们这种结构的巨大调整，在人类历史上很少见的，我们研究了两个国家和我们同类时期，一个是美国1940—1960年，一个是日本1950—1975年，我们发现没有像中国在投资、消费、出口结构上出现这样大量的波动，没有之惊人。所以我们研究了这个结构，为什么在中国从2000年到现在十余年出现这么大的波动，一子从出口导向型转向投资拉动型，这种结构失衡不断的爆发，到底是什么原因，未来怎么平衡它的结构。我们分析的结果发现，我们之所以在投资消费和出口的结构上出现问题，主要是三个原因。
一个原因概括为发展战略的偏差，用了发展战略偏差而没有用失误这个概念的原因，失误有一点听起来不那么温柔，用了一个战略的偏差。这是导致投资、消费、出口结构失衡主要的原因。1998年那一次，我们增长速度掉到了8%以下，所以当时为了保证经济增长速度回复到8%以上，虽然在投资、消费上做了文章，实际上后来拉动增长速度恢复到8%以上的是出口，尤其2000年开始，出口发挥了拉动增长的重要作用，这是应该的。那个时候，这三个比例的出口里面还偏低的问题。到了04年，我们的出口比例，已经开始过高，已经逐渐要转向出口导向型，我的印象很清楚，04年年初的时候，经济学界有人曾经警告过，我们在投资、消费、出口上的失衡问题，所谓的出口导向型最终会使我们遇到两种危机，一种危机当国际市场能够继续支持中国出口，中国一定是国际顺差很大的。国际顺差很大就标志大量的外汇流入中国，外汇流入中国，迫使中国的中央银行大量发行人民币受这些外汇，人民币多发，就出现膨胀，这个结果就会把你胀死，这种危机会把你胀死。另外的危机当国际市场不能允许中国出口了，出不去了。出口在市场中占的比例又偏高，这个时候，中国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就会暴露出来，有很强的生产能力没法生产，这种危机要把你憋死，我记得在04年年初，我们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其一我们要注意投资、消费、出口的失衡问题，不能再推动出口导向型，实际上并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
我的印象，那个时候，地方政府还再把扩大出口和引进外资作为政绩来讨论，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调研，一个市长当面批评所谓的胀死和憋死的理论，他说换这么多货币有什么不好，你们某某经济学家还讨论胀死和憋死，我看先把他胀死和憋死。我就发现，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重视那个观点，因此继续实施了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而且当时也发现，这种出口导向型必然伴随着投资拉动型，04年就发现了，为什么呢？当时我们的出口主要是中下游产品出口，中下游产品出口必然导致上游生产能力必须要扩张。只要你大量出口中下游产品的话，必然会带动上游产业的扩张，一定会带动整个投资的扩张。上游产业又是高消耗原材料的产业，到了一定程度，我们能源、原材料供应非常紧张，煤、电、油就会紧张。04年我们正是因为出口导向型带动了投资拉动型，导致04年严重的经济过热，当时用行政手段强制压下去了，比如说严厉批评了常州市政府，我看叫杀鸡给猴看，告诉地方不能再加投资了，实际是利用行政手段把这个压下去，实际上这个冲动一直存在，因为出口导向型一直存在。结果07年终于要暴露出来了。我们三种价格全面暴涨，年初是资本价格涨，年中是投资品价格涨，年终是消费品价格涨，要胀死的弊端要暴露出来。08年还没有来得及调整就碰到了世界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一爆发，我们增长速度再一次掉到8%以下，又非常着急，一着急就要启动内需，内需就是投资和消费，首先见效的就是投资，又加速了投资，09年我们很快转向投资拉动型，刚才讲到30多万GDP里面，投资占了22.4万亿，投资对增长的贡献一下子上升了67%。一下子从出口导向又转到投资拉动，这个反映了中国整体政策的偏差。我们在投资、消费、出口三者关系上，没有一个清晰的战略，最后导致开始这种所谓出口导向，最后又很猛然转向了所谓的投资拉动。我们战略偏差在2000年到现在反映的非常清晰，导致我们出了问题，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过度的行政资源的使用。当时，我们为了推动出口，大规模使用行政资源，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现在行政资源使用是应该全世界第一。除了我们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有更大的空间之外，我们还是国有资产比较庞大的国家，这种行政资源的使用，有非常广泛的领域，所以我们又大规模的使用这种行政资源，比如说出口退税，最后涉及到3千多类工业产品，有的退税率竟然达到13%，我想出口企业有13%的退税利润就够了，谁去开拓国内的市场，我们大规模使用行政资源，导致已经偏差的战略向着恶化发展，是我们大量使用行政资源的结果，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就是价格的扭曲。价格是调整结构最重要机制，而我们价格扭曲，我这里讲的价格不是指一般的价格，是指货币的价格，也就是指人民币的价格，人民币实际有三个价格，一个是我用人民币能买多少东西，我们叫物价。物价既包括消费品价格，也包括投资的价格，也包括资产价格，统称物价。第二汇价，第三个使用过的人民币给我多少回报，就是利率，利率、汇价、物价都是人民币的价格，这三个应该是联动的，而我们是扭曲的，扭曲的结果，导致战略上一定是朝着扭曲的方向走，比如说我们应该加息就是不加息，而且人民币应该升值，我们就是没有升值，导致的结果把我们逼向了非常扭曲的价格调整的状态。我印象很深刻，04、05年的时候，讨论汇价的时候，反复从人民币三个统一价格上来强调汇价应该怎么办。当时我们老害怕人民币的汇价价值改革会导致人民币升值，而升值有三个理由，我们很害怕。第一个理由就是一旦人民币升值的话，我们出口将受到重大的打击，出口就出不去了。但后来我们发现，这个理由站不住脚，我们有研究资料，发现05—07年，人民币升值20%，出口增长非常快。08年以后，我们实际上没有升值，但是出口急遽下滑，我们发现，我们出口状况和汇价没有必然联系，使得整个世界经济状况联系在一起的，当整个世界经济状况向好的时候，我们出口就增加，即使人民币升值也照样出口。当整个国际形势不好的时候，人民币就是不升值，出口也照样出不去。我们后来分析资料发现，实际上我们进入一个误区。尤其最近我看到有些同志写了一个报告，我认为分析很好。他认为人民币的升值，实际上最终结果是利大于弊，对各种出口和进口做了比较，发现利大于弊，我们过去就是因为这个误区不敢放开汇价这个机制。
第二个害怕升值的原因就是说，如果一旦升值就导致日本的结果，所谓出现十几年的箫条。后来我看到日本的前央行副行长，就是日元升值的时候，他是日本央行主管外事的副行长，他在07年有一个讲话，他认为日本经济出问题，不是日元升值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升值的问题，是日元迟迟不升值的问题，我详细研究了一下，他07年的讲话，而且他讲了德国当时也是本地升值没有出问题，他分析了以后发现日本经济在日元升值之前就出了问题，他的行政效率低下，迟迟没有调整汇价导致日本出了问题，如果我们升值也不会出现日本的问题。
第三个担心，我们手里面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如果人民币升值，外汇会贬值，我们的利益会受损失。最近我们发现，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不升值不是我们决定的。我们分析了05年到现在，外汇对外投资，主要分析了对美国国债投资和美国企业的债券投资，我们没法做到我们财富的增值、保值，你不想受损失也一样受损失，与其这样，还不如主动调整。最近对史料的分析发现，当时很担心，变动人民的价格会导致汇价升值，这三个问题会带来问题，后来发现这三个问题并不是太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一直处于人民币价值扭曲，人民币三种价格严重扭曲，物价、汇价、利率，这种扭曲导致投资、消费、出口这三者者之间可能做到一个平衡状态，一定是失衡状态。
所以最近对2000年到现在的分析发现，我们国家在投资、消费、出口这个层面上有较大的失衡存在，失衡存在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三条，一个是总体战略上的偏差，一个过度使用了行政资源，一个是价格机制的扭曲。那么这三个问题找出来，标志着下一步我们调整这部分结构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就是说我们未来在经济结构调整上，将讨论到投资、消费、出口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形成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观念出来。也就是投资、消费、出口三者比例必须平衡。而任何一个不平衡都标志着会要出问题。如果讲科学发展观应该在投资、消费、出口上形成一个合理的比例才行。如果这个比例形成不了的话，可能我们这个结构就会出现较大的失衡。所以应该通过这十年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应该在投资、消费、出口这三大结构上形成一个比较科学的判断。在这个基础上，再考虑行政资源的使用和价格的平衡问题，尤其是人民币价格的扭曲问题必须解决。如果这三个方面能解决的话，未来中国的经济结构，表现在投资、消费、出口这三者之间的结构就会出现一个平衡状态，这三个问题也是恰恰我们要改的方向。
我想经过这一轮的讨论，我们越来越多在投资、消费、出口这三者的结构上，人们越来越趋于共识，当这三者结构，大家处于共识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在行政资源的使用上和价格机制的态度上就会更好一点。当然，还有分歧，比如说投资、消费、出口这三者结构应该保持什么结构，有人强调消费应该占到多大的比例，才能是一个正常的结构，最近我看到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现在仅仅靠消费还没法保持我们增长，内需还要靠两个，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我看了一下逻辑韦先生最近一篇先生，他认为内需单纯靠消费是不可能，在中国。未来一段时间还是投资、消费并重。所以他在所谓的投资出口的问题上，虽然强调内需的重要，但在消费、投资的问题上强调两个并重问题。我觉得也有道理。所以看来，未来在这三者结构，虽然大致上趋于明了，具体三者结构还要进一步再分析，尤其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做分析。
我是倾向于我们单纯用消费的比例继续上升，尤其要达到有人讲的要占到对我们增长贡献达到65%以上，我觉得恐怕还有难度，未来重点还是消费、投资的并重问题，中国没有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最近我研究了日本1950—75年代，很像中国这个时代，他实际上也是投资、消费并重，在这个结构上，我们还应该进一步论证和细化，最终形成一个共识才能保证经济结构的平衡。这就是我们讨论所谓经济结构第一个层面就是消费、投资、出口之间的结构应该来界定它。这是第一个。
关于经济结构的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讲的产业结构，各个产业之间的结构。各个产业之间的结构，我们资料分析了05年到现在，发现我们的产业结构，失衡状态也比较严重。比如说，制造业里面，传统制造业比重偏大，现代制药业偏底，在资源类产业里面，真正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比例偏低，而普通的过剩的产品比例偏大。再比如说，我们在高技术发展上和整个产业结构是失衡的，我们的高技术产业发展是严重滞后的。再比如服务业占整个产业结构的比例偏低，再比如说农业基础产业的抗风险能力很低，在整个结构里面也处于失调状态。就是说我们的产业结构实际上处于一个失衡的状态。这种状态主要表现就是生产能力过剩和短缺并存。生产能力过剩和短缺并存说明我们的产业结构是有问题的。而且现在生产能力过剩和短缺并存的情况日益严重，因此我们调整结构重要的内容是关于产业结构的调整。
为什么我们的产业结构出现这种失衡状态。最近我们也做了一个分析，我们通过资料的分析发现也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垄断，现在产业之间的壁垒很高，垄断很高，资本不可能在产业之间顺畅的流动，产业结构要合理，应该是资本应该在各个产业之间顺畅的流动，而我们流动不了，壁垒很高，就是垄断很强。而且我们研究发现，我们的垄断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垄断。我们觉得我们产业之间壁垒很高，垄断很强的主要原因，虽然也表现为行政性的垄断，但是主要是意识形态所引起的垄断，意识形态的原因导致各种资本在产业之间的流动受阻。虽然我们最近想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推出新的36条，最近我们推处理一个关于社会资本可以进入到我们所讲的，像能源、电信电力这些垄断行业可以大规模介入，36条公布之后，大家感到产业调整很快要见效。但是我对新36条基本兴趣不大，我的感觉，解决不了问题，05年我们当时推出的36条，现在叫老的36条，我当时觉得对中国的产业调整有积极意义，5年过去之后不仅没有起到作用，而且壁垒更加严重。所以才讨论到我们去年讲的国进民退的问题，新的36条，我估计照样很难解决问题。
原因在哪里？我们最近做了研究，我们觉得实际上真正解决产业之间的行政壁垒，各种资本在产业之间流动要顺畅的话，那么所有资本将获得一个共同的定位，那就是法律上的平等和竞争上的平等。而我们实际上像民营资本获得不了法律上的平等和竞争上的平等。因为我们有《宪法》一条规定并没有修改，《宪法》里面重要的一条，就是明确提出来，我们实行的经济制度是公有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那是有主有次的，我们是公有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因此民营资本实际上在主次有分的条件下，不可能获得平等的法律地位和竞争上的平等地位，因为我们有主次之分，因此很难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