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中国的动力改革结构已经或正在发生变化。30年前中国的改革动力主要来自于内部，经济快崩溃了，主要来自内部，要求改革的是没有解决温饱的农民工人和没有前途的知识分子。前面那个群体是要饭吃，后面的群体是要出路。而当前和今后中国改革的动力也来自内部，也来自外部压力。为什么这么讲呢？从国内而言，目前中国正在形成一个逐步支撑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这个中产阶级家宝总理前两天答记者问，就是橄榄型结构，中等收入要占大多数，这个中产阶级将来在中国占最大群体。咱们想想如果中国未来14.7亿人，中产阶级占60%是多少人。这个不断成长的的一个中产阶级，他们有理想、有知识、有财产，他们对社会的需求不同于弱势群体，他们只要要求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同时又要求社会公正、平等、透明，而且有着强烈的参政意识。这些人要求要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社会。脑子特清楚，你让他摸着石头过河他干吗？过去大家摸着石头过河可以，现在不行了。你要干什么，你要告诉我，你不告诉我，我就给你上街了。陇南事件为什么当时闹事，砸汽车、砸政府，就是因为当时市委出台一个搬迁政策，没给社会宣布，偷偷先决定，结果让那些精英们知道上街烧汽车、砸汽车，打、砸、抢。什么意思呢？再有那种不透明的或者从下到上摸着石头的办法搞改革，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社会阶层结构发生变化，用满足吃饭的要求改革和满足这些精英的要求改革是不一样的。从国外看，随着中国的繁荣富强，国际地位不断上升，最终将成为世界多极格局当中重要的一极。今年超过日本，我算过，再过十五年左右，中国的GDP总量会超过美国。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强国家，只要参与国际经济政治游戏规则的制定，要分享权力，同时要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权力和义务要对等。这种情况下中国想关着门来搞改革没门，改不了。这还没改，就给你施加压力。游戏规则你想参与好，国内游戏规则要跟国际接轨。比如说节能减排，哥本哈根碳排放的气候协议，你可以不签，你可以说你的游戏规则我不签。但是有一个，你不签可以，我美国人开始征碳关税，中国每出口一单位的产品到美国海关，我征收你的关税，你别进来，你把你的产品别卖给我，国内可以自己关起门来不搞改革，你不要参与，但是你的产品想到他那儿没门，要去可以，征关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参与国际权力的分享和责任对等的情况下，要求国内的改革，国内的游戏规则要跟它接轨。将来中国是一个开放社会。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一个项目的改革推进都与国际息息相关，受到了制约，受到了压力。

　　比如说现在咱们举个例子环境税，如果你不执行，将来它就有别的方式进行惩罚你。现在新西兰、发达国家现在开始了征屁税，从牛放屁征税，环境污染。牛放出的屁是甲烷，甲烷开始要征税。我后来想，我们要遵循它的游戏规则，将来全世界发达国家都征牛屁税了，中国有1.2亿头牛，将来是不是都征个屁税？征不了。但是在国际接轨过程中我们怎么去更好的适应国际化，也是需要改革的。

　　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既是自己的事，也与国际化高度关联，简单的套用过去的办法来改革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们应该找到更新的改革路线图。更新的改革路线图是什么？我今天告诉大家就是改革需要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怎么设计呢？第一，中国当前和今后应该紧紧的把握国内社会结构变迁和国际政治结构的新变化，以走强国之路为目标，化危机和压力为动力，采取从上到下。假定过去是从下到上是成功的，今后要想成功必须走从上到下，以难带易，从难的方面攻关突破，带动容易的。还有内外联动，内部改革和对外开放结合起来。还有体制内和体制外。我是体制内的，你是体制外的，你们给我施加压力，我自己的主动性增强，结合起来推动改革。还有重点突破。现在领导文件都喜欢四个字一句话，我就搞了16个字、四句话：从上到下、以难带易、内外联动、重点突破。好记，琅琅上口。

　　实现这种改革路线，就是要针对难题，选准影响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问题，自上而下集中力量进行改革，协调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协调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关系，协调内外改革，为中国下一步走向世界强国两创造制度条件。假定过去中国30年改革开放是经济推动中国走向强大，走向壮大以后，今后中国要想走向强大，更多的要通过从上到下的改革来获取成功。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就是顶层设计的含义。

　　第二个顶层设计的含义指的是中国下一步改革要在宏观层面上需要有整体推进方案，不能摸着石头过河，要有整体方案，整体方案包括今后中国改革整体思路是什么，基本方向是什么，最终目标是什么，重大举措是什么，应该有设计。不能说干完这一届拉倒了，好事干完了，坏事留给下一届就麻烦了。不能把矛盾向后推，把好事向前走，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在整体里面，我们这届政府要干什么，下一届政府要干什么，应该有一个整体设计。

　　举个例子，为了更好的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均等享受改革方案成果，我们的社会权力结构怎么配置。在这么马虎的干可不行了，我坐飞机回来，旁边坐了一个金融部门的老总，是一个博士后，是你们清华的，学基础经济的，他就说社会上都说我们垄断部门工资高，我高哪儿？还有比我高的呢，我现在年薪100多万，他说人家还有1千多万的呢。这种资源安排，怎么考虑。他说，我就知道有一个比我好的，那个公司管全国的企业到国外上市的，年薪1千多万，2千万，跟你们一块搞的宏观经济分析，650万。什么意思，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公共资源的条件下，怎么更公平的分配这个资源，更要公正、透明性。顶层设计里面的一个意思。

　　第三这种顶层设计要按照既有利于国内现代化，又能适应全球化进程要求，要首先从上层建筑领域赶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降低下一步经济社会发展的阻力。我没有别的意思，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跟应该相比改革滞后，但是政治体制怎么改是要有设计的。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构建一个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更加适应，民主体制跟法制体制更加配合，政府与社会，市场与政府，中央与地方，国企与民企的关系，更加和谐的制度框架，我们现在搞和谐社会，能不能让这几个政治框架更和谐。在这个大思路的前提下，在党政关系方面，我们能不能下一步按照党政分开的思路，计划深化改革，把经济、社会发展，公共管理事务，更多的交由政府去完成，不能说市委书记说了算一切。因为我到地方跑得多，有一次我到中国最古老的，当时在明代的时候，那个地方就出铁，搞大炮，搞传统的挖铁矿，铸铁的，县委书记领着人搞规划，县长坐在旁边没话说，肯定不对，发展规划是县长的事，书记在前台上肯定不行。后来到了中原地带，碰见一个县委书记，连财政拨款钱都得签字，这可不行。在党政关系上，让经济发展的事务更多让政府来完成。这个事我觉得需要思考得。

　　第二，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改革的方向是政府要有边界。干预的范围要限定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要给市场经济发展留有足够的空间。说起容易，做起难。你看中国那么多人，设的位置越来越多，部级干部越来越多，礼炮级，出国要放礼炮的，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加一块几百个，到国外去，一弄就礼炮。这种情况下，他要找事干。但是我认为，要通过制度来限定，政府跟市场之间一定要有边界，不能无休止的干预，把本来理顺的关系又扭回去，这非常糟糕。所以说中国的产能过剩最大的力量是地方政府。最大的制度安排是我们的顶层设计没有。这是一个。

　　那么，为什么说国进民退，当然现在好多人说没有国进民退，我也跟着说没有国进民退，有这种现象，国进民退表象的后面是制度安排失当。如果说让一个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退出，而让那些利用垄断和政府支持的获得优势的国有企业走规模化、集团化道路，越走越大，最后没边界就不行了。连美国的《反垄断法》都规定，企业达到占有市场50%以上就得分散，可是我们一味鼓励它走垄断和走集团化，这就有问题。这是我讲的第二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