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问题，中国需要新的改革路线图。
为什么这么讲呢？第一点，过去改革30年，我们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使得中国从穷国变成一个大国，2010年变成世界老二，超过日本。但是这种改革开放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群体性，渐进式改革从下到上、先易后难，先点后面、先增量后存量有一个明显的受益群体具有阶段性和群体性。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从基层率先发动改革，所以工人、农民先收益，优先获益，获得最大收益，所以他们支持改革。但是进入到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从生产到流通，从经济到社会，从一般部门到垄断部门推进，到公共权力部门推进，改革的受益群体开始就从农民工人转向了精英群体，从精英群体又转向了核心精英群体。随着实践的推移，改革越深入，精英群体特别是那些核心的精英群体从改革中获得的利益越来越多，农民、工人被边缘化，他们获得的利益非常少。因为他们没有掌握公共权力，也没有掌握公共资源。
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咱们在座的应该都感受比较深，比如说城镇的住房是国有资产，我就问为什么国有资产当时在房改的时候给的干部多、工人少，为什么给城市人多，农民人少。那都是国家的血汗钱，每个劳动人民都有份，为什么给城市人多，农民就没有沾上份。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垄断部门改革，越改垄断部门收入越高，越改他们利用公共权利，利用公共资源捞的钱越多，为什么这样，凭什么？它不是靠竞争，是靠垄断，垄断是国家制度安排，凭什么占全国职工8%的7个垄断部门，但是占全国职工收入的55%，凭什么？你凭的你是公共垄断部门。所以，改革越到后期，受益群体的分化加剧了城乡区域阶层收入扩大。所以，要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调整已有的改革方式，这种改革方式不灵了。特别是在这种改革过程中精英群体特别是利益集团利用自己的两公权力，公共权力、公共资源占有，获得的利益越来越多，开始他们支持改革，有好处他们支持改革，到最后他们的利益达到最大化的时候改革动力就下降，甚至反对改革。还有的甚至打着改革的旗号在强化自己的部门和个人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利用过去这种改革方式能推下去吗？推不下去了。为什么？两方面：第一，随着信息化、市场化，老百姓的素质提高以后，这些弱势群体工人和农民纷纷要求要公平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过去那种方法不灵，就要提意见，甚至要上街，那你肯定就不行了。还有一个，既得利益群体获得利益之后，他们打着改革的旗号强化自己的部门和个人利益，到了什么程度？到了扭曲市场，破坏市场秩序，影响中国进一步市场化。这种情况下甚至会造成一个视觉错误，认为垄断资源集团可以无限制的、无节制的甚至无制度制约的在资本市场上圈资本，在土地上圈土地，在空间上抢占空间，我是合理合法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沿着过去的方式改革恐怕不行。这是我讲的过去。还有第二个方面，改革30年以后，到了今天，我们需要从下到上推进的改革领域已经越来越少，土地承包了，你还想再从下边让农民掀起一场革命搞土地，你敢吗？土地私有化谁敢？恐怕现在没有人敢。从下到上的改革领域越来越少，容易改革的领域也不断减少。但是需要从上到下推进的改革领域越来越多，而且从上到下涉及到上层建筑整体改革的现在非常多，叫风险大、成本高、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的利益群体，涉及到拿着棒槌决定权的人多，把周围都剥离完了，干完了，够剩下最后那个点了。但你那一点不改行吗？不行。
再举一个例子，我去大西北一个地方国有企业，一个老总吃饭的时候跟我聊天。聊什么天呢？他说现在出现了一个令他担忧的问题，我说你说，他说现在出现了“四进四退”，我说什么叫四进四退？他说现在改革30年到现在我们出现了党进政退。我说这怎么讲？我说党不是好好的吗？怎么党进政退，政府也好好的？他说现在到地方去看，市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选举权人大常委会主任，人事安排权市委书记，都一肩挑，啥都一个人说，一言话。发展什么高新技术园区，产业转移园区，这个地方盖个楼都是书记说了算。党都把事干完了，政府没事干。所以，我指的这个党进政退，那个老总一再说，我说的党进政退不是指中央，是指地方。这是第一。
第二，政府不是没事干了吗？政府有事干，叫政进市退。那边把事干了，政府开始就向下走，占领市场，政府要干预市场，叫政府进、市场退。不怕市场无形的手，就怕政府闲不住的手。
第三，央军进杂牌军退。中央企业下来有钱，有资源，拿着钱到处收，地方国有企业就完了，杂牌军，一改革就改得没资源，也没钱，没人管，没人抱的孩子结果就不行。
第四，国进民退。他说的不太完全准确，甚至有些是错误的，但是他至少反映了改革到今天需要处理的几个关系。比如说党政关系怎么处理。还有比如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怎么处理，是不政府干预无边界。是不是我们改革到今天，我们在经济学理论里有一个需要创新或者需要重新的问题，是不是政府干预市场就无边界？我说了三遍，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政府不是万能的，市场也不是万能但是你要把政府定为你是万能的，你可以做到一切的话，那社会主义有特色的市场经济改革恐怕就做到头了。我刚才举的例子是要引出这句话来，包括垄断部门，包括对一般部门的改革，都要记住一句话，政府是要看门，守夜人还是要伸手，伸手伸到哪里去都要考虑的。第三，我们的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到底怎么界定？你现在老说地政府大力发展产业，地方政府到处引资招商，布了那么多产能。它为什么这么干？是我们的制度安排有问题。你把好玩的、好税、好钱全收上去，把事权都放在下面去，他没钱干事，又想提级别，想当官，一看别人都当官了，他用什么办法？我也学着卖地，人家搞园区，我也干园区，全国人民都干园区，产能过剩了。产能过剩园区建设的背后是一种制度安排。中央和地方的这种财权、事权怎么配置也是下一轮改革需要思考的。
比如人家说收入分配政策，现在我们说我们在一方面落实科学发展观，鼓励老百姓扩大消费、减少储蓄。我们一方面鼓励老百姓增加消费，一方面却容忍国有企业在不断增加储蓄，不断在搞投资，这种制度怎么安排？还有比如说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我们喊了好多年，调整国民收入分配要动干戈的。比如说政府、企业跟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怎么调？过去十年里边，政府企业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老百姓占的比重越来越低，那你让他财富蛋糕前面两个哥俩都拿走了，拿的越来越多，让我们穷兄弟、老百姓拿的越来越少，那你反回来说你们不消费，总理给你们增加工资，你们增加工资不消费，总理睡不着觉，储蓄增加那么多，你们回家夫妇俩点着电灯数钞票，今年增加多少储蓄。但实际上是一个政策安排不合理。比如到今年三月底全国储蓄存款63.8万亿，我说用不了三年，中国的储蓄会达到100万亿，因为去年一年中国储蓄增加了13万亿，今年前3个月储蓄增加了4.04万亿。这种分配制度如果再不重新改革，靠那种从基层、从工厂改革来推进不行了。
所以，到了今天中国想靠那种从下到上或者是细枝末节的改革想再推动中国向上走，恐怕比较难。
比如我再举一个例子，我的博客上有一个大学毕业的孩子给我写了短文问我，为什么这些歌星、明星、足星、影星可以当人大代表，可以当政协委员，那我大学毕业生，我的智商比他们高，我知识多，为什么我当不了？为什么那些快退休的官员一到政协又干五年，为什么我们年富力强的当不了政协委员？这有涉及到一个问题是公权由谁来决定，公权由谁来安排。还有他就跟我讲，现在已经改了，为什么农民96万人选一个人大代表还是假的，为什么城里人24万人选一个人大代表？当然现在已经改了，但是改了现在还没有做到。十七大提出来，十七届三中全会又强调。我告诉大家，我参加十七届三中全会起草，我是党的好多文件起草的参加者，我是拥护共产党。但是这种安排，公共制度、公共权力怎么安排？门槛标准怎么设计，为什么他能进入，为什么我不能进入，这叫公平性。我有一次在甘肃一个边远地区给市委四套班子讲课，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市长跟我讲，为什么我能当市长别人当不了市长，凭什么？别人比我水平的还高当不了，为什么？他从自己先革命？就是公共权力的安排，对公共性提出个要求。
总之说了这么多，一个核心的问题，中国现在面临的好多问题都是上层建筑。政治体制改革到了今天已经影响应该发展，跟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假定过去30年我们的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当时我们的经济体制可以独立的进行改革，但是到了今天，你再去独立的改革经济体制恐怕不灵了，这是我讲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