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这个时候最初20万是决定了国有，但当您买走35%的股份的时候，花了多少钱买走？

　　柳传志：大概两亿多一点。四五年、五六年之中大风大浪，尤其跟香港人合作，到了胜利彼岸，香港人是股东，人家有胜利果实，我就是船长，大风大浪我还是那个工资，当时不只我一个人，跟我一起创业的人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一个高科技公司，我们应该有股份，我们应该有分红的权利。我采取的办法就是找周院长谈了。当时吴敬琏老师有工作组，在四通搞调研，我们那个时候工资太少，但是我知道有这个情况，所以有股份想法，当时时机不到，1993年的前后，我主动找了周院谈了，我们周光召院长特别明白的，一说就是“确实高科技公司创业者、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应该有股份，但是国家有一个叫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单位，他们才管着股份，我虽然是你们的领导，但是我给你不了你。”双方一讨论，最后达成一个妥协的协议，就是院长把每年利润的35%作为奖金奖励给我们，这是股东的权力，所以我们就把这35%存起来，我拿着它也不敢发，我也怕出事，交税不交税也不明白，若干年后拿这个钱真正地买了35%的股份。

　　白岩松：谁说国家净做赔本买卖，在这赚的多大。

　　柳传志：这个其实是这样，为什么国有资产老流失？国家不这么算账，他想得是：两亿多卖给你35%的股份，今天值几千亿、几百亿，当时贱卖给你了。他老这么跟你算。

　　白岩松：柳总讲很精彩的一句话，不是船主，但是像船主一样当船长，这么多年怎么过来的。

　　柳传志：北大、清华还有像中关村公司后来都没有像我们这么顺利改制，各方面原因，就是像我这个位置的人没有积极争取，有一定原因，我是明着争。后来有记者问过我，假定当时科学院周院长不同意给你35%，你会怎么做？我当时认真地想了我当时的思想状况和觉悟程度，白岩松，你觉得我会怎么做？你回答，你觉得我会怎么做？

　　白岩松：您还会继续干下去的。

　　柳传志：我估计不会，真的我想了当时我的情况。

　　白岩松：我忽略了一句话，柳总当时说，我评判了一下、回顾了一下当时的思想觉悟程度，我想的是现在。

　　柳传志：今天觉悟程度也一样，不合理。当时50岁，一分钱不带，干干净净，被命令办公司，因为不合理，人跟着我出来，我不管，我没辙。他们肯定一帮人愿意跟着我出来，我很有信心，从头起来，银行贷款没有问题，我会出来。我觉得不合理，我公开去谈，不会搞底下做什么事，我不会一直这么干，最后像褚时健先生那样，那我不干。

　　王石：1988年，正好岩松和老柳对话谈的问题，如何来股权确立，实际上这一年是万科非常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万科进行了股权化改造，我们的性质和柳总一样，很多人认为我们是私营公司，不是，我们是国营公司，不同的是，他们所长给了20万，我们一分钱没有，没有国家担保一分钱，创业者创业4年中，创建净资产 1300万，我也是像柳总这样，主动地向政府说数，怎么办？1300万，我说是我的，牌照是国家，说是国家的，国家没有投一分钱，当然我们这些创业者，我们的这种贡献怎么办？长话短说，最后四六开，60%作为国家股，40%作为企业股，这样来讲，这一年奠定了当时国营公司向市场经济转化当中，首先确定一个产权的界定，进行股份制的基础。所谓的就是现代开始说的混合制，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在88年所做的事情就是混合制。股权文化制改造之后，最大股东还是国营公司。

　　白岩松：很奇怪的是进行这样股份制改造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是激活各方的动力，但是王石先生自己有可能占有比现在看来大的多的股权，当时为什么没有要，而只是把当时的存款两万块钱，在别人不买股票的情况下，拿着两万块钱买了股票？

　　王石：刚才我说到了到深圳创业，不是为了钱，当然随着创业，现在越来越觉得钱越来越重要，但是我觉得对一个能干的人、生逢其时的人来说，钱应该放在第二位，或者第三位，1300万，创始人五百万股，我是独一的创始人，40%全是我的，至少我占大头。当时红头文件下来第二天，我非常轻松宣布，放弃属于我的股权。

　　我宣布放弃了，其他哪个人还好意思要，当然不是再还给国家，基本这个股权简单地处理，每年派一些分红，给这些公司有困难的家庭补贴，这个事情一直是到了四年前，我去哈佛之前。因为我觉得虽然我放弃，并不等于我就有它的决定权，我把它给万科的全体员工。因为我认为它是企业股，是万科全体员工的，虽然很多员工是后来来的。因为股票增长和他们的贡献都有关系，我写了一封公开信，这个时候万科公益基金已经成立十年了，但是万科每年股东分配钱投公益基金，建议把这笔钱作为种子基金，投到万科的公益基金里。第二专项基金建三个儿童医院，现在儿童医院在建设当中，结果当然得到了大家的一致通过。

　　白岩松：您认为关键的企业内部制度和核心动力在那一年发生转变。

　　王石：就是股份制，放弃不放弃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