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户籍制度 让流动人口享有市民福利

　　主持人权静：说到户籍制度，现在不光是一个政策安排的问题，在户籍制度下的各个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也有非常强烈的博弈，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大家在纷纷讨论的京沪籍高考家长反对放开异地高考，可以看成不同群体之间博弈的典型样本。

　　李铁：你提了非常核心的问题，我们来理解城镇化的过程，我们不能不想到这么多年，我们中国的整个户籍制度实际上把所有的公共福利限制在一个行政区里，我们应该知道什么人住在城里，谁有更多的话语权，谁有更多的决策权，谁是弱势群体。肯定在城市里，特别在大城市，在最重要的城市里居住的人都是有话语权的人，既有媒体人，也有专家，也有学者，也有企业官员。他们是城市发展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话语权决定政策主导权。可以看到这么多年，我们提出无数次城镇化政策，可是一直难以落实，就是农民进城，几亿农民工是没有话语权的。我特别注意到在媒体，在各种大的媒体，我们的决策和研究的讨论过程中，很少有人去关注这些弱势群体，你提的大家仅仅是同情的方式，我们要关怀，要同情，但是没有人希望他们和我们站在一个空间去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这里最核心的要点就是你必须要切割我的利益才能给了他，因为城市财政是既定的，如果我给了既有的居民，这种增长会带来我原有的居民这种经营阶层的增长，既定的福利，可是我再给新增的人口一大块，那一定会动了这块蛋糕，那就会使我原有的利益增长甚至会下降增长幅度下降，或者是总体水平下降，高考就是这样。北京高考高于外地，低于外省一百多分，因为北京所有城市居民适龄的子女都可以享受到北京高考政策，甚至达到100%入学率，可是北京有800万外来人口，如果他们要把他们子女全部迁移到北京，增加了将近40%的人口系数，这个人口系数加上子女教育，等于原有的高考入学率至少下降20%，那有一部分人户籍居民要承担这次改革的利益损失，当然他反对了。高考最关键是孩子命运前途的问题，这个反对，京沪两地都是非常强烈的，这就是利益的考量和利益的平衡。

　　主持人权静：打破门槛究竟怎么实施，尤其遇到既得利益阻力的时候。

　　李铁：一方面要通过一个操作过程的具体的设计，同时要考虑到承受能力，更重要也符合长远发展方向。我们认为户籍改革不是一次性简单的，一次两亿全转掉。比如现在北京有800万人口，至少20%是至少迁徙几十年，我相信新浪20%、30%甚至更多的人没有北京户口，这都是我们白领、精英还有很多企业家，还有饭店营业者，饭店包工头，还有小企业家，他们在城里住很多年，都是我们邻居，我们同事，他们为什么不能有户口，所以对这批人，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居住条件，我们可以一次性解决户口，放开就完了。他们已经是市民，为什么不能享受公共服务。

　　比如说就业尚不稳定，今天在东边打工，明天再西边打工，今天在这个城市打工，明天在那个城市打工，这种人可以他们的情况，逐步完善公共服务，使他们公共服务逐步地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和实行均等化了，我们户籍改革利益就没了，但是这是长期的过程，因为实际人口太大了。800多万一下子转户口，财政肯定解决不了，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解决一批可不可以，可是到现在一批都不解决。

　　户籍改革至少开个头，现在在全国各地近来户籍改革的时候，各地都办居住证，非常苛刻严格的条件就是积分，那么这种改革没任何意义。把过去的年龄一笔勾销，现在开始逐步计算，达到劳动模范，达到某种学历，就业年龄多长等等，最后才能办，比国外的绿卡还难，这都是不合理的政策。其实就是解决就业年限，十几年，举家迁徙，一批解决一批，大部分白领不是农民工了，我们现在整个中国不仅仅有两亿多农民工，还有七千万城镇人口，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他们有话语权，所以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对社会是利好，是一次更好的改革开放难得的历史释放的机会。

　　主持人权静：这背后不同地方政府也存在着利益博弈，中间要中央下一盘很大的棋，不同的政府他们之间的关系，比如沿海发达城市更多的是人口的输入省，中西部相对落后的城市他们是人口的输出省，让沿海的城市更多拿出他们财政收入解决收入这部分的人口利益，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怎么协调呢？

　　李铁：重庆全改了，沿海地区确实存在着问题，像广东2400万外来人口，都集中在珠江三角洲，这要改起来就麻烦了。东莞840万人口，本地户籍人口180万，有60万外来人口，全改压力很大。番禺区外来人口将近一半以上，这种情况要改，地方财政承受能力。我们想象不是所有人都能进行户改的，有些人还希望回家居住，有些希望在中部地区生活成本较低的时候进行居住。第二还要解决财政转移支付的问题，我们在广东调研的时候就涉及到具体问题，比如东莞77%外来民工在民办子弟学校上学，27%的在公办学校，我们去民办学校以后，他们提出一些问题，为什么政府不能拿出钱补助民办学校，政府老师为什么不到这里就业，来教学。为什么不能给这些孩子不解决义务教育，地方政府讲了，我的教育每年上交中央了。我们财政贡献比较多的省份，已经通过转移支付，我们税收交了中央以后，中央通过转移支付给了输出省，涉及到中央是不是要重新调整一下，因为你输出省的人都到这里来打工了，就白拿了义务教育经费，那是不是重新调整一下。

　　这里就涉及到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要解决我们分摊机制，中央、省、地、县以及包括企业各都要分摊一部分，这个可能是未来改革想去计算到底怎么来解决这么大批农民工未来的市民化的问题，怎么解决他们的户改的问题涉及到一系列的将来可能性的财政产业支付重新调整，这个是要进行深入研究的，但是前提是得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