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不能再强化大城市对资源的占有

　　主持人权静：李主任很高兴跟您就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做深入的请教和探讨，首先想请您给我们界定一个概念，我们当前这么火热的大家都在说城镇化，城镇化跟城市化是一回事吗，中国目前究竟需要哪个？

　　李铁：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问题，很多人对这事都不理解，为什么中国叫城镇化，国外叫城市化，很多人提出中国是不是也应该叫城市化。中国和国外不一样，我们现在有7.1亿城镇人口，可是我们只有658个城市，这658个城市都是高等级的，县级市、地级市，直辖市、省会城市，还有接近两万个镇，平均人口一万多，这一万多的镇区人口在国外也就是城市，像巴西、美国、德国，三四千人口就可以设市。我们设市要经过严格的审批，这些城市都管着这些镇，大城市管着小城市。如果我们提出城市化，如果在中国这种国情下，很多市长会动用自己的权力把自己的城市做大。事实上改革开放30年，大量资源都在城市里，因为它等级最高。如果你提城市化，它就更冠冕堂皇地说城市化是发展城市，只能发展这658个城市。提出城镇化两个概念，第一中国叫镇，实际上这两万个镇也是城市，所以我们叫城镇化，不能在城市发展基础上忽视镇的发展。第二在中国国情下，镇代表着一部分农村人口就地就近的转移，这是很重要的过程，过去叫乡镇企业，大量的工业企业都集中在这里，就地就近转移，也是我们重要的目标，我们既需要城市人口流向大中城市，同时也希望就地就近消纳一部分人口。城镇化在中国有特殊的含义。

　　主持人权静：曾经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能听到“乡镇企业家”这样的说法，但是好像不知道从几何时开始，所有的农村人口出去打工，都向北上广深这些大的城市尤其是向沿海城市涌向，乡镇企业家的概念变得越来越陌生了，是什么情况使城市对于资源过渡集中的占有呢？

　　李铁：我们想是84年城镇体制改革，我们提出县改市，地改市。很多人不了解。我们中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体制就是通过县管市，地管市，是把乡镇资源拿到市里来，我们从95年开始进行改革试点政策，在全国抓了一批镇，试图通过合理的分配，地、县、市、镇，这种行政关系，给镇一级更大的活力，80年代中国整个经济增长靠县以下，我们叫十分天下，县以下占70%，广东、浙江、福建、山东70%靠乡镇企业，那么乡镇企业不光光创造了产值，还创造了税收，税收按道理应该给镇里的，可是我们通过包干、承包这种体制，把大量的资源全部拿到上一级政府。拿到上级政府以后，就意味着上级政府可以通过我得到的财政收入来搞我自己的地方，我也可以通过扩大我的权力来发展县级市、地级市，使县级市、地级市发展快，但是乡镇地级资源通过一系列政策把发展活力给丧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