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我插一个小问题，您和潘总看似，当然我不了解你们俩具体关系亲密到什么程度，最开始你们不知道是怎么结缘的？

    任志强：做生意，他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我卖给他的，万通广场，我不认识他，但是我认识冯仑，我谈完了以后他就派潘石屹来执行，所以我就认识的潘石屹，潘石屹从我这儿买了第一个项目以后就开始买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主持人：您对他有知遇之恩吗，如果夸大一点。

　　任志强：不能算是，只能说我们做生意做的规规矩矩，严格按照合同和守信，所以双方才能建立一个充分的信任。如果我们做了这么多生意，每次生意都会出现毛病，可能第二笔生意、第三笔生意就会做不成。

    主持人：您的这种契约精神，其实是需要一个环境的培养，包括自己真的把契约精神作为自己，包括生意，包括自己做人的一个准则，这其实是需要一个过程，或者有一个坚定的东西在后面支撑。

    任志强：不需要过程，其实我们天生的时候就知道，比如说我们刘伯承将军从来都说你像个男人吗？我们陈赓将军说你是个男人吗？中国古时候的历史传统就是要说话算数，要敢于担当。这些古文的教育中培养的都是契约精神，但是因为我们有了文化大革命，有了一些政府不遵守契约的行为，最后导致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坚持的一个契约精神反而在市场经济中消失了。中国过去在做人上是讲究说话算数的，但是在经济活动中不是，经济活动因为是计划经济，所以他不需要契约精神，他不需要诚信，他是认票不认人。比如每人发26斤粮票，但是你领粮票的时候夹子里掉了，谁拿走了就变成为拥有的主人，他没有诚信，因为他是凭票证供应。所以商店里从来不问你是谁，你应该不应该拥有，你应该拥有多少，而是说你只要给我票，我就给你，这时候他不需要诚信，因此他颠倒了。因此在刚刚开始我们出现市场经济萌芽的时候，很多人都是欺骗性的，但真正的市场，如果没有诚信的话是没有办法维持的，因为跟你交易的人你都不知道是谁，你不知道他的诚信情况怎么样。要有诚信和契约精神才能约束你敢去进行交易。

    主持人：但您也是从那时候走过来的。

    任志强：我们走过来是因为有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会反思，文化大革命我们都盲从盲信，我们认为某某某应该说话算数，突然发现他说话不算数的时候我们突然开始动摇了，于是我们就有很多反转的过程，或者怀疑的过程，一直到明朗的过程，一直到重新寻找一个正确精神的过程。这一系列的变化是因为历史让我们不得不走这样一段弯路，所以因为走了这一段弯路以后才变成我们觉得更需要契约精神。否则不会有市场正常的交易。我们不愿意回到拿到没有契约精神，或说话不算数的过程中。

    主持人：您刚才说有一段明朗的时期，大概是哪个时间段？

    任志强：应该塞1968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实际上还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接班人不断的换来换去，最优秀的接班人突然变成了反革命了，我们国家主席突然变成了反革命了，等等等等，不管怎么样其中肯定有人不诚信，否则不会说我们选出来的国家主席，亲密战友这个那个的都变成了反革命。所以我们经过了邓小平的几次下台、上台，这一段时间就让大家很清楚，要重新找一个我们信得过的交易准则和做人的准则，慢慢就形成了一个契约精神。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没有了各种书，大家只读一本书，这一本书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到后期开放了内部书店，开始有了各种各样的阅读物，大家忽然发现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原来是这样的，这些里面大家会学到很多东西，其中包括了契约精神，包括了市场经济，包括了如何做人，如何重新建设我们的社会。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到1975年左右，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苏联第四代作家和第五代作家已经开始有一些作品，问你到底要什么等等，这些书已经开始怀疑苏联所谓的共产主义目标，以及苏联的政治体制，同时他也映射到中国类似的这条路到底走的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今天很多人没有经过这个过程，

    主持人：但是现在市场上一些毒大米、假药，这些生产企业的老板可能不是80年代，可能是听那个年代，或者稍后一个年代的人，这个现象怎么解释呢？

    任志强：这个现象是因为我们的政府用审批和垄断制度而决定的。比如说我们三聚氰氨，他如果在统一制度上是充分放开的，而不是说你一定这样才能达标，进行行政管制的话人们可能不需要作假，作假是为了提高这个检验指数，那个检验指数，可卖更高的价。如果正常的市场中不是用审批制度来定价，或者分配资源的时候，可能这些问题就可以用市场本身来解决。因为你如果出现了有问题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被市场淘汰掉，你生存不下去。但是有了审批就等于有了保护，我作恶但是我不会垮了，因为我有保护，只有充分开放市场的时候才会合理的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在审批制和垄断下是解决不了的。像我们上市公司可能有很多作假，和你说的一样。但是他为什么上市还能成功，就是因为审批，他只要骗过，或者用行贿的办法通过了审批，他就可以到市场上骗钱。如果不是审批制度可能就没有这些问题，更多的是因为市场的权利垄断和权利保护而造成的结果。

    主持人：但是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也是企业自身价值观的崩塌。或者像您说的有一定道理，政府的管制和垄断，把这些企业逼到了这种做法上。但如果自己自身企业价值观没有崩塌，像您会选择出卖自己企业的诚信去获得更大的利润吗？

　　任志强：他是一种激励机制的扭曲，那些企业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可能除了这个企业利润以外，把还有其他政治上的目标，或者其他更多的利益，他是交换的。他为了获得那些利益以后他就不要企业的利润了，因为他最后会变化，最后不当企业的老总。他涉及的其实是一种产权制度，就像马云举的例子，遇到熊以后开枪打了一枪熊，没打死的，扔枪跑的是职业经理人，这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他没打死熊他会开枪跑，他要保自己的命。开枪没打死熊的，会拿出柴刀跟熊搏斗的是老板，根子是产权制度上决定的。从产权制度上说，如果说这个产权是我的就不会这么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