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富有的80名富豪，他们的财富等于最贫穷的35亿人财富的总和，2010年是388名亿万富翁相当于一般人口财富的总和，所以财富是越来越集中了。

　　那么这是国际上的，财富在向少部分人手里集中，大部分人没有得到好处，他们在就业也受到威胁，工资也没有增长。

　　中国的情况，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和发达国家的情况还是不一样。总体来说，我们的贫困人口情况有所改善，脱贫的人数非常多，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但另外一个方面，整个收入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斯蒂文教授曾经说，中国基尼系数上升的速度可能是世界上最快的。好在从2008年、2009年以来，这个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有所遏制，收入差距根据统计局的数据是有所缩小的。

　　但是这种情况有人不太赞成。学者里头有几个调查，王小鲁老师有一个，西南财大有一个，北京大学外聘教授，谢宇教授也做了一个，大体上都认为统计局这次有点低估。王小鲁的这个根据，就是他做了一个推算，说大量的灰色收入没有计算在内，灰色收入最高10%，他们的平均收入不是5.8万元，而是18.8万元，把这个推算也拿出来交流，其中包括腐败，公共资金管理存在漏洞，社会体系的健全，资本主义市场管理不善，垄断收入性收入不合理等等。

　　收入差距的国际比较世界银行用了一个数字，当年中国大概是0.42，美国是0.45，阿根廷是0.46，英国是0.40，俄罗斯是0.42，法国是0.33，德国是0.27，丹麦是0.25，也就是说北欧国家，还有日本等发达国家，他们的社会福利体系比较健全，他们的社会政策执行的比较好。在经过再分配以后，他们的收入分配差距是比较小的，但是这个数字当时还是让我们有点惊讶，就是我们比美国在这方面还要差。

　　这个收入差距的大小跟人们的感受是有关系的。有的国家收入差距即使大一点，比如说拉丁美洲，但是他们也还能接受。而中国由于历史的传统，以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实践，老百姓对于公平实际上是比较敏感的，而认为不公平的，知识分子里边对这方面认识的更多。

　　我们基金会包括50人论坛吴晓灵老师做了一个居民满意度的调查。

　　大体上10%多的人，对自己生活情况很满意，三分之一的人对自己生活比较满意，40%左右的人认为自己生活的一般，那么还有10%左右的人对自己生活的情况不满意。

　　从数量上来讲，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这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比例，而且中国在其他的几个调查中，中国和巴西对自己生活满意是比较高的，认为改善的也是比较高的，和这个调查是一致的。但是永远不要忘记中国是13亿人，如果有一亿三千万人对生活不满意，有两千六百万人很不满意，就有一点危险了。

　　中国政府不是无所作为，对于不平等状况恶化，以及现在我们居于高位社会不平等是有很清醒的认识的。比如说对经济体制改革就提出来了，要有一个市场要发挥作用，同时要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要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等。

　　公平的核心问题不只是一个收入分配的问题，它包括财富，包括就业，机会，包括教育水平教育资源，包括健康，包括社会保障和财政。

　　中国的财富分配和住房改革有密切关系，住房改革以后手里财富的分配差距一下拉得很大，社科院赵教授他们在这方面有调查，中国的土地制度就应该私有化，但是如果把土地制度作为一个变量来考核，土地制度是对于中国农村财富平等起了非常重要作用的。

　　世行曾经做过关于社会和谐的指数，社会越团结，社会本身发展越好，人们的幸福感越强。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人、英国人50%的人很愤怒，中国现在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有一部分人，这个社会有太多的怨气，怒气，随时随地地表现在为点小事就会大大出手，在微信微博上就大骂出口。那显然不是一个很好的状况。

　　我们大概确定了这样几条：第一是全力必须平等，尤其是政府权利必须平等。过去最不平等的时候农村人口选举人大代表，它的比例和城市人口还是不一样的，现在都统一起来了。

　　第二条要讲机会平等，经济机会要平等开放，社会机会要平等开放，过去分配，谁有关系谁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对待，现在我们起码在表面上我们做到了一个平等，说大家都有机会，可是实际上由于大家的关系，社会交往的能力不同，所以还是不平等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如果再加上腐败那就更糟糕了。

　　三是生存权和基本保障。我们提供最基本的保障，每个人都都有生存的权利。

　　四是主体性和参与，每个人都有政治上参与的权利，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是发展竞争的参与者和创造者，而不是被动接受者。

　　最后，在实现这些前提的条件下要承认社会差别，我们现在还不能对于收入和财富做简单的平均。

　　我们基金会曾经做了几个发展报告，关于扶贫，我们提出说要推进新时期的贫困战略，那么国家现在真在做脱贫，如果到农村去可以看到农村现在基层干部做的最努力的一件事就是脱贫攻坚。是三个支柱，一个是开发式，一个是保障式，一个是人力资本扶贫。具体政策现在有六项，教育、医疗、医保、开发、搬迁等等。

　　第二个我们建议要建立健全全民共享的发展型的新型社会福利体系。

　　三是要积极推进城市化，这一点是解决中国社会收入差别的重大因素。中国的基尼系数高，那么主要的是这两个方面高，一个是区域的收入分配大，第二是城乡收入差别大，这两项分别占了整个收入差距的40%左右。真的在农村中或者城市中这个区别，整个区域内大概是20%多，所以积极地推进城市化，在城市中这些农村的人口可以享受到更好的公共服务，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会缩小。

　　印度的基尼系数是0.3，我们始终不太相信，因为印度的统计应该是有点问题，但是它有一条就是它的迁徙是自由的，所以它在城市里面贫民窟这些，这种情况多少也改善了它的收入状况，虽然住在贫民窟，但是政府还是有义务给它提供最基本的保障。所以城市化还是要积极推进。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的差异，对于人的收入，对于人的状况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人力资本的投资代替一部分人们通过脑神经，医学的发展的分析看到的，通过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不同研究，那么进一步地分析到人力资本的形成早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所以也是芝加哥大学教授提出这样一种主张，就说儿童发展的早期投资是有利于社会公平的一条重要的途径。

　　基因很重要，但是外在环境同样重要，它会影响到这些基因的表达方式，会影响到儿童的结果。

　　你如果小的时候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成年以后的健康状况也不会好，这个是国外在这个方面的研究中用了大量的数据分析得出的。

　　儿童的敏感期，无论是社交技巧，情感控制，符号语言等等，大部分是在四岁以前就形成了。如果早期发育不良，柳叶刀说这样的儿童他们损失会高达26%的未来平均年收入。

　　海德曼教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你在早期投入，他分析了很多项目，比如说0-3的项目，4-5的项目，学前的，还有上学的，总的结论就是这条曲线。如果在早期每投入一美元，回报大约在六到七美元之间，其中社会回报远大于个人回报，所以教育公平也对提升经济潜力非常重要，投资儿童早期发展比对弥补后期不平等更有效，更能塑造未来。他认为能够兼顾效率和公平的社会政策不多，而儿童早期发展是这方面的一个最好的例子。

　　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实现社会公平需要综合性的措施，包括多维的扶贫脱贫政策，在城市化过程中缩小城乡差距，建立长效机制反腐，完善社会福利体系。

　　而且我们认为儿童发展问题尤其需要重视，儿童发展的城乡差距明显，贫困地区孩子从儿童时期就已经落后，有违机会公平。重点是从儿童阶段开始投资人力资本，对儿童的营养和教育进行全程全面干预，干预越早，成效越显著。我们主张从孕期一直到就业对贫困地区的儿童，我们要全程地持续地关心，重点地干预，给他们创造缩小和城市儿童的差距的机会，这样才会有利于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