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生表示，过去十几年“杠杆”的上升和房地产泡沫是连在一起的。因此“去杠杆”就必须要和房地产的“去泡沫”或者抑制泡沫联系在一起，否则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问题。

　　彭文生分析称，如果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资产负债表，那么负债端是杠杆问题，资产端就是房地产。“现在说债务端调整，降低杠杆率，无论是债务重组也好，债转股或者是地方政府债务置换，那资产端应该不应该调整呢？”，其反问。

　　在其看来，如果债务负担降低，但房地产价格下不来，会引起严重问题。首先，结构端经济扭曲的影响会继续存在，即房价、地价、房租、地租高启会对实体经济的挤压继续存在。“债务负担降低了，那么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企业持有的房地产资产就更值钱了，净资产就更增加了，他们就更可以拿房地产作为抵押品来借新的债”。

　　此外，彭文生认为，供给侧改革也必须和金融联系在一起，金融必须与服务于实体经济，加强监管联系起来。

　　在谈到去杠杆时，彭文生表示，当下的债转股与上世界90年代已经不同， 当下的“去杠杆”既要有市场，也要有政府的参与，“没有政府的参与就是无序的金融危机，但完全政府主导就带来了很大的道德风险，问题更大”。

　　在谈到财政税收制度改革时，彭文生表示，这是关系到经济激励机制的根本性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增加直接税，降低间接税是非常重要的，有难度，这是涉及到金融、需求、供给，涉及到整个经济结构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推动的话，会影响很多其他方面”。

　　彭文生称，“土地出让金的税制是非常不公平的税”，“十年前我买的房子土地出让金是多少？今天的年轻人买的房子土地出让金是多少？是超过十倍。就是现在还是依靠土地财政这种税收制度的话，那就是年轻人的税越来越重，所以财政税收制度的改革，房地产的抑制泡沫相互联系，这是我们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