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5)颁奖典礼”于11月13日在深圳举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杨瑞龙：增长下行的压力和改革到底有什么关系？有的人说经济下行到一定程度可能反而会给改革带来更大的动力，有的人说不是这样。改革为什么这么难？最终还是改革动力的问题。过去三十年为什么能改革取得了成效，是因为我们为改革输入了很大的动力。

　　一般经济学逻辑认为，在政府主导下导致市场化进程使得改革遇到障碍。当中国今天在谈改革的时候，我们常常有分歧观点，说过去三十年我们取得很好的增长；另一种观点就看到一盆脏水，包括腐败、污染，等等。比如财政分权导致地方政府、企业的合谋，这种合谋产生了动力。那么下一阶段的改革，我们怎么样在防腐败，在重构治理框架的时候，为改革注入动力是非常重要。

　　所以在破除原来政商关系的前提下，如果市场机制作为决定性作用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改革还是跟原来的一条线走。另一条线是市场的完善，那么市场的完善是要素市场和文化性市场形成的问题。那么这两个都是要求为改革注入新的动力。就是说原来政府企业之间相互形成特殊政商关系打破之后，我们为改革注入什么动力尤为关键。如果我们想要市场经济起决定作用的话，我们要逐渐走向地方政府主导改革向企业主导改革去发展。

　　回顾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告诉我们，顶层设计如果没有主体创新动力的话，那么这个顶层设计只是墙上挂着的画。所以当前的改革，除了要有一个顶层设计方案外，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来重塑一个能够进一步分清市场化制度创新的机制，所以当前重塑改革动力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个动力，尽管我们谈得很好，改革还是进行不下去。

　　面对这样的下行压力，尽管中国货币政策有很多负效应，但是我们必须要启动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应对当前的经济下行。从中长期来讲，也大可不必对中国经济非常悲观，我记得林毅夫教授发表过一篇文章对未来中国经济的看法，好多观点我们认同的。因为从中国经济内生要素来讲，足够支撑中国未来经济中长期增长，未来中国二三十年中国继续维持6%-7%的增长是可能的，问题在于从中长期来说，增长要素的激发和调动是要改革的，没有改革不可能有城镇化，因为城镇化背后就是土地制度的改革、保障性的重造等等，结构的调整背后肯定是体制激励机制的重构问题，所以说中长期的增长中国是非常有希望的，但是这个希望寄托在改革。而这个改革动力在哪里呢？在微观主体、在基层，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迎来中国第二次改革高潮。

　　如果确定市场化是我们的改革目标，从改革这个角度来说，有一系列要改的东西。问题不在于我们想不想改，改什么，而在于大家认为改的地方为什么改不动。还是回到我们的核心改革动力的问题，怎么样重塑改革动力？

　　我认为可以从三方面入手：第一，思想解放；第二，进一步通过对外开放来推进改革；第三，保护微观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过去三十年极大部分的改革成就都是下面创造出来的，那么我们在新的阶段，对下面创造出来的新知识产权给予相当的保护，这样的改革动力释放出来的话，改革就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