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喜欢用经济思想史来分析现实问题，在新一轮经济大周期中，他是如何看待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城镇化再掀投资浪潮，地方政府蠢蠢欲动开启新一轮圈地运动，在国家战略的大趋势下，他从机遇的背后又感受到怎样的风险与陷阱？当中小企业面临转产困惑，当企业家选择移民国外，他会给出什么不一样的观点？本期《财经面对面》对话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把脉中国经济前景。

　　移民潮没什么不好 中国正处在成长烦恼的阶段

　　主持人：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很多人看到一些移民潮就会觉得比较偏悲观一些？

　　樊纲：移民潮其实没什么不好。

　　主持人：但不会掏空中国的实体经济？

　　樊纲：是会有些东西，有些钱出去了，但是你想钱出去了，他买了很多东西，你比如说一个企业家他出口了很多东西，赚了一些钱，现在他没别的可买了，他想买点别的东西，买点消费品，比如说第一买孩子的教育。第二买一个好的空气环境，这个中国一时半会提供不了。第三买一个大房子，这个大房子得看不见邻居，那中国提供不了，中国人多地少，提供不了。然后提供养老，外国的养老好，发达国家这福利高，这些他买一个身份都买了吧，相当于进口啊，其中包括买一个制度，中国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改革转型持续逐步要建立好制度，但是一时半会，可能在他的有生之年可能达不到发达国家那么完美，法治、廉洁这些可能到不了那么完美。再加上我们有些企业家早年发展的时候，有一些原罪，有一些前科，他觉得不这保险，你说这个合理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也合理，因为你说我们中国能大赦他们吗？不行吧，那个十三亿人，你大赦这几百万人，那十三亿人就反了，我们一时半会没法大赦他，他又不安全，那他买个安全也没什么不好。然后他买了安全之后，他怎么使用他的钱？他又不会说英语，他不还得到中国来投资嘛，还得到中国来工作，他主要的资金不还是在中国嘛，他就买点消费品，包括买了点制度，买点安全，你让他买去嘛，我们出口这么多，总得进口点东西吧，这相当于我们进口了。

　　主持人：但是没有带回到国内。

　　樊纲：这个要用放开的眼界要看待，比如说买房子的问题，买空气环境的问题，包括买制度，包括我们可能这几十年我们都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我们一时提供不了，我们是要努力去改，我们将来提供，包括制度的法治，廉洁，政府，原罪逐步几代人过去就没了，这些问题逐步来解决吧，但是没解决的时候，对于这代人他可能有这个需求，有这需求让他进口嘛。

　　主持人：那如果国籍都换了，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樊纲：国籍换了，只要他钱还在中国这，他的就业，他的厂子还在这，没有什么不好，这时候你想想用全球化的角度来想这个问题，我们的世界人，其他国家的人在全球配的资源，连法国明星都可以换个身份变成俄罗斯国籍，我们也想一想我们今后中国人也在全球布局，全球去这个配置资源，配置我们个人资源，那不是发展趋势嘛。

　　主持人：所以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也不是什么坏事。您是从一个非常发展过程中的务实的角度来思考中国当下的问题。

　　樊纲：我是学这个经济思想史，然后就学经济史，要从经济思想史来讲，从大家争吵的这些事人家早就说过了，在人家的发展的这个阶段，大家说的也是这些问题。所以看到现在我不愿意参加有些讨论，就觉得说半天都是人家说过的事，我们再说点新东西，新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落后国家的痛苦，落后国家的成长的烦恼，特别烦恼，它比发达国家早年成长的时候还烦恼，有更多的烦恼。我不奇怪，我不觉得特别烦恼，我觉得它就是这个过程。它好一点还是个惊喜，发生了它其实就是会发生。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成长，你就像小孩一定得经过青春期，经过叛逆期才会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大人，这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我说大家知道点历史恐怕对理解我们现在有好处，现在我们特别能理解为什么早年计划经济思潮会发生，为什么当时那些社会思潮会产生，我们经历这些事情都是人家那个阶段经历的事情，贫富的差距，这个社会问题，很正常，在一定意义上很正常，有我们中国的特殊问题，我们特殊的历史，我们特殊的过去的传统体制，我们这种政治体制等等，有我们特殊的问题，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普遍的一些问题。

　　主持人：所以这既不是最好的时代，也不是最坏的时代，而是经济发展就是这个样子。

　　樊纲：就是一个正常的成长的烦恼的时代。

　　主持人：谢谢您樊老师，太精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