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喜欢用经济思想史来分析现实问题，在新一轮经济大周期中，他是如何看待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城镇化再掀投资浪潮，地方政府蠢蠢欲动开启新一轮圈地运动，在国家战略的大趋势下，他从机遇的背后又感受到怎样的风险与陷阱？当中小企业面临转产困惑，当企业家选择移民国外，他会给出什么不一样的观点？本期《财经面对面》对话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把脉中国经济前景。

　　中国经济最大风险是过热 矛盾爆发恐永远出局

　　主持人：您也曾经说过未来二三十年中国还有持续的高增长，那么您觉得这个增长最大的动力是什么？

　　樊纲：动力就是大家仍然穷啊，大家在这讲话的时候，千万可别忘了，我们百分之七十的劳动力是低收入阶层，其中一半是农民工，一半是农民，百分之七十，这是几亿人，这一半的农民挣的钱只有农民工的一半，可能还不到。你就想想中国还有多穷，说起我们人均GDP五千美元了，但是多少人还是低收入阶层，我们坐在这屋里，我们的收入可能大家也都不满意，中国整个来看还是低收入水平，而且收入差距比较大，这种收入差距本身提供动力，然后我们的城市化只有百分之五十几，还有大的发展空间。我们百分之三十六的劳动力是农民，还没转移出来呢，通常一个经济，美国经济只有剩1.7%的农民了，日本还不到4%，日本给牛做按摩，吃那个雪花牛肉，要吃精细大米，它还有百分之，法国那么多葡萄酒才有2.4%劳动力是农民，我们离那个第一阶段，农民的收入赶上农民工的收入，现在差一半呢，还有很远的道路要走，这些都是增长的动力，也都是我们一部分所谓的比较优势仍然存在的这种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我说再有二三十年的增长，应该是不成问题，不是说两位数字的过热增长，说的是八，过几年是七，再过几年是六，这样一个比较高的增长，完全是有可能的，潜力是在的。

　　主持人：那巨大的风险是什么？

　　樊纲：风险是你出事，风险是你闹危机，闹过热，因为大家都有动力，很容易过热。为什么要调控？就是防这个。搞一次大过热，出一次大危机，那拉美的经验都是失去十年，又失去十年，我们要是各种矛盾聚集在一起，那别说失去十年了，你可能永远出局了，另外一方面就是社会危机，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想那么多人的收入差距，那么多人低收入水平，收入差距在拉大，尽管我们现在开始搞社保，仍然不可能消除这些收入差距。经济当中还有很多问题，社会紧张，经常出点事故，腐败等这些问题都怎么说呢，都是困扰这个社会。在这个阶段，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走出这个阶段，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不出大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一种渐进，逐步逐步发展，持续发展的一个过程。

　　主持人：还是要靠改革？

　　樊纲：当然这里面最根本的问题是改革，有很多是早期发展阶段的问题，这个也不能混起来。早期发展阶段这个大家都穷，贫富差距就特别大，就容易拉大，然后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容易出现。你比如说关于食品安全问题，过去我们都穷，过去我们吃不饱饭也不在乎这些事。说肯德基，现在才发现肯德基原来是工厂养鸡，那它多少年前，它多少年来在美国也是工厂养的鸡，那么这个鸡的问题，你说你要穷的时候，我有肉吃已经很好了，你现在你富了，你愿意吃那个什么家养鸡，自然鸡去，你有钱你去吃去，但你可别，非洲的穷人能吃到工厂鸡已经是一个进步了，这么说吧。但是我们现在富了，富了发现这里有问题，那么这种问题逐步逐步就慢慢暴露。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社会就特别容易出问题。所以有的是改革要经历这个阶段，你的制度才能建立起来，你才能知道这个制度上有问题，你才能够完成这个发展的过程。

　　主持人：关于中国的改革是不是需要一个顶层设计，我也听到了很多不同的争论。

　　樊纲：我觉得需要一个中央的协调机构，中央政府有一个协调机构，超越各个部门的利益，超越各个部门，这算不算顶层，我不想去争议它，超越各个部门的利益，来协调各个部门的改革，使改革更具有综合性，这是当前的需要。否则的话，各个部门都在搞自己的改革的话，那就出很多问题。而且你看动不了，就很难动，所以还是有教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