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年会”于3月23日-25日在北京举行。视频为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史蒂芬·格罗夫。

　　以下为史蒂芬·格罗夫发言实录：

　　史蒂芬·格罗夫：非常感谢楼部长，谢谢韩主任以及我之前的老板和同事古利亚先生，各位尊贵的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我很荣幸能参加这次中国高层发展论坛。

　　今年论坛的背景是中国领导人新的换届，新的领导人更多地侧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性的问题做出一些调整，我觉得这个做法是非常值得称道的。

　　讲到平衡，我觉得经济发展的来源需要改变，同时在收入差距减少方面也需要做出动作，比如说政府讲到，我们要有三个领域的改革，第一是金融市场的改革来放开利率，同时鼓励债券市场的发展。第二是财政方面，支持财政上的整顿。第三是让私营部门更多地参与到经济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我们在政策制定者层面上有哪些挑战，我今天主要讲一下财政政策可以扮演怎样的作用，可以帮助减少收入不平等，同时提升发展的平衡性。

　　我们知道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财政和税制方面的改革，如果不进行的话，对于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性会有挑战，财政政策对于减少收入和发展的不平衡是非常有益的，在OECD以及发达国家经验表明，1995年到2005年，我们通过财政政策减少了不平衡性，或者说差异，大概减少了33%。在90年代的时候，很多国家也是做出了改变，特别是税制方面做出的改变。通过这样一种渐进式的改变，也看到了一些效果，所以他显示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改革来实现这样的进步，当然这并不是万灵药，或者是可以拿来试用的政策。

　　我想中国的领导人也是意识到中国财政政策改革方面的重要性，中国目前有非常稳健的财政状况，楼部长也提到了财政收入，90年代只有GDP增长的10%，现在大概有20%。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制约因素需要来找出，跟OECD比较的话，公共财政很难配制用于公共支出，对于基本的公共服务也没有得到足够的融资，这一点楼部长也讲到。虽然我们看到最近社会的消费已经有非常大的提升，但是在社保、教育、医疗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在中国还是非常低的。最近的改革侧重于提高覆盖面，而不是对于福利结构做出调整。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对于房产税在上海和重庆做了试点，对于一些高端房产提出非常高的税率。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些试点也是有一些效果的。另外，在其他城市进行的试点，关于营业税转增值税的试点，十几个城市的试点，目前也是有效果的，但是还是在试用范围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知道中国做的这些工作是很复杂的，也需要有互相衔接和配合的政策才能成功。

　　我来讲几点，看看我们怎么能够帮助中国解决这些问题。第一是税收基础需要进一步拓展。中国很多人有逃税的现象，缴税的比例并不高，政策制定者没办法找到非常有效的调节收入分配差异的工具。我们看到去年中国收入税征收的比例覆盖面还是比OECD国家低，所以中国可以通过改变或者改善税收征收的管理体系来提高这方面的收入。

　　另外，间接税目前还是中国税收收入中最大的一块儿，直接税应该可以扮演更重要、更有效的作用，当然，间接税也是比较重要，资本利得税，房产税，遗产税，环境税，也有助于缓解税收方面的不平衡性。

　　第三，提升税收的征收是可以帮助税收更好地用于公共支出的，我们在OECD有这样的经验，它是可以直接来支持私营部门进行配套消费的。另外，你如果能够在教育和养老方面做出公共资源的安排，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之后，这将有助于减少收入和分配的差距，鼓励人们消费。医疗和教育这一块儿，中国的水平加起来只占GDP的5.6%，OECD是12%，这还是有一个缺口。

　　第四，古利亚先生也讲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收分享体系，这个制度也需要做一些调整，对于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获得性，需要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的获得，包括城市和农村居民。我们现在需要把更多的像增值税这样的税种获得的税收收入归到地方政府手上，由他们来自行解决怎么来进行花费，而不是更多地缴纳到中央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要保证中国财政政策的稳定性，楼部长讲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在能源和环境、产品价格方面的放开，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可以加快这样的进程，而不用对于公共财政有一个太大的压力。

　　当然我们刚才讲到这些改革，包括卫生、医疗、养老这方面开支的增加，我觉得这样一些项目都可以保障家庭部门更多地进行消费。对于中国经济从出口专项内需拉动，我觉得也是非常有益的。

　　我们作为中国的合作伙伴，我们也很高兴能够进一步的为中国的改革提供帮助，使中国能够建设成为一个和谐同时小康的社会，这个福利为所有的人民所共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