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首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于2013年3月18日-19日在北京举行。美国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R. Glenn Hubbard发表了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R.Glenn Hubbard：大家早上好，我感到非常非常荣幸能来到这里与大家一起参加这个会议。首先我是代表我们哥伦比亚商学院，实际上我们与中国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我们知道中国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体，并且我们也知道，在中国的经济政策发展非常快，我们知道经济政策以及软实力与其他经济观点是密切相关的，并且也能够提高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能力，我这里感到非常荣幸能参加到这次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当中，跟我的同事朋友在一起参加这个会议，所以我也感谢何教授来组织这样的峰会。而且我们非常少有机会来将不同国家的专家组织在一起，谈论一些经济问题，因为我们这里要给大家做的探讨是关于创新和发展的，实际上是需要一些国际背景的，我们需要一些中国和美国的范例，这些都是国际的讨论。

　　非常有趣的一点是，我们经济学家能站出来，在此时此刻，谈一下我们经济当中短期发生的情况，可能是来自太平洋(6.06,0.08,1.34%)的一端和中国的一端。我可能不太会谈宏观的东西，我谈的更多是长期的东西，我们在经济发展当中的三个主要因素，这些对于一些经济体的发展是非常关键的。

　　现在我们正在世界经济复苏的过程当中，从全世界非常严重，波及范围非常广的危机当中恢复起来，在这个环境当中，经济学家讨论得更多的是短期政策以及公共政策。但是今天早上我谈的会有所不同，我们应该向后退一步，然后提出一个问题，今天早上我们提的问题就是改革创新发挥的作用，经济政策应该如何帮助我们完成这个目标？

　　同时我作为一个学术经济学家，我是经济市场，以及行业组织方面的专家，我肯定不会从商学院院长的角度给大家做演讲，但我的工作当中实际上也是大型商学院里面工作，我的工作就是为商业为社会辩护，不断促进商业的进展。所以对于政治家来讲，在全世界范围领导我们工业以及商业发展，倾向于新资本主义的机构，他们是需要变革的。我们是需要来看到这些组织逐渐向更加官僚化的角度发展。自从我们更加多的接受市场友好型词汇的同时，实际上无论是布鲁塞尔，还是欧洲，还是美国，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过低的估计了危机，那么对于金融危机来讲，我想给大家介绍商业的作用，尤其是商业机构，一些企业家，一些经理人，他们是如何促进创新以及这方面的发展，并且来解决一个谜题，就是经济发展方面的谜题，同时有一系列严肃的讨论是关于公共政策方面发挥的作用。

　　首先我想给大家介绍美国发展的谜题经验。以前我作布什总统财政顾问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讨论，大家需要理解一些政治方面的能力，比如在德克萨斯，我自己是来自纽约的，我说我是纽约人，并不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可能我就问别人，你认为在整个政策结构当中，在整个总统的活动当中，他所发挥的作用是怎样？实际上我也多次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作为一位老师我回答他的问题的时候总是微笑着，但是他可能会问我其他一些问题，比如他问，接下来一年里面，或者长期以来经济效果是怎样的？大家都是经济学家，大家可能会进行很多的计算，这样并没有给我一个非常自信的答案，那么这时候，我就会告诉他，可能这么长一段时间里的发展可能不到1%。后来我们又有一次遇到很多经济学家，我希望从他们当中获得一些支持的数字，我又改变了计算方法，答案是可能在十年内很多人都没有办法获得非常大的经济发展收益，在座很多人可能都已经沉默了。这里有一个事实，在美国，它的发展，甚至不到1%左右。可能比起15年前，这个速度是大幅降低了。

　　我这里谈到的是长期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之所以有这么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在短期，尤其是自从经济危机以来，我们看到人们的生活质量实际上也是随着时间发展不断往前改进的。但是很重要一点，今天早上的经济学家都进行了讨论，就是这不光是在于劳动力的发展，或者资本的多少，而是在于我们每天日常工作当中，这些企业是不是能够带来更多的单位产出。昨天晚上，在晚宴上，我们稍微谈到关于这个发展的科学原理，实际上很多政治学家正在对这些科学家的研究不断的填缺补漏，但是我们看到美国过去15年里的发展增速，实际上是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你可以看到这个发展的速度有时候快，有时候慢，但是革新了整个IT世界。

　　美国IT革命是全球性的革命。当然美国的生产力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发展更加快速一些，这也是使得美国比起北京、东京、首尔这些地方的受益会更高一些。

　　那么下面是我们的一个解析，并不是一项研究，也不见得那么科学，这里我们稍微对它进行简单的分析，对全球经济社会进行的分析。好象Edmund

S.Phelps也是非常有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者，他是怎么看待经济发展的。实际上很难想到其他方面。之所以大家的看法如此相近，是因为就算是在增长率方面非常小的发展，随着时间的增长，就会聚集在一起形成增效，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除了一些企业的发展之外的人民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经济的繁荣度。那么对于经济发展来讲，还有企业级别发展的繁荣，它在我们观察当中是随着时间发展增速相近的，就像19世纪的罗马帝国，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并没有非常大的增长，但实际上，如果你是在14世纪当地的一些农村，那可能他们当时生活的水平和后来的一些人们生活水平并没有非常大的一些改变，但是在18世纪50年代的时候，在英格兰的一些地方人们的生活水平却发生了非常快速的提高。他们当中是有一定的创新的，这个创新被我们叫做工业革命。为什么是在英国？不是在中国？当时出现了很多技术方面的天才，就好象是林肯曾经专门提到了关于经济学家的观点，我们来听听林肯总统说过什么？他说“实际上我们看到一些现代的发现，可能是在2000年之前。很多科技只是人们手里的玩具，但是现在却成为具有生产力的东西。”非常奇特的是，林肯总统提到了，很多年前的一个玩具，可能随着人们逐渐的创新和发展，能够成为一项工具。当然我们知道，林肯总统也曾经对于这样科学的事件进行了评述。比如说珍妮纺织机，蒸汽机等等，很多年之前可能真是一个玩具。

　　经济学家也尝试回答这个问题，经济技术的来源，不仅包括人力资本的增加，当然包括更好的组织和生产管理的方式。我们知道1688年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这个革命的结果就是要承诺保护私人财产不能任意的征税，这就是很大的制度上的改变，这样的改变会使得企业家他们愿意来进行投资，来发展当时的技术和科技。当然那个时候的中国经济虽然更加发达，但是中国没有像英国这样的制度安排，就是保护私人财产的制度安排，所以中国的企业家可能就不愿意进行这方面的投资。

　　那么美国生产力之所以高，并不是因为美国可以购买更好的电脑，或者可以使它的运营更加网络化，简单回答，美国生产力增加为什么这么快呢？简单说，是因为美国是英国光荣革命的继承者，因为美国知道怎么样刺激这些企业家来探索新的业务模式，商务模式，我知道很多人，包括很多经济学家，他们都相信创新的速度，从美国方面看是不够持续的。我知道你们也跟很多全球领导人有过一些交谈，他们讲到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模式需要发生一些改变，现在不管是经济方面的研究，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都会对这种生产力的表现有不同的一些研究结果。

　　我们还是回头看一下什么是创业精神？经济对制度的一些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无论是个体的经济学家，还是创业的过程，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因素可能常常被忽视了。那么创业的普遍观点就是熊彼德提过的要进行创造性的破坏。这个观点在工业国家是非常普遍的观点，熊彼德这么一个观点已经被广为接受。熊彼德把创业描述成非协调性的活动，没有主要方向，也没有计划，并且说企业家在其中，与其说是一种理性经济的计算器，不如说是一种不可预知的力量。像森林大火一样，这种破坏会破坏到老的灌木丛，为新的树叶腾出空间。所以这个过程可以说是痛苦的，把旧的灌木丛烧掉，相当于淘汰一些老牌的企业，那么为新的树叶腾出空间，就是为一些更有创新，更有效的，更有弹力的技术和产品服务腾出空间。

　　尽管说这个结果是不错的，但是很多西方的政策决策家，他们会觉得像这种资本主义是一种湍流，是不稳定的环境，这种环境下，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无法享受稳定。当然我想这个表述是太狭隘了，无论是在欧洲还是最近在美国，这样的一种观点可能会局限我们变革的速度，但是我想说，事情是有两面性的，除了这种破坏性的创造，刚才说的熊彼德的概念。同时还有一个概念就是非破坏性的创造，这就意味着各种创意可以自由竞争，从而产生增长。

　　这种非破坏性的创造是可以通过公共政策来进行推动的。那么创业精神在很多经济学家，尤其是最近，包括我的同事Edmund S.Phelps也有相关研究，他们都把聚光灯关注到了企业家，企业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在过去20年中，37位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在获奖感言的时候31次提到企业家，而我的同事Edmund S.Phelps他的获奖感言中提到了37次，他提到企业家的次数比其他经济学家之和还要多。哈耶克也是一位经济学家，他跟Edmund S.Phelps一样也是非常关注企业家的，他把企业家描述为探索者和实验者，他的获奖感言中是这样说的，创业者不断提升其他领域的知识，尤其是其他人鲜有涉足的领域，来发现其他人没有发现的东西，而这些发现是其他人没有想象过的。他们的作用就是通过他们的活动，包括管理，包括一些创造力，他们来承担风险，而为了避免失败，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判断力。虽然个别经济学家会失败，但总体上他们帮助我们经济降低了风险。

　　我之前说这些企业家并不是在真空环境中活动的，创新对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很多经济学家也意识到这种制度安排，包括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安排，包括金融制度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推动力。

　　我还想补充一点，有研究金融方面的经济学家，有说运转良好的金融制度就好象活力运转的管道，这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显现出来了。要抓住这种金融创新，不光需要我们企业家，也不光需要一般的经济学家，或者科学家，我们还需要管理者，就是把这些好的创意营销到市场中的管理者，包括消费者，还有金融家，需要方方面面一个团队的群策群力。

　　那么关于公共政策方面能学到什么呢？在我来看，企业家，还有有企业精神的领袖们，像今天在座各位的嘉宾们一样，他们之所以能成功，并不是说他们设定了一个目标就再也不改变，而是说他们在遵循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是非常灵活的，他们能找到各种不同的机会，这就是企业家精神最重要的特点。所以政府也好，还有企业家也好，都能够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学习企业家的这种灵活的精神。

　　还有一个可能令大家惊讶的观点，就是企业家不仅是科学家，还有技术人员，他们是做一些临床性的经验性的研究。比方说医学，你能通过一些临床研究能获得更好的前沿知识，所以这些一线的企业家们，他们对创新来说，是有更为直接的贡献。那么他们对于制度上的创新也是有更好的贡献的，在我来看，他们能帮助我们打造一些更好的政策来进一步的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培育。

　　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就是我们要关注生产力的增长，当然这可以通过我们一些教育和培训。第二我们需要一个健康的预算框架，从美国经验来看，这方面我们做的并不好。第三，我们需要一个促进增长的税收政策。第四就是需要有平衡增长，安全，稳健的监管。最后我们还需要一个非常健康的金融体系，它是应该为储蓄者和借债者服务的，而不是相反。基于对企业家的研究，所有研究都证实这样的观点，低水平的企业所得税和更宽松的法规限制，对于融资以及企业最后的成功都是有正面影响的。而且我们用了很多跨过数据，这些研究都表明大型的创业公司和风险投资占GDP的比例与税负和监管都是呈负相关的关系。我想这个信息应该被相关政策研究者接收到。

　　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重新关注创新和增长呢？为什么要关注这样一个关系？我想一方面来说，不管是经济学家，还是有关人民大众方方面面的生活，Edmund S.Phelps刚才也在呼吁大家来关注企业家的精神。正如他在诺贝尔获奖感言当中说到的，他相信在全球的价值观调查中，发现有一个结论，就是职业满意度，还有整体满意度，不仅仅是关于工资和生产力，更相关的因素是生活的质量。那么从这个观点来看，就是经济的增长，其实最终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很多美国包括日本和欧洲的经济学家，我想也是同意Edmund S.Phelps教授的观点的。

　　我想先讲一下美国这方面的情况，近年来我们知道美国财政赤字是非常高的，高达每年一万亿美元，我以前在华盛顿担任财政顾问的时候，是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这个数字实在是太高了。像经济学家，他们讲到了，如果赤字占GDP的90%的话，就会面临一个下降的临界点，而像美国现在的水平是达到了70%以上，而且很快就会达到90%的临界点，我想在全球其他国家可能有一些类似的情况，那么在这些工业化的国家，可能各个国家有不同的制度，但是目前很多发达国家的债务水平都比较高，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的一个预算失控的话，就会出现一个重大的问题，不仅仅是数学或者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其实并不是说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其实更多是一个过程问题，或者政治问题。

　　在美国过去半个世纪中，经济学家一直都在警告这种失衡的状况，主要是这种福利支出的失衡，比方说在医疗补助方面的支出。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前，其实美国也挽救了六次大型的债务危机，但是这次金融危机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以前几次金融危机是因为战争的原因，我们有很大的债务要偿还，而且之前一旦战争停止，这样的危机就解决了，而这次是非常战争的，七十年以前，在这种福利上的支出只占GDP的1%，而现在已经是这个比例的六倍了，我的同事告诉我，这些项目占GDP的比例，在过去二十年里面一直在持续增加。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些呢？因为我想说这个道路是非常危险的，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破坏性的结果。因为它偏离了我们描述的经济实力的源泉，让政府支持经济实力的软件和硬件职能都无从发挥。我们面对西方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也面临一些类似的挑战。从西方的制度上看，现在要解决这样的问题非常难，但是我们必须要改变一些现有规则。

　　那么这样的一些峰会论坛是可以起一些重要作用的，会有一定的影响力，可以让我们领导意识到企业家他们所起到的这样的作用，他们可以来推动新的模式，新的创新，来实现更美好的生活。

　　虽然这个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但是很多政策决策者可能没有看到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其实全球化也是由我们的企业家所推动的，所以非常感谢何院长和他的同事为我们组织了这样的峰会。因为这样的峰会可以帮助企业家对变革的反应中探索一些经验，从而保证我们政策有一个增长的机会。

　　我们刚才讲到了哪怕是一点点经济的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增量是无可估量的，那么企业家的这种精神力量，对于商业的创新，对于社会都是有积极作用的。从过去25年经验中看，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我想中国如果能够吸取这方面的经验，也能够很快的实现美国这样的生产力，事实上我们现在的这种机会是非常的大的，但是我们有很多要想要做的，不光是一些理论方面的东西。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