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生谈两会代表提案 称微博征求意见效率高

　　提问：李董，很高兴有机会在“两会”跟您做面对面的采访，您已经连续几年的时间，每年“两会”通过您的微博征集网友的意见和建议，今年的情况怎么样？

　　李东生：今年微博征求意见反馈超乎我的预期，一共收到了四千多条有效的反馈的建议，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提问：通过大家的建议跟你的互动，你观察到现在中国的网友们，老百姓们，他们今年“两会”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李东生：在我这四千多条建议中，最关注的，一个是教育的问题，这一块人提的特别多。另外一个是环保的问题，还有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社会的公平、正义。还有一些新技术的发展，像云计算技术、信息产业技术发展，也有很多人很关注。

　　提问：为什么你要连续这些年都要通过微博来跟大家征集问题？

　　李东生：微博征求意见我觉得效率是非常高的，以往没有这种手段，更多是通过访谈、调研，能够接触的人很有限。通过微博，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能够有四千多条意见的反馈，这是用其他方式很难替代的，所以他意见的来源会更加广泛。

　　提问：特别有意思，李董我想跟您交流，因为我今天早晨我在看电视的时候看到彭博社他做了一个小短片，统计了一下中国“两会”参会代表的个人财富，他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两会”其实是中国最有钱的这帮人在开会，这些人的财富已经比美国的国会议员们还要富有了，这是今天早晨我看电视的时候彭博社的说法。我不知道如果你也在看电视，看到他这个结论，你会同意吗？

　　李东生：在人大这一块我肯是不同意的，因为人大他是各方的代表，当然也会有企业界的代表，包括民营企业代表，所谓财富比较多的，个人财富比较多的主要是民企的代表，这一块在人大代表中占的比例并不高。政协那边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提问：你觉得大家也会有这样质疑的声音，如果你本身是这种财富比较多的人，能不能真正代表老百姓的一些立场和意见？

　　李东生：从人大代表产生的机制来看，他是由选区选择出来的，必须要代表你所在选区选民的意见。另外，你要反映你所处行业的意见，你是不能代表你个人，甚至你不能代表自己的企业，利用人大这个平台为自己争取这种权益。

　　提问：所以您今年也相应的提出了五个提案。

　　李东生：对，这五个提案跟企业没有直接关系。

　　提问：首先我想跟您说说环保的话题，我看您的提案里提到一些具体的措施，如果不改变这种GDP导向的政绩关，这种考核体制，这些环保的体制是不是真的能够落实到实处？

　　李东生：我觉得你说改变GDP导向，这个事情是说易行难的事情。国家领袖，或者政府在正式的文件里早就改过来了，不能够以GDP为导向。但实际做下来，我们看到很多地方，特别是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GDP导向的做法还是很强烈，这由每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所决定的。笼统的概念上去改变这个东西意义不大，我觉得环保的提升，重要的还是要在相关的立法方面，能够要完善起来。如果要从政府的政绩考核方面，只靠这一个东西去动我觉得是比较难的。当然，社会舆论宣传导向，造成明星对GDP的看法更加科学、客观，这也是一个很高的方向。比如我们看到一些地方污染比较大的项目，由于所在地方这些人的舆论，或者居民的反对，最后这个方案做了调整，甚至取消，或者是搬迁，这种东西也是有的，但这毕竟是少数。

　　提问：您觉得的建议，比如应该怎么做会比较有效果？

　　李东生：我觉得要进一步完善环保的相关立法。比如这几年我们汽车保有量增加非常大，但我们汽油的标准是没有统一的，标准是有的，各地可以灵活使用，从国标三、国标四，国标五。这样汽车尾气排放的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因为你标准越高成本越高，所以你没有一个强制的标准，更多地方会愿意选择一个相对成本比较低的标准，这样对整个环境造成的破坏就比较大。

　　提问：接下来想跟您谈谈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话题，其实这个话题我们年年都在说，但是好像每一年的“两会”开完之后，我们老百姓觉得切身的改变并不是特别的明显。今年关于收入分配改革您有什么样具体的建议？

　　李东生：具体的建议是从国家的宏观来看，改革目前财税分配体制我觉得是迫于眉睫了。广东是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财政收入也是最大的，但广东人均财政预算在全国我们统计了一下排在27位，这是现有财税分配体制造成的资源分配不公平，在政府层面分配体制的不公平。另外，社会服务资源的分配，也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到个人这一块通过税务机制的调节，做到更公平的问题。如何进一步完善国内政府层面财税分配体制，通过各方面的税法完善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机制。另外，通过鼓励发展民间的慈善活动，对财富的三次分配、四次分配，能够做到财富分配更加的均衡。在经济发展中，收入不均衡是必然的，而且这种不均衡我个人认为还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如果大家收入都是一样的，经济就没有活力，也没有动力。但是这种差距过大会造成社会的矛盾，也不公平，这里面是一定要把握这个度，这个度的把握中，我觉得企业家这个群体应该在收入公平分配体制过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首先，你自己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如何能够让企业为股东创造效益，同时为员工创造效益，以及为社会承担责任，这几个方面是要有一个平衡。企业要成为员工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另外，积极性这个群体作为改革开放最有贡献的一个群体，也是改革开放最大收益者的群体之一，我们应该在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中，也能够更加积极主动一些，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比如你企业要按章纳税，个人要按章纳税，你的收入要更加积极的参与各种各样社会慈善，公益活动。等等这些方面，我觉得企业家做得好应该能够发挥积极的因素，起到表率的作用。

　　提问：当然这些都是比较理想的状态，说到企业真正运营的时候，很多企业，尤其不像TCL已经有这么大规模的企业，中小企业来说现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员工工资上涨对企业来说是非常大的成本压力。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下，怎么样企业能够给员工支付更多的薪水，当企业有现实问题的时候。

　　李东生：我觉得这一块一定要靠企业自身解决，你通过提高自身产品的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你整个经营活动的边际利润创造的能力，另外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效率适应这种变化。我认为劳工成本上升对企业肯定会造成经营成本压力上升的挑战，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劳工成本收入的提高，劳动者收入的提高是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一个体现。另外，也能够提高国内市场购买力直接的来源。如果大家收入不高，市场哪里能扩大？企业哪里能发展？最终宏观来讲，这是一个好的事情。企业自身一定是要面对，要采取积极的措施解决。对我来说，我的体会是，通过产品技术创新提高你的竞争力。另外，通过劳动效率的提高，你采取更多自动化的设备，提高人均劳动效率，这样应对工资成本上升。去年我有一个数字，我们去年工人成本上涨了18%。

　　提问：就TCL本身

　　李东生：TCL本身，我们在整个制造成本中，人工成本相对是下降的，主要是通过提高人均劳动效率，提高产品的边际贡献，增加公司的收益。

　　提问：这是否意味着一些没有能够做到您刚才说的提高产品的利润，边际效益，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企业将会被大量的淘汰？

　　李东生：这是必然的，这就是企业竞争中优胜劣汰的一个成果。因为企业你不可能通过人为的压低工人工资经营。员工就业是双向选择的，你工资没有给到他达到的期望值你就请不到人，这是很现实的，你请到了人你也留不住，所以员工的工资水平是由市场，由整个社会的供求决定的，并不是你企业自身能够定的。

　　提问：今年媒体关于用工情况有一些报道，也谈到某些地方出现招工荒，招工难的问题，您是不是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作为制造业大企业。

　　李东生：我们在今年招工也有一定的压力，但总体来讲我们企业压力不算太大。因为在行业中，我们对工人基本的福利保障，工资待遇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所以我们年后工人的返场率是比较高的。但是整个行业来讲，广东地区用工的压力还是比较大，因为内地这几年经济发展很快，很多工人回家之后他会选择在当地就业，不再回来了，新出来打工的人也相对在降低，所以在沿海地区招人，从工人的总数来说比较少。

　　提问：这跟中国个人口结构变化会不会有关系？比如80后、90后外出打工者会越来越少？

　　李东生：这也是有关系的，新就业人口增加是少了，另外内地这种经济发展加快，在当地就业的机会多了，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使得沿海地区用工压力是比较大的。

　　提问：所以提高生产效率，员工工资的上涨是未来中国制造业必然的趋势。

　　李东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提问：接下来我们也想聊聊您关于乡村教师的这个提案，其实这个话题进入媒体的视野，包括受到大家的关心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似乎现实的情况是，有关注，但是实际的情况改变起来却非常的困难，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有多少人再去从事乡村教师这个职业，您对这个问题的建议是什么？

　　李东生：我的建议是，要完善对于乡村教师者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和薪酬待遇。这个方面各地做的差异性还是比较大的，取决于各个地方政府对这个事情重视程度，和当地经济发展的水平。乡村教师是一个很大的群体，比如在广东惠州我们有两万多名乡村教师的概念。我自己在过去五年一直在做一个慈善项目，设立一个乡村教师烛光奖，每年奖励200名乡村教师，所以我对这个问题挺关注的。

　　在惠州这个地方做的算比较好，政府列入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把他列入政府财政预算当中，直接给教师支付工资和福利。但我知道有一些地方是没有的，或者是更低级的政府统筹，他没有这个能力。惠州那边由市政府，市财政统筹。很多地方归到县统筹，甚至乡镇统筹，他没有这个财力的时候兑现往往是有问题。所以我建议乡村教师，基础教育这一块应该在更高的层次来统筹乡村教师工资的福利，比如到市一级，甚至省一级统筹。因为你到了一个更高一级的政府，他的财政收入是比较有保障的，这是在国家相关管理的法律规则方面争取有突破。

　　提问：您还有一个提案说到云计算这个产业，我看到您提案的时候，我的理解是您希望国家把这个当做一个战略高度，当做国家战略来重视的，其实往往我们看到之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很多国家重点去扶持，甚至当做战略去重点投入的项目，你再回头看似乎结果都不是特别的好，比如光伏、风能等等。你会担心有这样的趋势吗？

　　李东生：可能这个提案我主要诉求不在这里，我不主张国家去投入云计算这个产业，我只是说重视这个东西为这个产业发展制定规则，这应该是政府做的，你要制定规则。云计算的技术发展将会改变产业的生态，也会改变人的一种生活。比如现在快速发展的电子商务，实际上它背后就是云计算的技术平台作为支持。电商作为一个新的业态，一种领域，其实很多的规则都有待完善。政府应该重视这个产业发展的方向，要主动及早的介入，要制定出这个行业发展的的规则，使产业更加健康的发展。另外云计算服务运用到跟我们相关的智能电视、智能手机，实际上后台的各种服务都是靠云计算去支持的。这一块国家前几年推进三网融合，实际上推进的过程中还是有一些问题，这个解决的不是很顺畅，所以这一次大部制改革，我们期待国家在这方面的力度能够大一点，能够把网络的媒体，按照他的规律运作，不能够像传统媒体管理的方式，而且让更多的服务能够便利的通过这种云计算，通过网络技术，让消费者能够享受到一个新的产品和体验。

　　提问：也就是说，你其实并不主张国家投资做这个事情。

　　李东生：不应该是国家投资做这个事情。

　　提问：但是要制定规则，制定标准。

　　李东生：制定规则，而且在相关的体制改革方面要与之相适应。

　　提问：我们观察到，其实中国很多产业的发展，真正那些能够蓬勃发展的产业，似乎你回头看都是在最一开始发展的阶段没有被国家所重视，或者没有被观察到，甚至没有更多的政策来限制，比如互联网行业，业内也有很多人讨论说，是因为可能政府对这个行业不是那么的懂，所以刚开始管制不多，所以这个行业就蓬勃发展起来了。你会有这样的担忧吗？

　　李东生：这种当然会有，如果规则定的不合理，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但现在的情况是，现在有的一些规则不适合云计算产业的发展，他必须要做更改。另外一些新的发展没有规则可以依，像前一段时间关于电商方面不理性的一些竞争，吵吵闹闹的，实际上也是因为这个行业还缺乏一些基本规则，这些东西我觉得应该尽快完善起来。

　　提问：您刚才说现在不适合云计算发展的规则，比如说有哪些？

　　李东生：譬如以前对互联网的管理，在这种云计算，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还是按照原来那种管理的方式，管理的规则，可能这些产业很难发展起来，他必须要放宽，要适应这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