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博物馆读书会(第二十五期)”于2012年12月7日在北京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财讯传媒集团总裁戴小京做客金融博物馆读书会。
    主持人王巍：我知道很多在座的对中国的经济学界都比较熟悉，请大家举下手，喜欢听郎咸平讲演的请举手。喜欢周其仁的呢？郎咸平我跟他也很熟，首先在这里介绍一个背景，很多年前，当年对国企改革的时候，郎咸平教授曾经连续出了一些重磅的文字，有的是揭露国企的腐败，关联交易等等，最后直指我们整个中国当时的改革，提出一些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他也是非常高调的方式走穴，希望引起全国争论。应该说这样周教授和郎咸平的一次争论对全国是有好处的，让大家关注了中国改革的前沿问题。其中周其仁教授的一篇文字，非常重份量的一篇文字出来，这篇文字对整个中国国企改革做了一个他当时的总结，影响非常之大。我想请周教授简要介绍一下这篇文章的背景，今天怎么看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有请。
　　周其仁：我们八十年代一直研究农村问题，我89年以后去的美国，差不多总结八十年代农村改革，最后一篇研究报告是小京跟我联合一起起草的。那篇文章当然是回顾整个八十年代农村改革的由来、成就和面临的问题。当时对我们来说蛮重要的结论，农村当时看再往前走有一个门槛要过，几亿农民出来有一个组织问题，通过什么组织形式可以纳入工业，纳入城市，纳入现代化。当时就有一个分析，中国传统的组织资源两类极其发达，一类就是血缘、家庭，很可靠，包括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很可靠。还有一类我们的大文明，大帝国，天下、国家，五千年统一的时候居多。但是我们当时就说，中间缺一块，又不是行政，又不是皇上的命令，又不是强制令，也没有血缘联系，人们的信任怎么建立？当时说契约非常重要，契约的载体就是现代企业。当时88年我们认识到中国下一步应该是这一块东西蛮重要的，光靠家庭很难在工业、商业的世界里把这么大一个国家打通。你完全靠行政强制的命令，那个东西太刚性，它没有柔韧，没有灵活。后来就出去留学。再回来对现代企业这一块东西一直有兴趣，这时候留学期间读了科斯，科斯的重要理论是企业性质，为什么在市场里要有企业？他回答了这个问题，就很感兴趣。也要找机会，我回来第一个问题也是研究农民，研究农民进城打工，正好遇到朱镕基实施国企改革，开始出现了建国以后少有的国营企业的战略性改组，其中很多是破产、下岗、引进民营资本，或者内部人把产权制度发生了转换。
　　我1995年年底回国的，1996年到上海一调查就发现这个问题，农民工一进城，上海市政府要解决工人下岗的问题，出台了很多条款不允许农民工出来，比如饭店里打工，前面跑堂的不允许是外地人，而洗碗就可以，规定到这种程度，显然不合理，是一个问题。你进去一问，下岗工人这么大的数量，农民再进城，这个怎么解决？偶然当时这个机会介入国营企业的调查，当时第一个调查是上海纺织工业，我记得当时上海纺织工业局在外滩，走进去是蛮触目惊心的，里面八个字“无情调整，有情操作”，上去一问上海是近代纺织工业诞生在这个地方，55万产业工人下岗已经一半，500个建制单位的一半，连厂长、支部书记、工会主席都下岗了，创造一个再就业机会，下岗以后不能推到社会上，当时也没有普遍的社会保障制度，所以通过行业组织再就业中心，把市中心的那些地产，原来建纺织厂的倒出来，变成收益价值更高的商业用途，把这个差价拿来解决下岗工人问题。解决过程中也不可能重组一半国有企业，很多要进行改组。其中有一个例子，工厂经理加上中层干部，加上全员一块儿，每人掏一点钱持股，把国有资产折一个价打进去，97年是中国公司法产生，原来全资国有企业可以按照新的多股份架构组建。看了以后蛮有启发的，可能这里会杀出一条路。这个当然会引起很多问题，因为很多地方转的过程到底透明不透明，到底里面有没有猫腻，有没有内部人控制，我们大概做了四五十例案例调查。我也没有理出头绪，经验主义先观察。
　　郎咸平开始的著作我没有注意看，当时越吵越凶，我记得当时到蚌埠，在蚌埠调查企业的时候，不断接到电话，张维迎给我打电话说郎咸平的意见影响非常大，国资委原来还有一个所谓战略重组的意向，这个一攻击变成了方向性问题，谁也不敢动。当时还有田源给我打电话，还有一批朋友，我在路上不断接到电话。我说这个郎咸平怎么这么厉害？我在路上找他的东西看，我看东西先不看观点，你有什么主张在我看来都很正常，你的主张我要进行推敲。他当时批评三家企业，海尔、科隆、TCL，三家企业他认为改制中都错了。这三家海尔是大集体，不是传统的国企，他是所谓二轻。科隆是一个乡镇企业，TCL是一个完全的民企，这三家我都做过调查，我看他批评的根据是闹笑话的。我说怎么可以根据这个东西就敢写？后来他们告诉我，他在上海哪个商学院教书，布置作业让学生查资料，网上查来的资料，他根据这个资料观点就进去了。差不多中国有几千万传统的国营工人下岗，这是建国以后从来没有的，过去都认为铁饭碗是不会垮的，市场经济一来撑不住就是撑不住，社会上本来就有很多的不满意。后来郎咸平的观点那么多朋友让我发表意见，我就发表意见。
　　我的批评是先从基础开始，你事情搞清楚了没有？大陆国有企业怎么来怎么去，因为我研究过农村，那比国营工人还要不公平对待的还有好几亿人。中国这就是现实，你怎么在这里找到比过去更公平一点，更好一点的一条路，这个要探索，不能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哪条路行？他批评了三个模式，海尔的模式，TCL的模式和科隆的模式，他认为都错了。这条路走出去才算完。这篇文章现在要是回头看，火气太大，写的太冲了。经济观察报当时说要发这个东西，留了版面，我在路上开始写，一直到北京赶，到了晚上要交稿了，文件一打开突然发现没了，没有存下来。本来要交稿了，稿子没了，然后赶快跟编辑讲，说再给你留点时间。因为刚写完还有点儿印象，所以连夜重新再写一遍，那个火气就很大。有一个意外，大家可以看，文字都在这里。我通常火气不是那么大的，有话好好说。但是发现隔几年，有一次你情商的问题，没有控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