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在玉溪卷烟厂也做了很多年的法律顾问，您看那个时候的玉溪卷烟厂，整个一直的变化您都经历过，您什么感觉？

　　马军：说到玉溪的变化我太清楚了，我原来上大学之前我在云南省物资局工作实际上玉溪烟厂那时候作为国企它的设备，很多东西都是受物资部门控制的。我陪我们领导到玉溪烟厂去，那个时候玉溪烟厂给我的第一印象，小平房。小平房外边用木板搭一个小火房，用牛毛砖一盖火房，那么一间房中间隔开就是个套间，不过20平方米就是一家人。那么最奇特的是什么呢？每一家工人门槛火房的房顶上，起码都有这么大的簸箕，用竹子编的簸箕。

　　记者：装什么，烟叶？

　　马军：香烟。

　　记者：装香烟？晒吗？

　　马军：也就是他那些工人，他下班的时候他用饭盒，夹带着就出来，没人管，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我去的时候，就根本没人管。而且工人是不拿白不拿，又不能卖，都是自己抽，所以当我去看到这个，我们那个领导和那个玉溪烟厂的领导还说，哎小鬼你抽烟你想抽什么你就拿，我一听高兴坏了。

　　记者：你那个时候就喜欢抽烟。

　　马军：我在部队学会的抽烟，找一个纸盒子我就挑好烟，一只一只挑，挑了整整回来装我那个手榴弹，装手榴弹的那个木箱子，满满一木箱都是那个香烟，这是我第一次到玉溪烟厂去的感觉。

　　记者：您刚才说那个一只只的挑好烟，难道烟不是标准的出来的吗？

　　马军：它那个烟里面它什么烟都有，金沙江、春城，当时玉溪烟厂最好的红塔山，它都混在一起，然后我就在这个烟里边就挑好烟，对不对、那是我第一次去玉溪烟厂。后来就没去过。就一直到84年，我接到褚时健电话。那个时候84年我还在云南省司法厅律师管理处当副处长，当时号称云南最年轻的处级干部。我接到他电话，他要见我，他要请我吃饭。我只知道他是玉溪烟厂的厂长褚时健，但因为我抽烟当然这个连接就很紧密了。去了，去了以后最后大家见了面他提出请我辩护我答应了。

　　记者：您第一次见他什么印象最多？

　　马军：见他当时有三点，这个印象，第一点这个人很守时，他从玉溪赶上来，那个路非常不好走，我们约的是四点，我四点以前到，但是还不到四点就下大雨，昆明下大雨，我在那边一个宾馆的大厅里，我还着急他会不会来，结果4点差两2分，他这个车停在宾馆的大堂门口，他是下了车用一只手捂着头跑进来。

　　第二，很干脆很果断，跟我讲话包括要请我当法律顾问等等一切，都是当场定的，

　　第三，这个人是一个生活上随便，他是一个不追求的人，比如我们吃饭，就是我们俩，把服务员叫过来，过来来两个什么菜你看着给我们定，我主要吃饭。

　　记者：他自己都没点，让别人点。

　　马军：他叫服务员点，我说我来点，他说你不要点，然后服务员上了两盘菜，打了一盆饭，他叫姑娘拿了个大碗，拿了个大饭拨了一大碗，把菜盘子端起来，拨弄拨弄端着碗就这样就吃，吃完以后放下碗，端起茶来放在嘴里咕咚咕咚漱一漱嘴喝下去了。

　　记者：您觉得是他这些特质吸引了您吗当时？

　　马军：对。因为我也是这样。

　　记者：您觉得他身上是不是有一种，类似军人的那种。

　　马军：那是。我后来了解到，这个人是做过共产党20年了，在这个之前，做过右派。但是很多右派实际上甄别平反或者是从牢里放出来的，就有一种怨气，就认为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欠他们太多。而褚时健这一点，他和其他人不一样。他内心深处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他觉得他被冤枉这20年，是他青春被耽误了20年，是他的才华受到压抑20年。他怎么样出来以后，利用他余下不多的时间，好好的改造来奉献来报销于这个国家，报效于党，他是从这么一种角度。（程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