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清华管理全球论坛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召开，论坛主题为“世界经济与跨国管理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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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清华管理全球论坛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召开，论坛主题为“世界经济与跨国管理的新趋势”。新浪财经视频直播本次会议。图为“全球实业格局的重构”论坛全景。

　　陈伟鸿：非常高兴今天可以在清华大学令人神往的学术殿堂和在座各位共同开启一次特殊的对话。这个对话的特殊之处在于，和以往你们参加的讲座不一样，我们会以最隆重的，最热烈的暴风雨一般的掌声欢迎各位嘉宾，谢谢各位。这里是2012清华管理全球论坛的现场，欢迎大家的关注。全球经济发展的态势是此时此刻全球各地人士共同的关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把世界经济发展脱如到了衰退的境地，每当人们探寻什么是世界经济复苏的力量的时候，实业两个字进入人们的眼帘当中。今天在清华大学现场，我们通过解读实业领域，就是制造业，通过对他的关注梳理世界经济未来得发展脉络和走向。我们现场的嘉宾是来自全球各地，希望借由来自全球各地的智慧和经验帮助我们寻找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的道路，首先用掌声欢迎他们。现场的嘉宾都和制造业有关。请钱颖一院长先来介绍您和制造业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

　　钱颖一：我的专业是研究经济学，特别致力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六年前担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院长，从事的是教育。特别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教育。我的行业并不是制造业，但是我们的学生中非常多的是在制造业。上周末我到深圳去访问我们的EMBA同学的企业，在访问中，六家企业三家是制造业。其中一家是制造射频电缆，一家制造手机触摸屏，另外一家制造IRID的电子标签，我们的非常多的学生的企业，都是制造业。

　　陈伟鸿：我介绍他们五个人共同的身份，都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当中的顾问成员。谢谢你们来到现场。

　　杨敏德：我从小是生长在做工业的家庭。我外祖父是清华第一届，所以从小就身受他的影响，对制造业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虽然我现在的公司与我外祖父的公司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一辈子生出来就是应该进入工业的。我父亲也是做工业，但是我很小的时候，父亲跟我说，你不如去好好的读书，将来不用进工业，因为很辛苦的。当时我就想，可能是对的，很辛苦的，我就快去读书了，希望将来不用进(工业)。我想和现在很多的家长一样，还是不要进这个行业，结果还是进了这个行业。到今天我是做纺织服装，大本营在广东省。等一下我问大家，我是不是现在灾难很大？

　　陈伟鸿：我特别想打听一下，从爷爷到父辈，全部是做实业的，在这种氛围当中长大的孩子和其他的氛围长大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

　　杨敏德：可能受他们的影响，我外祖父和我父亲都和我说，要想做工业，你的责任是对自己所有的工人。这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个对我现在管理公司整个想法有很大的影响。

　　陈伟鸿：制造业不仅流进了你的血脉，而且也传承了你的父辈的责任感。

　　约翰·桑顿：过去十年里面，我在清华教书，领导力的课程，也在布鲁金斯研究院理事会的主席，我们研究很多问题，包括国家以及国际竞争力问题。同时我也是在四个公司里任理事会主席。我也作为最大黄金公司，巴里克黄金公司的联席董事长。

　　陈伟鸿：这么多领域当中，哪个领域是您的最爱？

　　约翰·桑顿：我没有什么最爱。

　　陈伟鸿：您爱制造业吗？

　　约翰·桑顿：当然。

　　陈伟鸿：他为什么会爱，他到底怎么会爱，我们还得再卖一个关子。

　　李荣融：我与制造业的关联太大了。因为到今天我是工作了44年。18年是在企业，我学的是化工的电化学专业。出来工作是在做燃油喷射系统，精度要求很高，难度也很大。应该说这个企业培养了我，所以我对制造业感情不太一样，太深太深。因为14年是在车间，3年是工人。在公司这一层领导当了4年，后面的24年是在政府工作。但是也没有脱离工业和制造业，因为负责的是企业的技术改造，投资，以及企业的技术创新。最近两年在钱院长学校当实习老师。因为我们搞工科的都知道，老师还有实习老师，因为我不是专业老师。好多老师讲的专业课都很好，因为学生学完了还得实习，所以我有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带着学生一起讨论，这两年收获也不小。这中间确实有不少遇到困难的。中国目前的制造业也很困难，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大家知道我和制造业分不开，也十分有感情，所以今天也怀着这样的感情参加讨论。

　　陈伟鸿：今天送给李荣融先生一份礼物，就是钱院长给您的评价。

　　钱颖一：他自己谦虚是实习老师，学生们对他的讲课格外关注，评价极高，我收到教学的评估，我很知道他的讲课很受欢迎的。

　　陈伟鸿：如果是李荣融先生讲课发表了一个观点，一般现场会有什么样的掌声呢？李老师，请问这掌声和平时在经管学院授课的时候得到的掌声相似吗？

　　李荣融：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相似的地方。今天是钱院长打的分，我想掌声更热烈电，但是从另外来说，在课堂上有个别的掌声特别的热烈。因为有许多话，可能我讲的和专业老师讲的不太一样。上一场讨论的课题，我坐在底下不好说。说你是不是全球的领导？我说这个领导的关键是你被接受的范围有多大？你就是多大范围的领导。被两个国家承认接受，就是两个国家的领导。有的人在家里边孩子老婆都不接受，你当什么领导？

　　陈伟鸿：所以我们现在提出打造领导力，并不仅仅对企业家而言，对一个家庭同样有效。

　　鲍达民：我是麦肯锡公司董事长兼全球总裁鲍达民，来自伦敦，我的总部在伦敦。我们对于制造业的参与主要通过我们客户，全球40%的客户都是制造企业，汽车制造企业，医疗电子，造纸，各个方面制造业的企业都是我们的客户。我在韩国生活了多年，韩国制造行业推动了韩国的复兴。对学生来讲，如果你关注的话，这个实际就是我的背景。

　　陈伟鸿：你的服务对象当中，制造业他们的幸福指数高吗？他们幸福吗？

　　鲍达民：现在来讲，他们的压力指数是很高的。因为有太多的变化，有很多的变化我相信我们的嘉宾也是这么说的。比如说波动，还有需求的变化，还有一些灾难，还有其他的风险因素。我尽量采取乐观的角度讲的，创新对我们人类的发展很重要的，我们不应该忽视实体的部门，对所有的经济体都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在布鲁斯金来讲，他们研究了先进的行业，在美国，在其他的经济来讲，对于GDP来讲，创造就业来讲都是很重要的，确实面临重要的挑战，但是是很重要的部门。

　　大卫·施密特雷恩：我是来自MIT斯隆管理学院的院长。我是一个学者，也是咨询师，主要是项目的设计和营销方面，在营销方面制造方面我业提供了多年的咨询，包括汽车、医药、食品，还有其他方面提供了相关的咨询服务。最近主要是和制造行业关系来讲，我们有12万5千MIT的校友们，他们大多数参与到创新的部门，尤其是和制造业有关的创新工作的。

　　陈伟鸿：请大家谈一下您从事制造业的感想。

　　观众1：我参与到了清华的MBA项目，我是在德国非常大的制造企业工作。在中国十年的业务增长非常强劲。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增长有所放缓，尤其是工业。比如风能、太阳能、基础设施行业，都放缓。我们面临的痛苦或者是压力，刚才您提到的。

　　观众2：我是来自清华EMBA项目。我也是从事制造行业，主要是汽车行业。标志雪铁龙。大家知道，汽车行业来讲，也是面临着一些挑战。欧洲来讲，我们还是不错的。可以说排名第二，还是不是够好，因为有产能过剩的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扩大我们的视角，需要扩大国际销售，尤其在中国开展业务，制造行业有很多的挑战。

　　陈伟鸿：两位描述出目前在实业领域他们遭遇的困境，他们似乎和杨女士争夺谁在“重灾区”困境的。

　　杨敏德：他们听起来很幸福的，他们还很年轻，还有机会。

　　陈伟鸿：你的“重灾区”还有什么角度？

　　杨敏德：想想工人，猪肉价一年涨多少，要想照顾工人，工资不能倒退，至少猪肉价钱得要追上吧？我也是两位院长的不是他们直接的学生，但至少也明白这个道理。工人要让他收入多，一定让他的生产能力提升。一个企业不能今天为了猪肉价钱涨了，就多发工资，这个不行的，企业自己要丧失竞争力的。所以我们一定得需要想办法从管理，从科技，多多方面就要提升我们自己的管理能力，保证工人的收入要增长超过10%。这是一个成本。另外一个成本，我们是纺织服装，我们是一个靠棉花做原料的。现在国家的棉花政策一出来，咱们国家自己的棉花比国际棉花价钱突然提升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原料涨的很厉害，另外市场又不是那么好。欧美的经济都不是那么好，自己的市场要去开拓，但是我们大部分是做出口的行业，突然全部要内销市场替代，是否能够呢？

　　陈伟鸿：外销市场萎缩到底多厉害？就拿你们的产品衬衫来说，你们的衬衫以前最红火的时候每年卖到世界各地多少件？

　　杨敏德：“派”只是一个外销的品牌，现在我们只是做一年一亿件衬衫。我们没有倒退，刚才我是说的是背景，我痛，人家一样的痛，不光是我的工人要涨工资，也不光是我买的棉花涨这么多。我们企业来说，因为我们早就已经开始转型。传统的纺织服装行业是以劳动密集型，但是我们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改变我们的思想。因为我们有这么好的大学，有这么好的学生，我在钱院长那边招聘了很多优秀的管理人才，改变我们的竞争力。所以我们现在当时给很多人批评，说你这个公司一定要失败的。因为你聘了这么多大学生，这么多特别是那种MBA，很贵的。肯定你的成本涨的你没有竞争能力，到今天这批人真的是有所作为了，所以也要多谢院长他们这批从事教育的人，帮我们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这不是其他国家有的条件，而是我们国家这方面有个特征。

　　陈伟鸿：刚才你的讲述当中，至少看到了制造业面临着成本的上升，人力资源成本的上升，原料的成本的上升，以及国际市场的萎缩。对于全球其他的制造业而言，除了刚才的困境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困境是我们看到的最集中的问题？

　　鲍达民：这里有很多的问题，把它分为五个不同的行业。比如我们来思考一下医疗电子设备，这里有全球的技术，这些出现了很多的发展，这和你的玩具，服装纺织都是不同的状况，在技术研发的含金量，以及目前的状况的发展都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可能要对制造业进行分门别类。如果幸福指数比较高的话，制造业第一个部分里面已经有高的幸福指数了。医疗电子设备，大数据的一些行业里面，消费者的需求在全球不断的攀升，不仅在新兴市场，同时在更多国家都是如此。如果在制造业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可能你并不一定有那么高的幸福指数，你是在比较痛苦的行业中。所以要看一下制造业有不同的部分，各个状况是不一样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面临的挑战，投入的成本的上升，麦肯锡我们看到了过去一百年里面，我们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下降，石油、金属等等，我们已经有了一百年的下降，但是在未来我们看到，大宗商品将会出现上涨的趋势。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有10亿新的中产阶级的崛起，包括亚洲、非洲，他们购买更多的东西。第二点，采矿行业，约翰·桑顿他们之前提到的一样，他们都是掘金者，资源的地方，你能够采矿的地方，他的采矿的难度越来越高，投入的成本越来越高，我谈的长期的趋势，中间可能有一些波动等等。

　　另外一点，速度不断的改变，汽车行业，宝马、戴姆勒等等，他们的生产的时间，产品的生命周期出现极端的下降，所以你要更快速度生产更多的产品，快速的推出产品，这对你设计的业务有更大的风险。汇率也有一些波动，一年半的欧元，达到146，后来降到了低于100的水平。你必须要有特别高的敏捷度。在过去十年里，我们经历了五个灾难，有福岛事故等等，这样的波动性使你的制造业变的更加的困难。我就不再详细讲了。里面有很多的挑战。我们要来思考一下你在制造业里的哪一个部分你的幸福指数是不一样的，你的投入品的成本波动性，生产的周期都在发生一些变化，所以是比较复杂的。

　　陈伟鸿：您有非常多的时间是在制造业的一线，现在制造业遇到了困难，您会焦虑吗？

　　李荣融：因为中国的毛病比较大。现在最头痛的几乎所有领域都如此，就是供大于求。而且我们不断还在喊要调整结构。我们的钢铁能力已经从4亿吨调到了10亿吨。你仔细看看我们各个行业，我们行业的集中度都不高的。这就反应了我们成本一定是高的，因为你的效率不高，你怎么会成本低呢？不可能的。

　　所以对于我们当前来说的困难可能更大。因为原来出口占了GDP54%，现在国外的市场一小，就像杨女士说的，销到国外的东西马上转到国内行吗？我认为不行的，现在绝大部分是供大于求，所以当前很困难是在比较，睁开眼睛看，我的竞争对手哪个倒下了。我的观点是要熬，抓这个时间，跟职工讲清楚，该降薪还得降。我说做好人也会做，特别是国有企业，你说涨吧，第二天就关门了，因为你没有竞争力了。涨了没有几天，就下岗了，下岗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很痛苦的。比如说一个父亲原来很稳定，结果下岗了，孩子在清华念书，原来供得起，父亲下岗了，命运可能发生了改变。所以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制造业的调整核心提高竞争力，没有竞争力，你没法去讲话。

　　所以刚才麦肯锡总裁说了，说到搞医疗器械要求很高的，因为这是对人作出判断的。我们国内没有想到那么复杂。你看这个厂原来做过什么，有什么信誉？比如有的厂生产测血压器，你不量还好，一量吓一跳，本来血压正常的，用他们的产品量出来就高了，他们就可以顺便把药卖给你了，所以这是一连串的。人到最后别的不要，是要命的，要从行业的角度来说，可能人都逃不了的就是医疗。这个行业现在也很乱的，药也乱，我们医疗器械也不是太好。因为你对这个行业理解就不够，因为它跟人打交道，是和人，也要很慎重。所以这个领域是一个很好的领域，但是中国从起步就要避免我们钢铁的错误，人们说未来调结构还有希望吗？

　　陈伟鸿：在钢铁行业，很多人和您有同样的忧虑，限制产能，越限越多了，整个行业竞争力急剧的下降，刚才的关键词就是提升竞争力，这是振兴实业，或者复苏制造业必须面临的一个考题。全球每个国家对于实业的关注度都很高，各个国家的经济对于实业依赖程度也许不相同，钱院长和约翰·桑顿先生都有一定的研究，能不能把你们的研究成果和大家分享一下？

　　钱颖一：经济结构通常是区分农业、工业、服务业。工业中绝大部分都是制造业。如果说看过去四十年全球格局变化，你会发现制造业或者说工业这个方面，最大的变化就是发展中国家或者是新兴市场在全球的制造业中的份额的大幅上升。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中国。四十年前，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的份额可以忽略不计，只有几个百分点，现在将近20%，伴随他的是其他的新兴市场也在上升。发达国家制造业相对份额的下降。如果说过去四十年全球格局的变化。在中国如果和相同的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市场相比，也是因为我们的制造业的份额是远远高出世界的同类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或者经济的制造业的份额。但是制造业在发达国家来说份额还是比较高的。他的相对份额是服务业非常高，制造业非常小，但是因为它的整体的经济量很大，所以它在工业中的全球的份额还是比中国略高一点点。根据我看到的一些数字，当然这是工业份额和制造业有一点不同，但是基本差不多，所以还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国家。

　　它是相对份额在全球制造业下降，但是仍然是相当多，如果把德国、其他的发达国家加起来，他们还是占大头，这个格局的变化，我觉得是一方面我们都在说制造业在过去三十年，四十年逐步转移到了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这也是事实。另一方面也不要忘记，其实现在像美国或者其他的发达国家中，相对份额制造业下降了，但是还是有相当大的份额，所以大的宏观背景要清楚。

　　陈伟鸿：您刚才提到的在六七十年代的这些国家的去工业化，把很多的制造业放到本土之外的地方去。现在又纷纷回归了，这样的变化会让制造业呈现什么样的发展态势？

　　钱颖一：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可能答案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因为背后有很多的经济、技术的力量在发生作用。说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很重要的两个原因是现在的技术的变化，第二个是全球化的竞争。因为技术的变化，现在制造业的概念和我们过去想的制造业，或者说在中国看到的一些制造业是不一样的。比如，制造业和某些服务业之间的界限是很难划清的。以前搞经济统计的经常说，一个软件，如果软件刻在盘上在商店里卖是制造业，是产品。如果工程师在你的电脑上装上软件，是服务业。某一个公司把食堂分出去了，什么都没有变的情况下，他的制造业价值下降了，为什么？食堂是服务业。现在的制造业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仅仅是简单的产品经济、商品经济等等。现在是个体验经济。体验中非常重要的是设计。这个设计可以是服务，实际是制造业不可分割的。五年前有这么多的MP3播放器，出来一个Ipod，出来一个Ipad，所有的MP3就都不见了。但是都是制造业的产品，所以因为技术的变化，所以现在我们对制作也的概念的理解和过去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这也是一个非常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不是简单的发达国家，七十年代有制造业，从发达国家转到了发展中国家，现在又回去了。听上去好像是一个简单的转变，其实概念是不一样的。

　　陈伟鸿：制造业的概念，它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了很多的变化。

　　钱颖一：非常大的变化。现在有很多的讨论，回顾一下历史，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我们过去二百年中经历三场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第一场工业革命，二十世纪初第二场工业革命，二十一世纪初，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第三场工业革命。第一场工业革命机械化，第二场工业革命规模化，规模生产汽车。第三场工业革命，因为数字化，因为新材料，因为医疗技术等等，最后可以变的个性化。这个时候，你的制造业的产品和你原来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生的产品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说的是，当我们思考这个全球工业制造业格局变化的时候，第一，是要想清楚制造业是什么？它后面的技术的重大的变化。第二，这是跟前两次工业革命都不一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伴随着深度的全球化。

　　陈伟鸿：这样的新要素的出现可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球布局的新变化。我们听听约翰·桑顿先生您的分析，您觉得制造业在全球领域现在他的布局，以及它对各个国家经济的贡献是不是有不同的变化，不同的表现？

　　约翰·桑顿：我想说鼓励大家，大家不要太受影响，被现在的局势影响太多。目前来讲，在座各位都是来自重要企业的代表，在座的各位也是未来的领袖，希望咱们的对话有战略的视角。我要谈一个故事，是别人讲给我的，五年前别人告诉我的故事。是比较资深的中国的领导告诉我的。他说他在读很多书籍，给他很多的灵感，使他心里很多问题变的越来越清晰。这个问题就是说在二十年之后，2027年，离现在还有15年。2027年人均收入在中国从购买力的角度来讲，会等同于美国的2007年的水平。他说，如果这是真的话，如果中国人能够持续的作为消费者像美国消费者行动的话，意味着在2027年的时候，对每五个中国人有4辆汽车，中国有11亿汽车。除此之外，如果持续像美国人那样消费的话，我们消费的就是1亿桶原油每天。世界来讲，现在整个世界汽车没有11亿辆，全世界也没有每天消费一亿桶。要看整个商品理论，主要的故事来讲，如果中国持续性的不去调整的话，在20年或者15年之后，中国本身就会消费要比现在整个世界加起来每个商品消费都要多。他说对他来讲比较清楚的一点，这个世界是没有办法支持13亿人像美国人那么生活。这就有两个影响。你们和美国必须改变你们的生活方式，这是美国的问题。在中国来讲，我们也需要去找到新的经济模型。因为传统的这种模型，发达的西方世界国家的模型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在未来是不适用的。所以除了我们在中国其他的挑战，我们都知道那个挑战是什么？我们现在有新的挑战，我们要找一个新的经济模型。

　　他又继续说，事实是我们也不知道新的经济模型是什么。我们有一些直觉，比如说新的模型可能需要有一些以技术为核心，但是在目前来讲，中国既没有这个技术，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去实现这点。你们美国和西方都有，你们有技术，有能力。这个官员说。所以如果现在不改变的话，如果继续朝这个方向走的话，可能会让我们走向非常黑暗的地方，因为我们会向世界竞争资源，资源的获取会非常的糟糕。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合作，我们希望通过合作找到新的经济模型，因为西方有技术，有能力，中国有市场，所以我们可以结合。这是五年前这个官员所说的，现在还有15年，现在还是没有太多的变化。

　　就我来讲，这里是有紧迫性的。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行为，这可能是对中国之内和之外有巨大的影响，在中国内部来讲，中国必须要成为更创新的国家，更具有创新性的国家，以及提高技术，尤其在内内，必须要快速的推动以上目标的实现。在中国之外有其他的影响，目前来讲，对于制造行业来讲，它的回归。1895—2010年，150年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国。现在是中国了。中国和美国来讲，是可以媲美的，在中国1亿人都是在制造行业，美国是1100万人。因为美国来讲效率更高，美国主要是从事高增加值的产业链。除此之外，除了能够持续的改进现有的制造行业之外，中国必须要更创新，更具有创造力，而且速度非常快。这样我认为中国面临的挑战，现在的挑战就是因为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如果你看整个全球的话，确实有相对大的影响。

　　陈伟鸿：很多人认同您的观点，我们现在需要全新的经济模式，应对现在乃至未来的挑战。这个新的经济模式从什么地方入手，怎么样构建经济模式？杨女士听的非常的用心，您是不是有自己的思考？

　　杨敏德：我觉得你应该去看一下我们的公司，我们制造的工厂，那个小镇里面去看一看。因为现在的时机来讲，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的纺织业员工工资到六千元，我们看到很多汽车行业，很多汽车消费者来讲，他们没有停车场，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所在的小镇在解决这个挑战。我们有一些自行车，工人是买得起的，提供自行车系统。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承担能源的消费，因为没有办法像美国那样去消费，能源消费确实太大了。在我们制造行业方面有创新，我们需要提高能效，我们要降低单位的能源的消费，还有单位的水的消费。同时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因为我们想回归到骑自行车的时代。我觉得这是更健康，可以让我们的血压降低，同时我们也可以找到新的模式去发展。所以我邀请你去看一下我们的工厂。

　　陈伟鸿：他对你的新模式的创造力有很大的好奇的。新的模式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什么？

　　杨敏德：要相信我们创新是人做出来的，最有创意的人是在工业。因为做工业的人是跟每一天现实的世界有接触的。我们做工业的时候，能够完成是解放自己的思想，我们是最有创意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做工业的人有一种传统的思想是有一种压迫感的。我批评很多清华的毕业生，你们毕业的都是念工科的，你们应该是来解决问题的，可是真正进了工厂，却好像脑子并没有带进来，只是跟着传统的做法去。我们这个还得一定要解放我们的思想。

　　陈伟鸿：有些过度的解放用在了别的地方，李荣融先生说的用高的血压计卖药也不行。新的经济模型适应发展的时候，这个模型最主要拥有什么样的要素？

　　李荣融：可能要从几方面工作。政府要做好政府的事，我们企业要做好企业的事。包括我们的公民也要做好公民的事。单从哪一方面说要形成新模式都比较难，你想我们明明知道国家是能源短缺的，不能支撑的，我们能源价值和我们资源状况是不匹配的。所以人们对能源的价格刺激不够。所以节能的动力也不够，中国更缺可能是水资源，可饮用水可能更短缺。所以要让我们政府出台的政策，既然走市场经济，就要应用市场经济手段使我们国民认识这个问题，需要大家来执行。

　　企业也一样，看到这个了。杨女士说的脑子禁锢，也有条件，我们搞专业的人，往往无知的胆大，有了点知识的反而胆小了，自己行业看得见的，有的时候反而胆小。我就是搞发动机的，真正搞发动机，发现太难了。我搞喷射的，要把油喷的很均匀，燃烧大小很细很细，不懂的人觉得好说。你不仅要开，还要安全的。无知的反而胆大，有了点知识的反而胆小。我们的企业在这样的环境下也应该做我们的事，总要有领先者带跑，带跑的可能很辛苦，特别是技术、工艺，要产生很辛苦的，你也得走，为社会做贡献。

　　我们公民也要自觉的为未来的社会做点贡献，这个新模式就会慢慢的形成。现在假设什么新模式，中国假设的不少，真正实现的好像不多。

　　陈伟鸿：我们也不妨拓宽一下我们的视野，从世界其他的国家他们在振兴制造业做法当中，找到适合我们中国借鉴的做法，先来看美国。杨女士和美国打交道多吗？

　　杨敏德：很多。

　　陈伟鸿：描述一下美国的制造业的从业人员的状态怎么描述？

　　杨敏德：美国制造业分的范围很宽。我先说一下和我自身行业最接近的行业，在美国这个行业已经是很少有人做纺织制衣，所以导致现在的设计都要依靠我们，我们刚才院长说，已经是工业再加服务行业。因为没有了生产，所以很多产品研发都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这就是美国现在最担心的，怕其他现在他能够领先的领域也丧失了他研发的能力。

　　我相信美国不会把服装行业生产拉回美国去，因为它的收入和它的经济不符合，但是这个模式看到，美国为什么现在是很担心要是其他的现在领先的行业，和服装一样，所有的生产都是派到外面去，慢慢就让海外的国家比如现在的台湾。台湾的所有的那些以前做加工的，现在他们长远的想法都是要替代现有的技术，来开拓下一代的技术，让这些工业变的最后是一个对市场消费者直接，它打造自己的品牌。

　　所以我相信，美国现在是清醒的反思自己是否有部分一定要搬回国内来做生产。因为他能够有一个研发的能力。

　　陈伟鸿：大家看到，金融危机之后，奥巴马政府出台一系列的措施，都跟虫归实业有关系的，五年出口倍增计划，制造业促进法案等等。奥巴马政府出台一系列的举措，对于他们本国的制造业起到什么样的推动作用，有什么表现？因此会影响全球制造业的格局吗？

　　大卫·施密特雷恩：我这个视角是认为公共领域，政府部门非常的重要。政府的一些项目也不太可能在很短时间内改变整个商业的状况。目前在华盛顿的这届政府他们的一些重点就是蔽日说推动培训，教育还有进一步的推动美国的企业，包括制造业的企业获得高技能的劳动力等等，这样的政策是好的，还有税收的政策，还有优惠的政策，包括就业的成本，也是很多公司面临的问题。劳动力的成本，我们知道全球背景下，全球制造和供应背景下，到底美国的公司要在哪里进行生产由市场来决定，不是政府提出的任何一个项目影响得了的。所以我了解的一些公司，他们将生产从墨西哥招回到美国并不是受华盛顿推出的举措，他们可能是觉得墨西哥存在不一定的风险。制造业选址时候，成本并不是完全决定的因素，不仅仅是工业的因素，包括金融、法律的体系，知识产权保护的体系等等。

　　对于美国以及很多这样的国家都有很多的机会进一步改进这个状况，美国还可以做很多的工作，我就谈到这里吧。我可不可以对刚才约翰·桑顿和李主任之前提到的这些观点，如果你看一下未来的愿景，这个愿景目前也是模糊不清的。我们李主任提到的一样，谈到政府的部门，华盛顿政府到底做什么，如果政府做的很好，提供激励措施推动创新，能够推动国家和世界所需要的创新的话，对于我们的未来我们会特别的乐观。我不知道约翰·桑顿是否会同意我的观点，但是全球的交通的体系可以重新进行再造，这样的潜力是巨大的，但是做起来很困难，希望这些行业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可以推动，福特一些公司也希望推动这方面的发展，但是政府也必须发挥自己的决策角色激励他们，农业的用水我们要进一步的改进全球的生产和分布的体系，全球也要做很多的工作，但是有很多的挑战也是可以做到的。比如创新这块，我们可以创办很多的新的企业，同时对现有的进行改造等等。清华、MIT、斯坦福这些的毕业生，他们一直在历史上能够重新打造行业，能够重新创造价值，可以对MIT做一个宣传。在我们的这些校友里面，MIT的校友里，他们所创办的公司相当于在全球的前十一大的公司加起来的总额。大概有12万5千名的校友，创办的企业的市值相当前十一个公司生产的总值，也许清华的数值更大一些。这是政府有相应的激励的措施。如果设定一个很好的愿景，我们有很多的机遇，包括制造业这块，我相信我们还有15年的时间。

　　约翰·桑顿：这是前几天美国报纸的数字，是对政府的政策提出了观点。他说微软(微博)在这个三千四百个岗位，他们有足够的员工去填满空缺的岗位。他说每年美国是大概有12万个新的空缺的岗位，都是计算机科学行业里面的。但是在美国的大学里面，计算机科学的每年的毕业生大概只有四万名。美国有四万个高中，只有2100个高中有计算机学科的学习的。比如硕士、博士这样一些学院里面，大概1/3都是由比如说国外的一些留学生。我们有一些移民的政策，这些移民政策等留学生毕业的时候，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了，他们没有办法留在美国。

　　在美国，大家觉得我们有很好的创新历史和传统，有很多新公司的创办，以及创造财富的历史。在很多国家大家觉得我们美国有非常明智的政策，我们并不是如此。政府的政策可以带来巨大的变化，对于经济长期的健康来说，政府的政策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短期来说，也能够带来一定的相关的方面，一般来说，如果是短期的一到两年的激励。

　　钱颖一：美国很重要，学了很多计算机的人送回到其他的国家，对他们也很不错啊。看站在哪个角度来说了。

　　鲍达民：我也非常同意政府政策的观点。作为领袖，我们谈到美国想要将出口翻番等等，只是制定这样的政策，并不一定有特别大的作用。我们的教育要为就业服务。现在美国大概有三百万空缺的岗位是需要的，因为没有相关的技能。比如服务业的专家，比如如何设计飞机机翼的这些人，还有职业教育毕业生，还有技术人员，我希望中国不要重复美国的错误。

　　第一点对于就业为导向的教育非常重要。这是政府支持的方式，这样提到的挑战可以更好的应对。政府可能帮助一点，就是强调一些领域，这些领域可能会有很多的机会，在高端制造行业来讲，在美国有很多的机会，不是关于劳动力成本的，关键是关于软件还有技术，看物流的话，自我导航的汽车的话，在巴基斯坦，也有一些这些方面的，他们也有一些做导航的飞机来讲，这样也可以很好的进行，更好的帮助他们无人驾驶的飞机，你可以帮助农业进行更好的分析。这方面有六个月职业的培训就好了，不需要在MIT进行长期的学习。不管怎么说，高端制造业有很多的机会。比如食品加工领域也是一样。我对食品加工，农业水也很兴趣。2030年我们的分析，适航的建议，可以说这个40%人来讲，会面临水的短缺，没有技术的话，怎么面临水的技术的需求呢？我们要把技术结合起来，怎么样将技术融入进去。以色列这样的国家，我和以色列政府加强合作，我问他们说，你们告诉我，哪一个类别觉得能够给中国带来附加值，他说食品。我觉得好笑，当然不是不尊重他们。为什么你不到我们国家看一下，我们的行业里面食品的创新。以色列来讲，他们非常的擅长，怎么样提高整个养鱼来讲，他的生产效率增加了6、7倍。奶牛行业产奶量也是极大的提高，提高饲料，奶牛的空间怎么安排。 

　　我们可以经过机械化的方式，改进食品方面的生产力。当你什么都没有的话，需要你的大脑，需要你的智慧。所以在食品、水、能源诸多的领域当中，都需要很多的创新，所以教育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关键的。中国来讲，清华大学有很多优秀的毕业生，全球的就业机会，高端制造业确实有很多的就业的机会。

　　陈伟鸿：谈完美国之后，再谈一下德国。我们觉得德国的经济是一枝独秀的。在德国实业可能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的支撑，几位当中有没有谁对德国的经济，或者企业有更多的分析？约翰·桑顿先生，您接触的德国企业当中，能够给我们提炼什么样的基因，确保德国制造业一直长盛不衰？

　　约翰·桑顿：在座的各位也知道，汽车的制造行业，汽车的供应商，大的制造企业都是德国，一方面强调教育，你可能说上大学没有用，可以上职业学校，可以得到就业技能，我是尊重这种想法的。在美国、加拿大、在英国也可以看到德国的模式。他们是非常注重教育和技能，他们的劳动力市场非常的灵活。劳动力成本的问题，德国做的这么好，十年之前，他们做了一个重大的结构调整。他们降低了制造的劳动力成本，而且他们在劳动力上更加的灵活。而且在欧元的重新定位当中，他们也在这方面做的很好。成本降低了，大家可以看到，我觉得大学和企业之间要结合起来，怎么样更好的推动发展。

　　我们知道，很多的大学的毕业生，他们希望成为教授，他们希望教学，而不是到商界。但是不管怎么说，可以看到教育和实业界的联系非常的关键的，在座的各位也许有不同的想法，但是我觉得教育很重要。

　　另外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科学，要融入到我们的教育体系当中。有很多制造业的CEO，他们在幼儿园教学，他们希望能够在幼儿园让他们了解科学是很有意思的。让孩子们从一小就知道科学很有意思，他们知道这样的事实，他们必须有更多的潜在的人才融入到他们的体系，所以他们从幼儿抓起。

　　陈伟鸿：在德国有非常多的汽车世家，他们家祖祖辈辈就生产汽车的小产品，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都是心无旁鹜，非常的专注，非常的执著，他们为什么不被周边其他的更大利润的，或者发展更快的东西吸引，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有这样的坚守？

　　李荣融：我倒不是有什么研究，我和德国的博世公司有过接触。德国人和我们的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觉得这样的赚钱很踏实了，咱们的就想一夜之间赶快富。地方也一样，跨越式的发展，弯道超车，都是中国人的名称。要说制造业，没有德国人这种理念，我认为制造业起不来。所以我在我们国内看过我们德国的合资的厂，他们也有的说，他说我生产大众的车，就到装配了，齿轮居然还没磨出来的，我说怎么会到你这边呢？好几道工序都漏过了，所以我说了一句话，如果你培养不出像德国一样的工人，不可能制造作出和德国一样的车。今天我们中国的制造业想要上去的话，如果不能培养出一批比德国、日本更好的员工，不可能。人家做工人也踏踏实实做工人，现在反过来一看德国还不错，谁像德国一样，始终如一的把双元制的教育坚持到今天？它不是空的，也不是说闹一阵子。我们往往一阵子做个秀，你说出了那么多的三鹿的事件，我说产品质量不是检查出来的，产品质量是制造出来的。

　　我们派出去的到德国的工人也是优秀的，就按照这个工序走，德国工人一分钟干三个。我们的工人一去，一分钟干了六个，我们的人说德国人太慢，建议他们一分钟也干六个。人家的工人告诉他，这个工艺没有改，他改了我按照改的做，没有改之前，我必须按照这个做。最后的装配合格率我们不一样了，我们才65%，人家总装的产品合格率是95%。干制造业的人，我认为首先他要强烈的守规矩，就是严格尊重工艺纪律。所以德国教育的人就是规规矩矩。我是工艺员出身，我不是检查产品质量合不合格，我是检查你是不是遵守工艺纪律，只要按照我的工艺纪律做，出来的产品合格率一定是85%，不会低的，要全社会形成这样的概念才会有今天。德国人干活踏踏实实赚钱挺安心，很好。没有那么急着富，中国的环境逼着你急着富。

　　现在的毕业生，五年、十年想把房子、车买下，这个目标太快了。这种情况下，谁安心做制造业？制造业是辛苦的，是踏踏实实的。如果没有这个心态的话，我认为制造业没基础。

　　陈伟鸿：现在的所谓的企业家变成弃业家的现象在中国很明显，钱院长，您的学生有没有这种焦虑和苦恼？

　　钱颖一：学生中很多的想法也说社会影响，受家庭影响。几年前，2009年时候，金融危机刚刚过，我们有专业叫做经济与金融专业，是竞争很强的。有的时候我也跟着学生说，为什么要学这个专业？可以学其他的专业。金融危机刚刚来了，他说，我可能有其他的想法，我父母告诉我，等我毕业的时候，金融危机就过去了。所以社会上的影响非常大，金融业很深刻的调整之中，不仅是中国的，全球也都在调整之中。你要相信经济学的基本的道理，它的回报和风险是相关的。

　　但是有的时候，社会上或者学生中看不到这一点，所以我想说学校是在大的社会环境中，社会影响，家长的影响，同学之间互相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陈伟鸿：杨女士，您的孩子可能面临着跟您当年一样的抉择，现在面临的社会环境更加的浮躁了，每个人渴望更早的实现致富的影响。您的孩子会跟您探讨说会继续在制造业这个领域呢？

　　杨敏德：我只有一个女儿简单一点。她现在做品牌。我得问两位院长，他们的两位学生现在是我们公司的栋梁，所以他们很安心。他们绝对可以在其他地方赚更多的钱。但是我很多时候和大家说，你同学和你比较，他赚多少钱的时候，你想一想，你手下有多少人，你养活了多少人。你跟他再比一比，可能他比不过你。所以有的时候大家的观点角度能够自己的快乐指数很高的。

　　陈伟鸿：我希望这样的人能够更多一些，而不局限在你们工厂一小部分人。如何看待现在的心态。我们聊了聊现在中国的青年的诉求和社会环境，主要是让三位外国专家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我们不是但单纯的谈他们，希望他们在复苏制造业的过程当中，能够汲取有用的养份，滋润中国的制造业。欧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把很多原来设在中国的制造厂转移到了别的成本更低的地方，或者转移到了本国内。我们必然面临制造业格局的变迁，对于中国而言，我们应该做好什么样的准备？不一定是中国，可能是整个发展中国家而言。

　　约翰·桑顿：首先我想来区别一下大型的制造业公司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我提到的福特，以及因特尔他们非常大的制造公司，他们的行为方式非常类似的，总部在美国，是全球性的企业。他们将他们的生产的工厂放到大型市场的地方，福特他们肯定要在美国，也要在中国有运营，是他们必须要去的地方，是大型制造的企业，持续不断的改进。很多时候，这些技术的革新和突破，并不来自大型的企业，但是有另外一种类型，这些新的创办小型的企业，这些企业有最高水平的创造力，也有最多的工作岗位和就业的机会。可以创造很好的环境，确保创业精神不断的发展，政府政策也会发挥一定的作用。

　　在美国近几年，新创办的企业减少了。从九十年代以来，我觉得大概有15年的时间，美国新创办企业的数量呈现下降的趋势。这是政府政策发挥的不是特别好的作用，政府有政策，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在发展中国家，在中国我觉得中国要做好准备。在这块会出现快速的转型，中国要建立起相应的一些政策，确保人们能够有足够的激励措施进行创新。

　　大部分的中国企业目前还是通过复制方式取得一定的业务。但是要进行更多的创造，更加成功的企业，360、百度(微博)等等，这样的一些公司，像Google，他们实际上并不是完全全新的理念，也是从西方复制过来的理念。下一个步骤里面，我们还要进一步的推动这方面的发展。这个中国的政策要发生改变，进一步的激励创新。

　　这也是一个自然的进展，我相信中国可能会丢掉一些低端的制造业的份额，比如移到了其他的国家了，也是自然的演进的过程，是经济发展中天然的演进，我们应该认为这是自然的过程。中国应该走向制造业的更高端。由于中国拥有的人力的资本，清华等等的大学，我们有一些另外的大学，人们要学一些新鲜的事物，中国是有非常大的竞争优势的。我们不用特别的担忧这个现实的状况。

　　陈伟鸿：约翰·桑顿描述的现状对于中国到底是乐观还是悲观的消息？是不是真的如他预料或者期望的那样？是可以我们走向高端的制造业的转型的契机。

　　鲍达民：我们谈到了制造业不同的部门和行业，低端的行业会到另外的国家去，包括在非洲的一些国家，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高端的制造业，我们院长谈到制造业的时候，现在30%—40%的就业机会，也是服务这块的，比如医疗器械这个行业，是未来增长比较快速的行业。为什么中国不希望在医疗器械行业成为全球领先的国家呢？因为我们需要在这个行业里面创造40—50个GE这样的大公司，才能满足这个行业的需求。电信和医疗两者之间的整合是非常具有活力的领域。探讨政策的时候，对于创业者和年轻的创业者，这是特别大的领域。你如果了解这样的一个东西之外，我们看到有一些风险投资的公司，这里有生态系统，比如波士顿等等。这个学院，也极大的推动了很好的思想的，比如商业化，MIT和哈佛也和很多企业进行合作，进行相应技术的商业化。我们可以进行合作，将医疗的公司，获得一些风险资本的投入和支持。我们可以吸引国外的人才，通过一些体系去吸引一些人才，吸引一些公司等等，进一步的拓展这各行业。未来有很多的企业能够崛起。除了人才之外，有市场可以考虑。美国是非常成功的市场，消费者群体特别大，这是特别重要的一点。中国应该进一步的往上走，不是传统的飞机制造，还需要拓展新的领域，可持续能源，可持续资源，怎么样更加高效的利用能源，更加高效的利用水，节水的技术等等，这是具有全球的商业的领域。

　　大卫·施密特雷恩：在中国应该创造领先的领域，这里有很多的元素可以帮助中国做到这点的。这些元素里面，技术可以在中国开发出来，达到也可以提高它的创造力，一方面是文化，也可以是价值等等。你要了解消费者角度，不仅仅是了解技术，对消费者的了解和理解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目前中国的公司不像欧美的公司对这块有足够的重视。也许你能够更好的关注这点，也许你的增长率提高20%，要进一步的关注客户的需求，他们真正的关注什么。最后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品牌，人们对于品牌的性格，联想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你需要建立起一个品牌，需要有一定的时间的，在中国我们在一个起点，我们看到对于国内生产这块，也要建立起对国内生产的信心，还要对全球生产品牌的信心。人们看到这个品牌之后有相应的信心。这点是我们在中国可以做的事情，有一些能力是我们要进一步推广的，不仅仅是技术的方面，中国还要开发其他方面的能力。

　　钱颖一：回顾中国三十年，中国的经济是从制造业崛起中受益最大的一个国家，这是很恰如其分的描述。这里有很多的原因，绝对跟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开放了以后，技术可以从国外拿来，市场也可以在国外开拓，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国人的学习能力，模仿改进能力，在全球应该说是极其出色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从制造业的崛起中，受到了极大的受益。我也觉得这个方式对于过去三十年这种经济阶段是合适的。但是问题是现在全世界都在转型，中国当然更在转型。我们希望的是跟过去三十年不一样，过去三十年制造业的份额很大，但是绝大多数还是中低端，这是显而易见的。将来我们希望更多的是高中端的制造业。这里首先在概念上，越是高端的制造业，与专业性的服务是紧密相连的。已经不是过去理解的狭义的制造过程，需要创造、创新的能力。

　　我想讲一下跟刚才约翰·桑顿先生反复讲的教育。跟我们教育的模式和教育的方式很有关，至今为止，中国的教育方式，对于培养学生在模仿、改进这方面是非常有成效的，因为我们强调基本功，强调基本的技能。所以也能解释为什么我们三十年在制造业各方面还是很不错。但是我们的教育对于我们要提升制造业的水平，或者任何行业的水平，特别是创新，创造力方面我们有很多的缺陷的。所以我觉得约翰·桑顿先生讲的教育的确非常的重要。我们还有MIT都为杨女士的公司输送很多的学生，很多是管理的。

　　我们现在检讨自己，我们学院教学生的课程是经济、金融、财务、会计、管理、营销、信息系统。但是这些知识在现在的经济中或者是升级的产业中会发现有很多缺失。比如讨论的制造业的各个行业，我们这个学期EMBA课程中推出新的课《清华探究》我们组织我们的学生到清华若干个实验室，八到十个实验室里，探究不同的新产业中的新技术。清华是一所综合性大学，理工科方面特别强，过去我们很多学生，我们学院的学生除了这两栋楼之外，从来没有去过其他的学院，这是巨大的资源的浪费，也是我们教育模式的很大问题。

　　昨天为了这门课我去了几个实验室，环境学院的实验室，信息科学与技术实验室，是下一代互联网。我们去了美术学院，不光是美术，大部分的学科师资是设计，有工业设计，信息管理设计，有非常多的设计的方面。我走了一圈以后，我觉得我们新的课程会是非常重要的在教育模式的改变，也是充分的利用发挥清华作为一个综合性大学，我们作为一个经济管理学院，我们不是独立的经济管理学院，不是独立的商学院，我们是综合性大学中的商学院，无论从概念到实施都会是重大的转变，所以和今天的话题非常的相关。我们实验室中有下一代互联网，有DNA芯片的诊断，有纳米材料技术，有环境的生物的检测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跟下一代的经济转型技术的提升有紧密的关系，如果我们的学生不仅仅学习经济，学习管理，还有这样的认识的话，我觉得将来到任何实业界，他们的感知会非常的不一样。

　　陈伟鸿：为了能够培养适应我们实业转型升级的这些学生，他们想了很多，也做了很多，这些可能为你们未来转型升级奠定更好的基础。今天节目一开始，您说在“重灾区”当中之所以活的比较好，是因为做了比较好的准备，您能告诉大家一些吗？

　　杨敏德：你刚才问了我一个最高峰，好像还要往下走。我卖了一个关子，我们的公司企业现在是往上走。大家可能不相信，但是我自己感觉到，我们公司是除了在自己国家，还有在越南、马来西亚、毛里求斯、斯里兰卡其他的国家都有生产的，所以我们很容易比较出来，哪一个国家开始没有竞争能力了。我们有很特殊的优势就是人才。我们现在不光是一个工业有的时候大家感觉到只是没有了服务，我们现在很大一块是服务，也包括IT服务，设计的服务，科研很多很多的服务。

　　你们猜一猜我相信应该是低端的生产行业，大家想一想，大学生百分比占多少？

　　杨敏德：10%，现在是需要这些人，这个数字还在增长上去，因为我们要把所有的在工厂里面有新的领导的方向，所以刚才说到德国的，他的教育系统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没有放弃工专。

　　陈伟鸿：职业技能的培养非常的重要。

　　杨敏德：中国的纺织大学最好重新叫中国纺织大学能够尊重我们的行业，感觉到我们这个行业有竞争力。我们现在越战越勇，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实力还有很大部分没有真的完全发挥出来。但是因为现在的科技很快，我最近跟一个做电子产品的供应商谈，我说我这个五万多工人，都用他们的产品。他说你说的很对，这是新的市场，对他们来说也是新的客户。到现在为止，服务我们这种行业的把科技配在最传统的行业当中的，这个空间很大。我们自己的行业的可以团结起来，它生意多了，我的生产能力，竞争能力更强，纳米技术很多，多方面的，我们有这个基础，我们有这个平台，所以我们劳动力密集行业，不但是没有减少我们的竞争能力，一方面是越来越有竞争能力，还有我们开始把我们最低阶层工人的收入提上来。不要说高端低端，说高收入，低收入，要是我们行业能让基层工人收入多，你们大家就支持我，好不好？

　　陈伟鸿：您对目前现状和未来发展同样充满希望的人，李主任，您觉得在转型升级当中，从他们身上，我们发现的亮点到底是什么？是什么让他们在现在尤其在“重灾区”当中依然有这样的笑容？

　　李荣融：喜忧参半，我们大学毕业生每年有六百万以上，研究生每年五十多万。未来研发人员中国储备的不少。中国人不缺乏想象力，《封神榜》、《西游记》都是我们写的。现在缺的就是机构，产业升级我认为最缺的一块是机构。服装杨女士是内行，我也算半个内行，技术改造的时候专门有一个纺织专项。那时候说为什么出口一半，进口一半。出口十件换来一件，那时候料子做不好，因为设备不行。条子衣服问题来了，因为我们织布卷筒的张力不一样的。粗看都是各，细看对不上的各自衬衫。现在料没有问题了，问题在技工了。他们有一句话，中国人买哪名牌，这个名牌马上倒下。因为我们的人不挑剔，日本人很挑剔。

　　我说挑剔是一种能力，接受挑剔更是一种胸怀，经得起挑剔的产品，经受得了顾客的挑剔。我现在怕人送衣服送条子的，肩膀和袖子能够对的上的有多少？一件衬衫分开看横的对上，竖的对上，但是没有全部能对的上的。能全部对的上的就应该卖个高价。稍微懂得眼睛瞄一下就知道，那些对不上的别看挂着什么名牌，一看绝对是水货。包括现在的香港，为什么内地人买哪个牌子，哪个倒下了。因为服装往往要求的服装比较高，后来买的人多来不及做，做了也卖掉了，质量就不行了。我何苦找个六级工做呢？所以质量严重的下降了。这块一看卖的都是名牌，三五千都有，要我说三十块都不值。未来产业关键在技工。

　　我们技工学校，职业学校，还要有好老师。那时候推荐给中央领导去看的，包括大学的机械工厂的实习场地。那个老师我去看了，这个老师哪来的？他们说从大企业聘请来的，他够格吗？带的实习生做车床，女同学安全帽都不戴的，自己的安全件都乱放，这哪是老师啊？德国的我也去看了，我一看差异太大了。一毕业，正方体三个，一个一个雕下去，三个正方体做出来，给你一个圆棒，人家2/3实践课，实践型的，咱们是嘴巴型的。未来没有这支队伍都是空想。现在下工夫，下来没有气侯，包括培养做模具的工人，那个人是我在无锡的同事，还有校长陪着。我一看，他说今天考试，我不问，不影响他。一块模具加工，我一看那个模具的底部和台下有空隙，首先要把零点找对，零点没有找对，加工的车床对吗？技校培养的学生马马虎虎，中国的未来的制造业是要倒霉的。

　　陈伟鸿：最近遇到不少制造业的从业人员，他们提到的担忧之一是目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中国的企业经历了反倾销调查等等，有一些企业在美国上了黑名单，会不会成为我们制造业复苏道路上的一块障碍？

　　约翰·桑顿：这些问题的确是现实存在的。美国这样的国家我们有非常高的失业率。他们也在经历二十一世纪的转型，有很多的焦虑，平民百姓特别的焦虑，害怕丢掉他们的饭碗。他们想，为什么我的饭碗会丢掉呢？有一些人跟他们说，是因为中国，所以你们丢掉了饭碗。不管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的，这是他们得到的解释，这是政治的现实。

　　这些现象出现的一个原因，我自己觉得我也感到比较惊奇，还没有达到那么糟糕的状况。在美国整个失业率高起是在8%的状况下很长时间了，不是特别的糟糕。这样的状况也许要持续很长时间，当地的一些政治家他们会非常强烈的保护他们国内的市场。从长期和中期角度来讲，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短期的政治游戏里，他们的理论也会得到一些支持。

　　陈伟鸿：请嘉宾预测一下三一重工(微博)(9.46,0.05,0.53%)状告美国政府，这个事件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鲍达民：我对于这个不是特别的乐观。我觉得把总统告上法庭不是特别明智的一件事情。谈到保护主义的问题，不幸的是这个问题是政治性的问题。人们不是理性的，他们会用非常直白的方法解释。人们也不了解现在事情变化的速度，哪怕在美国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变化。美国内部绩效的差异非常大。德国和希腊之间的差异，两个州之间的差异比两国之间的差异还大。我们知道从教育的角度，政治家不会推出20年的规划，太长期了，人些不知道是怎么样的。谈到诉讼，有这样的信号，人们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

　　大卫·施密特雷恩：对于个别的案例，得到一些头条的关注，我们看到在宏观的状况下有两种方式。我们看一下美国的开放度，从历史的角度，还有从全面的角度看一下开放度，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国家的市场的开放程度。像贸易壁垒，是特别令人沮丧的，我们看到经济的考虑，限制了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知识产权的保护，可靠的金融体系，可靠的完善的法律体系都是非常的重要的。在各个国家进行一些了解，可能更加宏观的去了解目前这些问题它的走向，这些问题它到底未来会怎么样。这点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仅针对个别案例抓住不放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陈伟鸿：这个领域如何避免过度的贸易保护主义？让全球更多更好的发展。

　　钱颖一：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时候是发达国家在那里说应该自由贸易。而是发展中国家采取不少的贸易保护。现在是反过来，中国是九十年代开始，为了加入WTO全球化，是拥抱全球化的第一个新兴市场国家，而且现在是这个趋势发展中的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对自由贸易的理念和实践更加强有力的推动者，这确实是跟这个十几年，二十年制造业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有些服务是不好贸易的，所以现在趋势的转变本身很有意思。中国在里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推动全球的贸易的自由化。

　　政治家是为了很多考虑做一些事情。现在自由贸易的理念至少是经济学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不仅在企业家，包括在政府的层面，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层面，深入人心。即使是在发达国家，如果排除政治噪音，看主要的企业家，绝大多数的行业，包括工人等等，这个理念应该说是世界的趋势。很难阻挡。

　　陈伟鸿：自由贸易的趋势恐怕是我们在全球化的发展道路上的发展的旗帜，我相信未来大家会带着这样的忧思继续前行，今天我们试图和所有嘉宾一块，探求如何重构全球格局下的实业发展，我们希望找到一个路径，实业的振兴可能会带动全球经济更快的复苏。无论您带着希望与祝福也好，我们希望把您的观点留在现场，作为论坛的精采的句号。

　　杨敏德：从刚才的话题接下去说，完全是自由贸易是不可能的。还有大家都往美国推销这是一个上世纪的发展模式。这个世纪我们应该是有更多的商机，溢达以前是90%生意是美国市场的，当时的配额是往美国去的。今天有50%是美国销，其他都是新的市场。我对院长有一个要求，我们现在的学校都是很多时候像跟美国去，我们对美国的了解，我们的国际化有的时候是对美国认识最深，包括我自己。我最近刚从亚洲回来，我发现我对泰国的认识很少，对美国的认识最多，亚洲其他的国家认识不多。我们希望我们国际化的时候，对亚洲其他国家，多一些比重。包括同学们也多一些成分，让我们大家对其他的市场的了解更多，就不要关注往美国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