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晚间消息 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今日在与新浪财经的独家对话中表示，建立地方政府稳定税源为治本土地财政之道 。

　　以下为视频对话实录：

　　主持人权静：郑老师您好，很荣幸在博鳌论坛又一次跟您做这样的访谈。在博鳌论坛今年的主题之前，我们采访美国前财长保尔森的时候，他说他最关心是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您来解读十二五规划是最有权威性的，您怎么看待十二五规划当中的转变经济结构发展方式面临的诸多的难点？

　　郑新立：十二五期间，转变发展方式作为主线，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们在发展中间，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主要要靠转变发展方式来解决。如果按照现在的结构继续发展下去，没有一个大的调整，我们要实现平稳较快发展，就会越来越难。要保持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快速增长，很困难。所以要把发展方式转变作为主线，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失衡，我们居民消费已经下降到35%，我们一年生产30万亿的GDP，能拿三分之一多一点让老百姓消费了，发达国家都是拿三分之二让老百姓消费，这说明我们的宏观效益比较低，所以十二五最大的调整就是要从GDP的使用结构里拿出一大块来，让老百姓消费，减少出口和投资的比例，就是降低投资率，提高居民消费率，这样才能走上依靠内需来持续发展的道路。

　　还有我们的服务业比较落后，服务业就业的比例现在只有34%，发达国家都是80%，服务业落后，就业机会少，另外好多服务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发展服务业也是结构调整里大的战略措施。服务业发展了，能源消耗就可以降低了，因为服务业消耗能源跟工业比，还是比较低的，对环境也不会有多大的污染，还有一条是自主创新，如果我们没有自主品牌，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我们经济发展很快，产生的利润很多都流失了，因为谁掌握了知识产权，谁就掌握了利润的分配权，我们只有掌握了知识产权，才能够把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利润更多地装到中国人口袋里，中国人才有钱买东西，才能够扩大消费。这三个难点，都必须通过发展方式的转变来解决。

　　主持人权静：刚才您说的这三个难点是现在特别突出的三种现象或者原因，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也在讨论说如果我们追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不是说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后面也会有一些制度性的障碍，比如说很多人认为是不是政府掌握了过多的资源，在经济结构的转变当中也会有一些问题，是否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先从调整政府的职能做起？

　　郑新立：发展方式转变要靠建立有利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通过改革来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改革第一位的事情还是要优化资源配置，就是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让市场来优化资源配置，政府掌握一定的资源，对资源的配置，可以起到引导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要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怎么能够在短时间内发展上去呢？政府的资源可以起到诱导的作用，谁投资这个领域，我就给谁优惠的政策，包括贷款贴息，资本金的补助等等。这样政府的资源和市场的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政府的改革就是要管好规则的制定，当好裁判，搞好市场规则，比如说现在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把政府自己要干的事集中干好，凡是市场能够解决的事，政府不要去管，交给市场就行了。政府职能的调整和政府机构的改革，会成为转变发展方式，转变所需要的改革中间的一个重点内容。

　　主持人权静：我们看到今年博鳌论坛的议题，除了十二五规划之外，还有一个更加新颖的题目，可能更加细节，但是热度确实非常高的，就是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井的问题，不知道郑老师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郑新立：中国去年人均GDP已经超过4千美元了，现在这个阶段可能是最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井的阶段。我们只有通过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够冲出中等收入陷井。按照世界银行定的标准，中等收入的最高线是人均GDP是11000美元，只有人均GDP再翻一番半，进入高收入国家，才能够走出中等收入的陷井。这可能需要15到20年的时间，人均GDP再翻一番半或者翻两番，在未来15年到20年能够保持前30年的增长速度，，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使我们走出中等收入陷井的关键，现在还很难讲我们能不能走出去，取决于十二五期间发展方式的转变。

　　主持人权静：接下来想问您两个更加热点的问题，一个是通货膨胀，另外一个是楼市的调控。说到通货膨胀，每一次新的数据出炉，大家都觉得某种程度上超出了大家对通胀的预期，尤其这个数字是什么样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感受可能更加强烈一些，您怎么看当前中国的通胀压力跟相应的货币政策？

　　郑新立：一季度的CPI是5%，应当说5%是警戒线，超过5%，说明通货膨胀已经比较严重了。现在跟80年代、90年代不一样，90年代我们最高的时候，1997年通胀率达到24.1%，那个时候我们采取了综合性的措施，最后实现了软着陆。这次的通胀跟那次相比，当然是低得多了，但是5%也是经济发展会带来很大负面影响的。这次通胀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的，它是输入型的，它是成本推动型的，所谓结构性，第一是食品价格，去年上涨最厉害的时候，食品价格的上涨占到70%多，第二是房价，房价的上涨占到百分之十几，这两个因素占到整个CPI上涨因素的92%。说明这次通胀的特点是食品价格和住房价格，食品价格里重点又是蔬菜的价格。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从增加供给入手，不是从收紧银根入手，因为这两个产品之所以价格上涨，还是供不应求，是供给不足。怎么样增加供给呢，就是要大规模地搞菜蓝子工程，因为菜篮子工程我们90年代在那次抑制通胀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现在过了十几年，很多菜地变成楼房了，所以在城市郊区建新的菜地，现在大城市70%左右的菜都是靠长途的运输来解决。一般来讲大中城市蔬菜在本地的自给率达到50%到60%比较合理。第二是房价，主要是我们通过  保障性住房供给的扩大，今年一千万套保障房住房能够按时投产和竣工，在二三年时间建3500万套保障房，对城市房价的上升起到重要的抑制作用。

　　第三输入型通胀，主要是铁矿石、石油、大豆、棉花，这些大宗的进口物资，价格上涨了40%到50%，这是我们难以承受的。对国际商品价格的上涨，虽然我们进口量很大，世界第一，但是没有发言权，对它的价格没有定价权。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就是要通过扩大海外投资，建立海外稳定的能源、资源的供应渠道，现在我们外汇储备这么多，我们可以利用外汇到海外拿到更多的资源勘探权、开发权，包括到海外土地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去买一些地，我们自己种大豆，种国内需要的农产品做运回来。这个事不是短时间能解决的，现在要很快着手来做这件事。

　　主持人权静：刚才说的短时间不能解决的，可能是通胀的根本性的原因，如果我们来看短期更有效的措施，是不是就是直接从货币政策上入手？

　　郑新立：货币政策对抑制通胀是一个基本的手段，因为价格本身本身是货物流通量是分子，分母是整个商品的总量，商品总量，货币多了，相同的商品价格就要上涨。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价格的心理预期，如果说大家都觉得未来经济前景很好，价格不会上涨，每个人都按照正常的消费，正常的购买行为，价格很平稳地过去了。如果产生了恐慌心理，本来不该买的，要提前买，我们13亿人会产生同步振荡效应，这个振荡效应不得了，每个人都买一件东西，可能会抬高了价格，所以要对涨价的预期进行科学的管理，每个老百姓要以平常的心态对待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