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10年度观察家年会”于2011年1月15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宋晓梧在演讲时表示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15年。

　　以下为文字实录：

　　主持人陈晓楠：谢谢张先生用非常详实的数字给我们勾勒出很清晰的中国能源现状。接下来让我们请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先生带来一个非常鲜明的主题就是慎提中国模式，有请。

　　宋晓梧：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刚才张国宝主任就能源这方面给了我们深刻的印象。我们率先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保持了30年来高速发展的势头，GDP超过日本，达到世界第二。同时在政治、社会、文化方面也有很大进步。成功举办奥运会之后又举办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中国软实力大大增加。回顾我们中国过去走过来的艰苦的奋斗历程，我个人希望提供一个供世界各国学习和借鉴比较成熟和完整的模式，这样中国就可以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认为现在提出过早的固化中国模式为时尚早，是因为我们实际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坦率来说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提出在十二五期间我们的工作主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觉得这个提法就发人深思，如果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完善的体系，有了这样一个模式，我们自己何必要转变发展方式。我们就按原来的路走下去算了，回顾我们30年来走过的道路，尽管我们经济发展很快，我们付出代价也是非常大。

　　首先就是大家认识基本一致就是我们在能源、资源、环境方面付出了过高的代价。刚才国宝主任已经提供了很多数据，也是刚退下来不久的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在去年中国企业家年会上提供的数据，我们在2009年大概是消耗了全世界46%的钢铁，45%的煤炭，48%的水泥和10%的石油天然气，进口铁矿石和原油(91.67,0.27,0.30%)分别占了本国用量70%了51.3%，根据张国宝主任讲的去年原油提高到45.5%，提供了不到世界8%的GDP总量支撑我国9%的GDP增长。

　　再看环境，中国人均碳排放量与人均GDP类似国家相比高很多。尽管我们在十一五期间单位碳排放量有很大进步，那么现在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美国达到世界第一。我们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承诺到2020年单位碳排放量下降40-45%，可是按照这样一个单位减排这样的量，如果我们GDP仍然保持8%以上，到2020年我们的碳排放总量将超过114亿吨，这对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个巨大的负面影响。还有其他环境污染问题也都很多，像我们众多河流湖泊鱼虾绝迹，也有不要听西方国家的气侯变暖，环境问题，那都是阻碍中国发展，我们不看西方国家，我们就看自己的国家，我们的癌症村，儿童血铅过高，重金属污染不绝于媒体，我们为了子孙后代负责，要把环境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现在不计资源环境代价，过多依靠投资、外需、压低劳动力成本、依靠仿制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再继续下去必须转型。尽管这种发展方式在特定国内发展阶段，在特定国际环境下曾经极大的促进中国GDP增长。

　　关于发展阶段问题，国际经验值得借鉴，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说了这样一段话，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成长为中等收入战略，在他们向高收入攀升的时候是不能够重复使用，如果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经济增长机制所锁定，那么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上限，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的停滞徘徊期。

　　这就是我们一个启发，各国情况不一样，但是我们恰恰是由低收入到中等收入阶段走过了，前一阶段的模式是不是从中等收入到高发展的时候路径被锁定，这也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

　　关于能源、资源、环境的问题应该说国内分歧并不太大，我觉得更应该强调是社会问题，在可持续发展，在中国的进一步前进道路上更应该重视社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去年发布了一个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报告，分析对比了世界上一些国家人均GDP4000美元左右的社会结构，这里面包括就业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社会阶层结构等等。它的结论是中国的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15年以上。另外明确的提出由于社会结构滞后，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这个结论我是完全赞成的，但是我也想补充说一下，中国的经济结构也不怎么样，中国的经济总量好，经济结构也不怎么样。比如说投资和消费的结构，一二三产业的结构，内需与外需结构不都是经济结构吗，扭曲很严重。怎么可以把分配结构还有就业弹性过低这些问题简单都看成是社会结构呢，它跟经济结构密切联系在一起，我认为中国当前问题就是GDP一枝独秀，经济规模极大增长，经济总量极大扩张，但是经济结构相当扭曲，社会关系十分紧张，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中国要重视社会问题。

　　前一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学者们、党的领导人主要注意力放到经济方面，经济这条腿长，社会这条腿短，这一点是国务院总理多次提出来的，也是肯定的。其实我们认真想想一个经济繁荣这么一个过程在中外历史上为什么会中断，是因为能源、资源中断还是因为社会矛盾中断，中国历史上汉朝文景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哪一个是由于资源环境问题造成中断。看西方，罗马帝国，苏联解体是因为资源环境出现问题吗，不是这样的。还有一个讲中等收入陷阱主要的例子就是讲南美、拉丁美洲的国家。巴西可能在座学者官员、记者都去过，巴西现在的资源能源好的很，之所以停滞就是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地区就是拉美。造成的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使有的国家停滞20年，有的国家徘徊30年才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就我们国家自己的情况来看很多资源环境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我做实际工作的问题也接触很多，看工厂大量污染，在上面造成损害草根、老百姓无力抵制，无处伸冤，闹成大规模的群体事件为止，这是社会、环境、能源问题？这是紧密联系的。当然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在改造自然过程中也增加了可能破坏自然的能力，所以我们现在对资源环境高度重视理应超过过去时代，这点完全对，并不意味着由于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繁荣中断历史不会重演。

　　中国的社会问题很多，像中央十二五建议里面提到的点到了很多，就业、医疗、住房，刚才成委员长也提到了各种关系等等。现在大家更多关注的是分配问题，在十二五规划建议里面也是浓墨重彩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关于这个问题我也写了一些文章，分配问题本身我在这里不多说了。我想强调就是我很担心我们搞分配问题在过多强调了政府的干预，这会干涉到企业内部的分配自主权。比如提出了工资增长不能低于企业的经济效益增长，企业上千万个，情况千变万化，很复杂，这个问题的提出不是一般学者提出了，是负责这方面官员提出来的。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赋予企业用人自主权，保证确定企业职工工资的自主权，不能用行政指标干预企业内部分配。同时要看到赋予企业分配自主权并不是说企业家自己想怎么给钱就给钱，不是原始积累阶段这样一个劳动分配关系。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内部的劳动报酬要受到劳资双方集体谈判制约，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很大程度上演变为不同群体社会的利益诉求能不能得到充分的表达，切身利益能不能由组织变成维护。进一步推论又演变为各类社会组织是否具有真实的维权自律行为，不同群体之间是否在法律框架下建立一个自协调的机制。应该说我们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人的关系发生很大变化，由过去的单位人变成现在的社会人。适应这样的变化，社会体制改革不断的变化和改，我们社会组织从过去基本没有，现在发展到大概有36万多个，到08年有36万多个。但是如果和发达国家比我们还差的很远。像法国，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110个，就是金砖四国里头巴西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13个，中国现在是3.2个。更严重的问题不在于社会组织数量多少，而在于这些社会组织质量不高，其中大多数的行政色彩浓厚，缺乏拥有的民间性、自治性、自愿性和自主性，自律作用不强，维权作用更差。本应代表不同阶层利益或独立协调社会事物的各类民间组织依然存在官办官管，官运作的现象表达渠道就难以真正拓宽。我们提出来政府把管不了，不好，不该管的事交给社会组织，交给市场、企业，社会组织都是官办还是交不出去。

　　目前中国下一步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对这些问题怎么办，有些人认为现在很多是之所以乱，就是政府还没有管住，管好，还要加强政府在某方面监管，加强政府在某些方面增加编制，增加人员去管。从来或者是根本上没有想到怎么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我们也说权利下放，责任分解，但是分解到地市，分解到政府各部门，最后分别成一个一个行政指标，对地方政府的考核越来越周全，考核就是行政手段，落实下去就是行政措施。

　　但是又缺乏这样一种社会组织对社会的监督，结果这些指标到底搞得好不好也是政府自己说了算，我们自己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体制基础就在与此，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关系体制与经济管理体制不配套是这样原因造成的。所以我们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是依靠更全面、更强势政府干预还是依靠更和谐、更灵活社会协调机制？这个问题侧重点不同，结局可能大不相同。各类市场主体发育之后，不能像计划经济那样用指令性计划管理。没有一个社会组织维权自律，难免各行其是，自己单独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政府面对千百万企业怎么办？也不得不加强审批，权钱交易空间迅速膨胀。

　　最近也有学者论述，说中国模式的密码或者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诀窍就在于地方政府的竞争，我不否认地方政府的竞争对于地方GDP高速增长确实起到很大作用。长期这么搞下去，如何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如何防止政府的公私化倾向，又如何杜绝权钱交易的空间。杜绝不了至少可以缩小，所以当一些学者积极为中国模式树碑立传时，我一方面被那种要让四海来贺的民族豪情强烈感染，另外方面内心又忐忑不安，隐隐觉得窃窃私喜的很可能是那些现体制下权钱通吃的权贵。

　　宋会长关于中国模式的问题你是不是论证一下，现在让我论证，中国模式已经确定，可能讲演也能拿点讲演费，写书拿点稿费，一笔权钱交易是上千万或者是上亿，我不上这个当。

　　但是我对探索中国模式抱乐观态度，不同利益群体矛盾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各自组织对话协商加以调节，因为我们党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我们的国体、政体和基本法律框架能够容纳各团体和谐共处。现在我国有近似440万个社会组织，交织计划经济时政府完全垄断社会管理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再次基础上实行政社分开，官办、官管、管运作的弊端，就可以建立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形成全面表达社会利益，有效平衡社会利益，科学调整社会利益，利益协调机制，从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协调发展。

　　社会和谐可以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持久动力，不是能源问题和欢迎问题，各社会阶层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合法诉求，来合理分享经济的发展成果，已经提高了十二五时期解决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议事日程。当中国的普通劳动者自组织能力与消费能力大幅度提高以后，经济结构得到调整，社会关系相对稳定，民主法制健全，那时可以认真讨论中国模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