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轻的电影创作群体在中国大陆蠢蠢欲动。他们试图在“第五代”电影霸权的王国里寻出一条出路，将结束中国电影一个时代的使命放到自己肩上，他们就是中国电影“第六代”。 中国的电影走到今天，在电影评论家的眼中“第六代导演”这个词可能变得越来越难以界定或概括了。贾樟柯，陆川，王小帅，管虎，张扬，他们的电影风格变得越来越多元，题材和内容也各个不同，有的依然很艺术，而有的则很商业。但是在经过与这些导演的访谈之后，我们不难发现他们身上的共通之处，那就是他们都依然怀着强烈的电影梦，依然坚持不懈的用电影这种表现方式表达着他们自己对这个时代的感受。可能他们的电影依然不是主流的声音，但是他们的存在确实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然而这些一直坚持自我风格、坚持理想的青年导演，也不得不面对低迷的票房，更不得不面对好莱坞的强势进攻。他们如何自我救赎？电影怎样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在《杨澜访谈录》第六代导演系列特别节目中为您揭晓答案。

　　“第六代”用自己的声音去表达

　　他们是一群成长于改革开放年代的人群，他们亲身感受到经济体制的转轨给中国的社会和家庭带来的重大变动，也经历了电影从神圣的艺术走入寻常生活，成为一种文化产品的现实过程。所以，他们的影片更显出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真诚。他们关注当下都市的边缘人群，也常常在剧中人物身上融入自己的经历，或多或少带有自传色彩；他们用自己的镜头真实地记录了那一代人在历史转型时期的迷茫、困惑和无所适从。

　　当电影评论家和媒体们说这是第五代导演、这是第六代导演，似乎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了某种传承和延续，当主持人问到第六代导演们，自己这一代与上一代的区别时，他们却认为上一代的人所表达的电影总是跟他们所受的教育分不开，拍出的电影里很少关注今天的现实和个人的成长，他们缺少自省的视角。而第六代导演不管自己成熟与否，都始终用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态度去表达电影，这是与第五代导演最本质的差别。

　　电影怎样改变“我”的人生

　　对于众多中国影迷来说，贾樟柯的名字已不仅仅是一个导演的符号，他是新时期某种电影文化的一个缩影。他对当下社会的直面记录、对底层人物细腻而贴切的描绘，以及平静从容的叙事，给我们带来的不只是抚慰，还有心灵的震撼和精神的共鸣。

　　从贾樟柯的出生成长的背景来看，他怎么都不像跟电影特别有缘的人，但是在采访中他透露说一部《黄土地》改变了他的人生，原本学美术的贾樟柯，一次偶然的机会观看了《黄土地》，当时这部电影对于黄土地的风土人情的描述，使得贾樟柯第一次在电影里看到了自己的生活，所以他立即给父亲打电话说要当导演，当天下午父亲坐着长途车出现在贾樟柯的面前，父亲以为自己的儿子病了，长得那么矮，怎么演电影，后来贾樟柯给父亲解释了一番，父亲抽了一根烟之后，他说：“反正你已经岁数不小了，你自己要为你的未来负责，但是你觉得你想试试，你就去试吧。”

　　记录大时代中的漂泊人群

　　作为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王小帅拥有着敏感的影像触觉，始终关注大时代背景下普通人微妙的痛感。他的电影中充满了漂泊感和故乡感，主角也大多是无根的外乡人。这来源于他本人的成长经历。1966年，王小帅的父母带着尚在襁褓中的他，从上海辗转来到贵州，成为了那个时代，数百万支援三线家庭中的一个。父母的这一决定，影响了王小帅的一生。他说，“我从小就知道我不属于我生活的地方，也知道我没有老家。童年是在无忧无虑，和看着父母担忧未来的复杂感情中度过的。”

　　“我”的成长使我关注底层

　　管虎拍摄的电影《上车，走吧》就讲述了两个进城的民工开小巴车的故事。管虎一向关注小人物的生活，同时把他们的生活真切地表现出来更是他的擅长，从《冬至》对社会底层普通小人物的关注到现在选择对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关怀。他对民工这一群体的关注绝对不是仅仅由于它是当今的热点而横空出世的。为何管虎会关注底层社会人群呢？管虎说：“小时候，父母因为一个右派，一个走资派，所以都被发配在外，从小就被寄养在邻居爷爷家，在学校里，自己是最坏的学生，逃课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打老师，八岁的时候被送进派出所，在这样的环境下， 一直跑到12岁，父母回来，所以从小也不知道如何关心别人。”他觉得单纯从兴趣和受教育的背景出发，他都有责任把机器摆到胡同里面，跟着某人进家门，而不是在外面。

　　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痛苦

　　第六代导演中很多人的作品都在国际上获奖，但却往往因为涉及到比较敏感的社会问题或者意识较大胆而不能被主流认可。这让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很长时间在国内的屏幕上只是一个传说，只闻其名却不得与观众见面，因此他们曾长期处于没有市场也不被认可的“地下状态。”而且，艰苦的环境，资金的匮乏，都使这些满怀艺术理想的年轻导演们在追求电影梦想的道路上吃尽苦头。

　　2006年， 贾樟柯凭借《三峡好人》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但这位载誉归来的导演却曾经是一位丑小鸭。他曾经为了考进北京电影学院而度过苦苦挣扎的三年岁月。起初，神圣的电影殿堂对于这个从小镇走来的文学青年来说，好像是武林至尊占领的江湖。在电影话语权依旧掌握在少数精英手里的时代，他又是怎样打开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呢？

　　做电影光吃苦还不够，要有智慧

　　电影《寻枪》与《可可西里》让人们见识了第六代导演陆川的“不凡作为”。 在1995年到1999年的4年时间里，陆川辞去了稳定的翻译工作、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毕业分配到电影厂，担任副导演和编剧工作，做了十多年的电影梦似乎正越来越近，然而，犹如一个企图爬上高楼的呐喊者，在即将到达目的地的那刻，他突然发现自己失语了。

　　在节目中陆川说，“起初自己做导演的时候，父亲还是挺不能接受的，他认为我应该先从副导演开始干。”当时有很多做副导演的机会，但是都被陆川拒绝，因为他曾经做过八个月的副导演，那一次让他见证了所有电影界的黑暗，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辛辛苦苦拍的电影被扔到片库里，最终没有公映，所以他觉得在中国做电影就是站在泥里，甚至赤脚站在冰天雪地里。但你得干出好东西来。

　　关注当下，是“我们”的责任

　　“我愿意做一个目击者，和摄像机站在一起，观看眼前的一切”，贾樟柯就曾这样描述当时的自己，作为第六代导演中的一员，他无意中给出了整个集体的解读。尽管出身背景和成长经历各个不同，各自的作品也风格迥异，但他们希望通过电影来表达自我声音的愿望却是相同的。他们坚持用镜头记录下他们眼中看到的“当下”，也在记录和表达当中完成了自我的成长。

　　让第六代导演保持着前行的动力，艰难的成长，也让他们的性格中多了一份承担和坚韧，如果说在起步的时候，他们是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发现他们之间有一种越来越强的共识在凝聚着，就像王小帅导演所说的那样，在关注中国当下，中国现实的今天，电影导演不能够集体缺位。然而只有理想和热情显然是不够的，当这些过去的游击队逐渐的登堂入室成为主力军的时候，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又处于一片陌生的炮火之中，这就是电影商业化所带来的种种挑战，他们是否能够生存下去，能否突出重围呢？

　　更多精彩，请关注7月13日、20日晚23:50 东方卫视《杨澜访谈录之第六代导演访谈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