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9日，第十一届北京大学光华新年论坛在北大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新浪财经独家全程直播本次论坛。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现场回答新浪财经提问时表示，对于批评的声音要习惯，如果认真对待这些批评的话，不至于犯那么多太笨、太低级的错误。
以下是新浪财经对话李荣融实录。
新浪财经：您好，我是新浪财经的，李主任去年说过一句话，我们印象都特别深刻，他说国有企业做得好会被人骂，做得不好也会被人骂，今年国有企业做得非常好，但是同样有批评的声音，请问李主任在今年这个时候对去年那句话还有什么样的感想？谢谢您。
李荣融：这个是批评，做得好也批评，做得不好也批评，这个要习惯。因为我们听到这些声音不是多了，我认为是少了，我看到网上绝大多数是善意的。
因为我们从计划经济走过来，听好话的多，我也问过美国那些大企业的领导，你最怕谁？他说华尔街的评论员，一个星期他就要骂我一次，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些批评的意见恰恰是提醒我必须去思考。
我想如果认真的对待这些批评的话，我想我们不至于犯那么多太笨、太低级的错误。所以我还是说这句话，我们努力干，同时还要不断的听，绝不动摇我们的信心，也绝不动摇我们的目标，谢谢大家！
新浪财经讯 2010年1月9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北京大学MBA联合会承办的第十一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隆重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是“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新浪财经全程直播本次论坛，上图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演讲。
张维迎：一年前这个时候，我们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不知所措，我们很着急，着急的上火。今天我们看到在过去一年里面GDP能包括8%以上的增长，所以说欢欣鼓舞，我们总算松了一口气。但是在这个时候我特别想到中国古人的一句话，乐极生悲。有人可能认为我们是虚惊一场，我们仔细考虑了一下，这一场虚惊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过去，刚才在上台之前收到一个短信，其中有一句话很有意思，跟猪八戒讲：“八戒，别以为你站在路灯下就是夜明珠”。所以我要讲的问题，就是如何防止下一次经济危机，这个我想不危言耸听，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说我们会不会有下次危机，而是说下次危机的时间会在什么时候？严重程度有多大？
关于中国的情况，中国是危机的原因，但是没有中国的话，这次危机可能和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简单地说，就是中国经济进入世界之后，势必改变了世界的生产成本、经济结构和政策效果。但是中国的这种影响力并没有被各国政府，包括发达国家和中国本身充分的认识到，打一个比方，就像火车上又增加了一个火车头，所以速度由原来的120公里变成300公里了，但是我们所有的信号系统，我们所有司机脑子里面的概念，这个火车仍然是按照100公里的速度在跑，这样的话，我们想像一下它就会出问题。具体来讲，比如我们看到全世界没有通货膨胀的时候格林斯潘认为这次经济可能要萧条，所以他就放松信贷，降低利率，而事实上这一切恰恰是由于中国的进入，成本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来应该在一个没有通货膨胀甚至是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发展的。
再看一下我们应对危机的措施。全世界各国应对危机的措施恰恰是这次危机产生的原因，我们不仅是低利率，而且好多国家变成了零利率和大规模的信贷扩张。我们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中国我们进行了世界货币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实验。我们看一下30多年的情况(PPT)，蓝色代表固定资产的增长，紫色的代表货币的增长。30多年里面，货币的增长除了1989年之外没有任何一年信贷的增长超过2009年，而且大家知道89年之后我们出了什么问题。我们进一步看到，在过去10几年里面，信贷的增长速度一般都在10%到20%之间。我们去年到11月份增加了33%。
如果我们看投资的话，除了1994年的投资高增长之外，还有一个就是1985年的投资高增长，没有任何一年的投资增长超过今年的增长，今年是30%多。前面都是在经济相对疲软之后的增长，而这次的高增长连续多年之后仍再继续增长。如果我们看一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在70年代后期只有26%左右，之后我们在上升，但是从2004年上升到40%之后，2009年达到了71%，这也是没有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有过这么快速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如果我们看一下信贷对GDP的比例，在过去30多年里面，大致都在0.8到1.2之间，最多的时候也就是1.17，但是我们在2009年1到9月份突然之间上升到1.79，最后翘起了一个尾巴。所以我说我们进行了人类历史上货币规模最为巨大的一次货币政策的实验。
这些政策有什么长远后果？世界上的事情没有那么便宜的，猛药之后肯定有不良的反应，有两种可能性诱发经济的宏观问题，一个就是通货膨胀，导致通货膨胀预期之后，政府肯定会采取紧缩政策，下一轮的萧条就来了，另一种可能是因为不良的投资导致银行信贷不良积累，由此由于金融部门引起的一些经济危机，这是两种可能的情况。
其实我在想，如果我们2009年的经济GDP的增长不是8%而是6%，那么我们未来的日子是不是可能更好过一些？
另外看我们的出口导向，我们对出口的依赖也是太大，如果要继续维持比较难，过去30年来，平均我们投资的增长是GDP的1.5%，现在看到2007年在全世界大的经济体当中，只有德国出口占GDP的比重略微超过中国，中国是37.5%，特别是39.9%，其他的国家，美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加拿大全部远远低于中国。我们在过去几十年的外汇储备情况，这是30多个国家外汇储备，日本和德国实行工业化的阶段和中国是90年到2009年，日本和德国外汇储备在高增长期占美国GDP的比重，德国平均不超过5%，日本是0.5%左右，但是我们看一下中国在2000年之后的情况，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占到相当于美国GDP的12%，德国和日本都从来没有超过2%，我们现在占到了12%。
看一下外汇储备占本国GDP的比重，德国和日本在高速成长期都没有超过5%，而我们现在超过了自己GDP的50%，也就是德国和日本高增长期的50倍。过去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无论是什么样的政策，现在我们的出路何在？很简单，就是开拓中国的国内市场。
国内市场的潜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看一下中国31各省市自治区，如果当成一个独立的国家算，广东的GDP排在世界的第18位，相当于土耳其的三分之二，大于波兰、印尼、比利时和印度。第三位的山东都大于挪威、意大利、伊朗、丹麦和阿根廷。第四位的大于委内瑞拉。第五内的河南大于芬兰、泰国和葡萄牙。我们最小的经济体是西藏，但是它还大于蒙古国。全世界发达国家加起来人口占世界总数的18%，而中国一个国家的人口占到了世界的20%。233年前亚当斯密就讲到，中国的市场比所有欧洲国家加起来还要巨大，可惜我们一直没有很好的开发这个市场。我想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们能不能防止下次金融危机？或者使下次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不那么大，就看我们多大程度上开发好我们国内的市场，也就是能够用国内市场的开发吸纳那些多发出去的货币和那些过度追加的投资。
现在的一个问题，开发国内市场究竟有些什么障碍？为什么中国开发国外市场很勤快，开发国内市场这么懒惰。由于时间关系，只给大家点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所有制结构不合理，第二就是产权制度脆弱，第三城乡市场分割，第四是行政主导经济，五是人民币汇率。居民主要靠劳动收入，资产性收入太少，所以在GDP当中居民收入的避重就比较低，既然供给了就不能变为可持续的需求，本来是供给创造需求，不是需求创造供给，但是我们现在的供给，我们创造的这些东西保护起来都在政府部门和一些企业部门。
好多人都说中国人不消费，是因为中国人喜欢储蓄，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居民储蓄率比印度还要低，而我们看一下过去10几年里面我们的储蓄上升不是由于居民储蓄，居民储蓄在2007年的时候和1993年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真正变化的是企业的储蓄和政府的储蓄。马局长刚才讲到了消费，政府还有一个问题，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的比重，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政府消费的比重在不断的上升，居民消费的比重在下降，在1989年的时候居民消费占到了80%，这个变化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说如果我们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开发国内市场的麻烦就可能比较大。
产权保护太弱，开发国内市场不是靠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是企业家精神的基础产权，如果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这个行政权就大于产权，国内投资的办法来保护自己，没有心思来开发。在这里面要特别提到一点，山西煤炭的整合，写了一些非常不好的示范，如果这种继续扩展的话，过去30年形成的好多关于产权的概念都会受到严重的毁坏，对于企业家开发国外市场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不仅是煤炭行业的问题，这是所有中国企业家都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所有中国的政策应该正确的认识到不按照法律，违反产权规则的做法，侵害的是这个国家，侵害的是企业家开拓市场的这种积极性。还有城乡风格，城乡和制度性风格是中国的特色，我想特别是土地的流转，对开拓国内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土地的转化会创造出一批类似中产阶级的人士。还有我们应该彻底的废除城乡的户口制度，但是速度还不够，如果不存在城市人和农村人概念的时候，没有城市户口概念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化就会更快的实现，我们的国内市场，我们前面讲的占世界20%人口的市场才能真正有效的开发。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行政主导，行政主导必然导致地方保护主义，所以这个很不利于统治者的职权，不利于区域优势的发挥，所以下一步怎么真正实现行政部门的主导权，对开发国内市场非常重要。所以企业过分依赖于出口，出口市场更赚钱。因为人民币升值的话应该是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家开发国内市场的积极性，人民币升值了也可能创造财富效应，使大家更多的消费，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觉得突然之间富多了。还有一个就是人民币升值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增加消费需求。
如果由于贬值中国的外汇储备损失了20%，但是换来了我们中国经济更好的发展，我想就等于用废纸换了有用的东西，是值得的。这个如果我们中国现在不解决，未来我们面临的问题不仅是跟美国的矛盾，而且跟日本、欧洲和所有的国家都矛盾，因为你挂着美元，跟美元挂钩，意味着美元贬值你就要贬，这些全世界的货币都在贬，全世界其他的国家也不会轻易的认同你。
总结一下。唯有开拓国内市场才有希望缓解下次危机的严重程度，唯有国进民退，健全产权保护，推进城乡市场一体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人民币升值，才有可能开发好国内市场，谢谢大家。
新浪财经讯 2010年1月9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北京大学MBA联合会承办的第十一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隆重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是“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新浪财经全程直播本次论坛，上图为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奇帆演讲。
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世界是可以重组的》，这是在聊天时谈到“世界是圆的”，“世界是平的”时候说的一句话。最近《财经》杂志的记者来采访我，对此也作了一个应答。今天，我借这个题目要讲的是，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整个世界更多地依赖重组摆脱困境；在世界金融危机以后的阶段，更要多依赖重组的思维来抓住机遇。
什么是重组？
重组实际上就是对各种资源要素进行重新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从哲学上讲，事物的发展无非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运动，任何事物的运动都离不开一定的条件。重组就是改变条件，条件改变了，事物运行的轨迹就会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改变条件的行为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重组。其实，改革和创新就是对条件的改变，因此它们也可以视为重组。
重组的目的有哪些？
作为管理者、企业家、或者政府官员，我们为什么要进行重组？归结起来，我认为主要有五点：
第一是为了获得超常规发展。即迅速扩大规模、占领市场，获取战略性机会，实现超常规发展。
第二是为了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某些问题或许由来已久，传统的方法不能解决、堆积至今，那就可以考虑运用重组的思维。
第三是为了解决广泛存在的问题。某些问题广泛存在于各个企业、各个地区或者各个国家，对于这类普遍却又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通过重组加以解决。
第四是为了摆脱困境和危机。不论是经济危机、企业危机还是社会危机，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有时候就需要通过特殊手段予以摆脱，这就需要重组。
第五是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在新的时期、新的阶段和新的条件下，想要取得新的突破，保持竞争力，就需要用改革和创新的思维，也就是涉及重组的思维去想问题。
重组的方法有哪些？
谈到重组的方法，基本上有以下五种。
第一，边界调整法。任何企业都是在一定边界条件下运行，调整边界往往能改变企业的运营环境，实现优劣的转换。比如，计划经济下国有企业普遍存在冗余人员多、负债率高、社会负担重等问题，一个企业可能有90%以上的负债率，50%以上的冗员，还承担着各种社会负担，这样企业的经理肯定不好当。而朱总理在上世纪90年代的企业改革，实际上就是对边界条件的调整，通过实行下岗再就业、消除企业冗员、债务剥离等，使企业重新焕发活力。实际上，国企边界条件调整后，许多优秀企业家才能脱颖而出。刚才李荣融主任讲到的近十年国有企业的伟大成就，应该就是90年代中后期国家调整国企生存边界条件以后产生的效果。
第二，资源优化配置法。即在市场原则下，通过资源的重新优化配置，提高各种要素利用率，取得更大收益。我们很多企业间的强强合作、或者强弱兼并，都是调整资源配置的结果。
第三，利益分配法。简单地讲，就是切蛋糕的方法，通过改变利益分配方式或者分配比例来进行重组，提高效率。利益蛋糕本来是这么分配的，现在为了新局面和新目的，把这个蛋糕重新调整，以后形成新的分配格局。
第四，机制变革法。就是对企业内部或者系统内部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重组不仅需要外部条件的改变，同样需要对内部机制体制优化。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实现上市、社会或者事业单位改制等，都属于这一类重组。
第五，管理和措施调整法。比如对不适应的管理层进行调整，启用懂市场、会管理的企业家或职业经理人，对管理方法进行更新；或者出台新的政策措施，调动各方积极性，促进企业规范高效运作。
重组需要把握的原则
在实际的重组过程中，我觉得还需要把握一些至关重要的原则。
第一是选择恰当的时机。重组需要外界条件的支持，而外界条件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需要选择正确的时机。否则，重组机会可能稍纵即逝，不仅会导致成本大大提高，效果也可能适得其反。
第二是选择恰当的合作对象。重组不是群众运动，它涉及权利和资源的重新分配，是有实力有资源的对象之间的合作，合作对象的选择关系重组的成败。无论是竞争对手还是战略伙伴，重组中都需要默契地合作，推进重组的顺利进行。
第三是坚持多赢的原则。重组会涉及多方主体的利益，而实施过程则应该是利益均分，实现共赢。比如某一原股东退出，债务人不能过分赖帐、债权人要适当让步、要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各主体之间应该坚持共商协商，必要时共同妥协，各退一步，然后进一步做大蛋糕实现利益多赢。
第四是要依法，依市场规则，依公平正义原则办事。重组涉及利益调整，绝不能搞损人不利己或损人利己的事。
第五是要适可而止，量力而行，防止出现解决一个危机却引发了一个更大的危机。
危机背景下，重组助推重庆经济的发展
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拯救各种金融企业，这些都涉及重组的概念。我们国内的社会改革、企业改革、经济改革也和重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此，我这里想讲讲重庆政府在金融危机中所做的一件事，这是和重组有关的案例，也是和世界经济格局调整有关的一件事。
在金融危机中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危中有机，危机中往往产生技术革命，会带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成果，这种技术革命帮助我们走出困境。现在大家说金融危机中的技术成果，大多讲到低碳经济，讲到新能源等等，但是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新技术就是信息产业的革命性发展。
由于集成电路的技术进步，一个笔记本电脑的功能比20年前的巨型机还多，这是集成电路的发展产生的效果。面板显示屏替代彩管波壳这样的显示系统，使得台式PC机都可以变成薄型的笔记本电脑；同时，基于无限上网技术的普及运用，电脑上网可以像手机一样使用，而不再需要拖着尾巴用光纤电缆。
众所周知，金融危机冲击的产业较多。但是对于笔记本电脑市场，其不仅没有萎缩，反而年均增长30%。据预测，2012年，世界笔记本市场将会达到3亿台以上，相对于2008年的市场将增加1.5亿台左右。这个认识是世界电脑巨头的共识。在这种背景下，重庆市政府顺应“台式PC笔记本化，笔记本手机化”的潮流，当机立断，迅速行动，我亲自到硅谷跟惠普的总裁讨论，较好的抓住了危机中的发展机遇，2009年成功引进了惠普3600万台笔记本产业基地项目，这个基地不是原有的在沿海分布的1.6亿台转移到重庆来，而是新增的1.5亿台的一部分。
惠普是全球笔记本电脑最大、最重要的企业，在现有的笔记本电脑市场份额中，它约占30%，在新增的1.5亿台市场份额中，它当然想再囊括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为此他确定在重庆搞个3600万台的笔电基地，他们自己只负责设计销售，把生产制造外包给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等台湾企业。这些企业到了重庆当然也不会只为惠普一家代工，他们也为其他的电脑品牌代工，这样一拖三，三拖六，最终在重庆将形成8000万台的产能。
重庆能够成功引进该项目，具有五个积极的意义。
一是有力推动地方经济快速增长，调整了产业结构。在未来三四年，重庆能够成功实现再造一个现有工业的梦想。2008年重庆的工业销售值约为8千亿元人民币，而在惠普、富士康、广达和英业达等企业零部件加整机全面投产后，将会产生7千亿多的销售值，再加上打印机等配套就会带来8千多亿的产值，几乎再造一个重庆工业。推动信息产业占比超过35%，有效提高了轻工业、电子工业以及高科技产品的比重，调整了重庆原有“傻大黑粗”的产业结构，推动了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
二是西部一般比较闭塞，产业外向度不够。整个中国大陆每年25000亿美元的进出口额，中西部地区只占很小的一块，重庆在2008年全部的进出口仅100亿美元左右，但是这个项目完成后进出口额就是1千亿美元，会使重庆成为西部的开放高地。
三是产业带动力大，不仅是工业发展，还会带来航空物流、铁路公路运输、贸易结算、第三产业的发展。
四是调整了重庆的劳动力就业结构。这个项目要吸纳40万人就业，主要是信息技术背景的大学生和蓝领工人。重庆几十所大专院校，包括中专职业学校，可能培训人员的结构都要调整。
五是缩小了东部和西部之间信息产业的差距，2008年1.6亿台笔记本电脑，中国大陆地区生产1亿台，基本分布在沿海，东南亚和印度生产五六千万台，未来新增的8000万台分布在重庆，重庆就会成为中国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基地，同时也是亚洲最大的一个基地。
为什么惠普项目就可以产生如此积极的效果？归根到底，可以认为是重组的效果。重组的思维方式、重组的模式吸引了跨国公司入驻重庆。
第一，重庆这个项目，既不是简单的加工贸易梯度转移，也不是中国沿海劳动力成本、资源要素成本上升而导致的产业转移。而是在危机中，用重组的思维把握住了深化改革的机遇，用重组的手法有效调整了笔记本电脑市场的全球格局。重组化危为机，帮助重庆受益。
第二，在金融危机情况下，在油价、物价、运价飞涨，世界变得不再平了，跨国企业竭力寻求何处加工才能降低成本。相对于沿海，重庆的物流成本是一种劣势。重庆与沿海之间的距离2000公里，来回4000公里，若采用沿海水平分工的加工贸易模式，不管重庆的要素成本多么低廉，税收政策多么的优惠，进项物流成本还是做不到。所以，通过垂直整合的方式，一方面，通过整机销售企业带动零部件生产企业的进入，或者零部件生产企业延伸生产整机，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本地物流产业，这样便形成了协同效应，强化了地区的竞争优势。
第三，该项目重组了加工贸易的价值链。现阶段，中国净出口2.5万亿美元，其中加工贸易约1.2万亿美元。但是，加工贸易过程中的设计、销售、物流和金融结算几乎都不在中国，我们只是处在“微笑曲线”的最低端，通过加工和代工的部分，赚取加工费。事实上，每一年结算中心流失的财富要比加工贸易代工的收入多得多。在引进项目时，我们考虑到这一点，就申请设加工贸易结算中心。历时三个月的讨论，重庆结算中心于2009年9月份成立，10月份正式运转，使跨国公司在整个亚太地区的1千亿美元结算额逐步放到重庆，从而引导中国大规模加工贸易结算价值财富的回归。
重组延伸产业链，加强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互动
结算中心的设立，其核心作用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结税。结算税收，包含印花税、交易税、版税等。1.2万亿美元的加工贸易，一个月有几千万美元、一年就有几亿美元的税收结算，本来这个是在国外结算，流失掉的财富，现在到重庆来了，回归国内。
二是结汇。几百亿美元的一个帐户，一年进进出出，对于银行来说，哪一家机构拥有这个帐户，一年就多几十亿元的中间收入。
第三是结人。几千个乃至上万个高级会计师，年薪几十万，这样的高级白领分布在香港、新加坡的写字楼里，而在国内就比较少。结算中心的设立，有利于这方面优秀人才的引入，进而提升人才队伍的水平。
结税，引导价值财富的重新分配；结汇，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中间业务的发展；结人，引导精英人才队伍的建设。从某种角度讲，跨国公司结算中心在哪里，哪里就是金融中心。结算中心的成立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进而促进重庆长江上游金融中心的打造。
话又说回来，重庆为什么能够做成这件事情呢？这就需要回头再说前面提到的有关重组的观点：一是重组需要认清形势，把握机遇，需要当机立断；二是重组是有实力有资源的人的一个有效组合；三是重组讲究级别对称，在一定层面上，重组不是参谋长的测算，而是领导者的决断。惠普这个项目是垂直整合的典型案例。既有边界的调整，也有利益的重新分配，多种方法综合使用，优化了资源配置，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益。
而且，在这个项目的推动下，重庆开创了两大先河。第一是中央支持重庆搞7平方公里的出口加工区。国家给予的这个边界条件，有力的帮助了项目的成功。第二是国家有关部门支持重庆境内企业法人开设离岸金融账户。
此外，离岸金融结算是一种改革创新，加工贸易不同于一般贸易，进出口数量巨大，应该是像新加坡、香港那样打包结算。我们需要做好的是监控，做好的是游戏规则的制定，从而实现在降低繁琐程序和流程的同时，规避骗汇逃汇的状况。
最后，概而言之，边界条件改变了，运动的方式和趋势就会发生变化。惠普这个案例说明了我们整个世界产业布局结构调整，价值链的结构调整，整个水平分工和垂直整合模式的调整，这三个调整都重组。
世界是可以重组的，这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聊天时的一个说辞。它是一种世界观，一种哲学观，也是一种方法论。重组引导我们摆脱困境，也可以帮助我们在金融危机以后抓住机遇，使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社会能够更快的发展。
我就讲这些内容，谢谢大家！
新浪财经讯 2010年1月9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北京大学MBA联合会承办的第十一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隆重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是“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新浪财经全程直播本次论坛，上图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演讲。
李荣融：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很高兴张维迎院长邀请我到这儿来，能够有机会跟大家交流和探讨。
今天的题目是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院长给我的定位也很明确，因为我是一个“特色机构”的领导，所以我想还是定位到这个上面比较恰当，我也是想讲三点。
第一个就是说说美国这次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应该说对于我们中国的经济影响也是很大，中央企业到底做得怎么样？我们说有三句话，经历的过程不平凡，所做的工作不简单，取得的成绩也不容易。当然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不是一年，是多年的积累，使这场恶战当中见效了。因为我们心里很明白，大企业的责任非同一般，按照我的观点，美国这次的问题主要出在大企业，大企业出的毛病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经过，甚至于影响世界经济。所以大企业的作用正面是大的，负面也是大的。因为一个大企业背后有一大群的中小企业支撑着，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竞争的结构，大企业离开了中小企业也很难生存。返过来，中小企业没有一个优强的大企业为龙头，它的生存总是飘拂不定的。
所以通过这个回合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所做的事经得起这次恶战的考验，我们发生危机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进入市场，我个人认为，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没有比号准市场的脉搏更重要的办法。所以我要求我们央企的负责人亲自带队下市场，因为市场不明，在这种波动性的时候更需要你清晰的判断。如果是上升型的，我认为比较好做，如果是明确往下走的也好做，但是这么大波动的时候，领导不亲自下市场不行，效果也见到了。
要说中石化大家知道，它供应的原来都是大户，但是这次金融危机，他们通过调查市场以后没有放弃高端的小户，许多原料我们是进口的，进口的这部分价位是高的，量是少的，原来我们做得很少。所以这次他们亲自做了调研，得出了结论，首先把这块市场抢回来，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还有一个案例就是我们神华集团，神华集团现在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煤炭企业，他们200万吨煤的死亡率已经低于0.06%，他们也是供大户，但是危机中的调查，他们改变了方向，下户的市场也要，用这个来调整自己公司的管理机会，来满足这样的市场。所以有丢掉的，也抓回来的，这来自于市场。对于市场没有准确的判断，难以有决策的正确。
第二个就是加强了现金流的管理。我认为在前景不明的时候，没有比捂紧钱袋子更重要。所以在2007年底，我们央企负责人会议上我就提出来要捂紧钱袋子。到08年4月份我们召开视频会议的时候，我就说我们要储备两年的钱，即使不开工我也要发出工资，因为谁能熬到最后，他一定是胜利者。我们有教训，刚才厉以宁教授讲了资金的结构，一个简单的道路，如果银行自己感觉要死了，他首先要让你死然后他才死。
因为我们有一个企业，运行得应该说还可以，不是说太差，但是负债率比较高，那个时候他是87%，一有风吹草低，银行一听说这个企业有点问题，就把他的资金缩了，这家银行缩贷款，说我也不能仅仅让你缩，到最后我就拿不到了，到最后大家一下子把这个企业缩死了，所以最大的变化，就是你的现金流一定不能断，一断的话就必死无疑。
所以雷曼兄弟公司他们在国会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我是唯一不被拯救的？有人救他们一把的话他们不至于死，因为从企业的眼光来看的话，为什么要走到这一步呢？你要叫人救就是看人脸，人家愿意救就救，不愿意救你就不救。但是作为企业自身，特别是我们大企业，你千万不要走到那一步，因为你背后绝不是你这一个企业的规模。就说我们东方汽车，它在湖北地区的中小企业164家，我们一个中国铁路工程公司职工20多万人，但是它用的农民工有180万人，所以他们一垮台，有180万人下岗。所以在我们前景不太明朗的时候，我说没有比捂紧钱袋子更为紧迫的。
在这种大变革的面前，大变动的变化，是我们基本功的大检阅。平时企业的基础，在这个时候就要发挥作用了。我们首先做的就是强化风险管理，这是我们的教训，不是说我们一直做得很好，我们做错的事不少，我上来以后第一件事大家很有印象，我们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我处理了五年，但是处理的手法是用市场化的办法，现在应该说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但是当时要处理谈何容易？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规模在我们央企来说太小了，但是它的影响是太大了。因为它是一个上市公司，实际的股民不仅在新加坡，更多的在美国和加拿大，光去做股民的工作就花了不少的时间，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必须把风险的管理放在前面。所以我们2006年6月就启动了风险全面管理的指引，要求中央企业建立全面风险管理的体系。所以在这次危机当中显现出来了，没有发生美国这些大企业出现的大毛病，至今没有一个企业倒闭。所以在我们管理当中，基本功不能偷懒，偷懒了一定会被惩罚。
第二就是讲成本，说实在的，在市场上的竞争，背后就是成本。别看我这个老总坐在前台谈判，谈判的背后全靠你们，你们的成本降得下来我就谈得赢，你要降不下来，我很难赢。所以从国资委成立之日起，我们对企业的经营业绩考核有四项指标，其中一项就是成本。所以在这次危机当中，应该说也显现了出来。当然我们还做得不够，因为我们降的余地还不小，可以说我们要像王永庆先生那样，他没有太多的道理，就是每年给我多加20%。所以同样我们石化企业，所以我要请我们的中石化，尽管它在世界五百强排名是第九位，是中国企业最好的一位，但是一对比差距太大了。他们的人说我们周围都是黄金(1156.40,17.50,1.54%)，王永庆先生做批示，16开的纸它一分为四，然后在四分之一上做批示，企业必须这样，你才有赢的希望。
第三就是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要提高国有资产配置效率必须重组，必须调整。原来批评比较多的是国有资本的效率太低，就是到了国资委，一个轻工的企业亏损了，工资都发不出来，另外一家我们建材，有市场但是没有制造的能力。就是这么调整重组，还有不少老同志写信来跟我说不能调，你说国有资本效率会提高吗？这不可能，所以必须加以调整和重组。
第四方面就是加强研发，穷的时候说实话，你说加强研发，首要的是要解决市场，要赚钱。但是我们现在这些不是小企业，大企业是一艘航空母舰，不能沉，沉下去是起不来的，
所以在这场危机当中，应该说我们经受住了考验，分管我们的副总理在上说，中央企业的生产经营形势好转，为我国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我可以这样说，我们中国重大事件的背后都有我们中央企业，我们没有太多的宣传，因为这是我们大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你要回顾的话，从雨雪冰冻灾害开始，爬在电线杆上敲冰的是我们中央企业，我们南方电网组成了264支突击队，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组成。因为电线杆的塔放的位置往往是人到不了了的地方，平时感觉不到，到了雨雪冰冻灾害的时候就不简单了，没有这样的精神不会这么迅速，一个月之内全线恢复。
所以我跟美国的一些领导交流意见的时候我也说，你们美国人做不到，美国总统能动用的就是军队，中国除了军队以外还有我们中央企业。在地震灾害当中，第一各多大的救灾队伍是我们中央企业，我说军队要有命令，但是中央企业的地震就是命令，映秀镇发出的第一个电话是我们青年人组成的突击队连夜爬上山去，第一批救灾的飞机是我们，我们的人一样损失惨重，光电网损失就将近百亿，我们三家电讯的损失也不小，但是救灾是我们的责任。把老百姓能够平稳的安定下来，我认为就是一个贡献。
所以我们央企可以说在这些上面都是默默无闻的，到奥运会办完了，我给中央一个报告，我跟美国一位大企业的领导也这样说，他说你们奥运会很好，我说你知道奥运会背后的故事吗？他说你说说看，我说你看，要保证用电，你不能说停一秒钟，一秒钟不等人，我们的电是从内蒙送到北京的，十个电线杆，六个人，不是没有人破坏，是有人破坏的，需要确保万无一失，有将近两万多人参与，美国做得到吗？欧洲也没有做到，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看足球，08年欧洲杯最后决赛的转播还断了两次。鸟巢同时云集了几十万人，我们的3G手机刚刚开始运行，当时我们的接通率是99.67%，世界上所有的大运营商全来了，不得不承认我们是一流的。大家看放的焰火，先是看到脚印，后是看到奥运的五环，放礼花好放，放上去风一吹东边是花，西边也是花，但是要把脚印打出来，要把五环打出来，那是需要有水平的，因为五环不是一个平面，是一个斜面，如果平面的话看出来是椭圆形的，需要有一个斜面放出来才是圆形，五环打出来的高度是不一样的，礼花的炮车是我们兵器工业做的大炮，一辆礼花车32根炮管，每根炮管的误差不大于0.1度，这就是水平，这些都显示了我们的综合国力。整个安保系统是航天科工，整个票务系统也是，基本上没有误差，特别是开幕式和闭幕式，包括这次欧洲杯在乌克兰，他希望我们去，因为安保系统不好做，60周年的阅兵，所有的装备全部都是中国制造，图像、声音传递也是世界上一流的。
第二我想讲讲今天的话题和我的观点。就是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的经济，我也是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的，就是我今天的讲话标题，要提高核心竞争力。我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判断，我们企业的竞争是在更高层次上、更高水平上更加激烈的竞争。因为世界上每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往往都是都会带来最大的调整，国家之间的定位也会因此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他们在管理上不输我们，技术上比我们强，如果把它的弱点削弱了，它的竞争力比我们强，我十分佩服丰田这个企业，08年它也遇到了应该说最光荣的一年，因为它也不错，产量是世界第一。但是它也很耻辱，在这个企业70多年的历史上第一次亏损。但是给了它机遇，它现在下决心改革它的管理架构，原因是效率还不够高，对市场的反应不够灵敏，我看报道的时候我说肯定要出问题，在美国汽车市场上的销售，福特跟通用一个月销一半扣一半，放一半，丰田是销70%，留下30%，一个月可以，连续6个月就不行了。
潜力最大的一个市场是在中国，大家都看到了，未来市场在哪儿？就是在中国。我们好几个企业已经碰到了，我们在招标竞争当中输了，我们想像不出他们会出这样低的价格，那么都是很大的跨国公司，所以我说要赶紧转变观念，因为未来最大潜力的市场在中国，所以他们要进中国市场，可以亏损做，但是首先要进入市场。我们一个企业两个订单都亏了，因为我们自认为我们的价格有竞争力，没有想到他们出这么低的价来中标，现在不是一个企业，有相当一批企业都碰到这些问题。
所以说未来的竞争一定是更高层次的，更高水平的，更有战略性的。原来叫潜市场，现在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是挤市场，要把你挤走，这不容易。但是应该说，这次在调整上我们做的是滞后的，改革的力度跟他们相比是不够的，客观地说，我们中央企业的用工至少比他们要多一倍，有的企业甚至于多两倍，但是我们不能裁员，去年这么困难，我们说不下岗，可以减薪，但是实际上也没有减薪，我们都走过来了。但是面对未来的竞争，咱们必须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因为人家已经在更高的层次上准备着。
第三个我们下面的工作就是要努力提高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公司治理一定要突破，我们国有企业原来搞不好的原因，就是政府管得太死了，不是企业不行，什么事都表报批，我是从无锡出来的，那时候乡镇企业围着我，我们搞个可研报告要8年，一个技改项目至少3年，今天要做的事到三年以后或者八年以后才行这种情况太少了，乡镇企业千方百计把可研报告拿到，上面的厂名换成它的马上就生，等到咱们批回来他们已经进市场了，所以必输无疑。
我们的组织机构要大胆。丰田的教训，丰田的现场管理绝对是一流的，我们要学到他，我认为我们的企业至少需要五年，长一点可能需要十年，所以世界上买汽车，日本的车返修率是最低的，这是连续很多年的情况，所以这个架构不改善难以适应未来竞争的要求。特别是现在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原来我们讲的管理跨度层次多，层次多效率低，传统就慢。所以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成果，来加大组织架构的改革，提高我们的效率。
技术创新要有新的突破。我很赞同厉以宁教授所讲的，这是行业的制高点，谁拿到了制高点他就是赚了第一把钱，新产品、新价格、新利润，到二手之后就是二手的利润和二手的市场。我们的集团现在到了这样的规模，必须占据制高点，否则这么一大群人，这么一大群企业跟着你风险太大，当然这方面我们也有比较好的进展，现在有些在行业里面不少都是我们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储备还不够，储备的比较好的15年不够，需要30年到50年时间。
要有一支素质良好的职工队伍。现在我们的企业家可以说到国际论坛上去演讲不会输给他们，这几年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如果说结合实际讲，也许我们的企业家讲得比他们还好，就是说企业家在我们市场的竞争中，在跟国际的交流重油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实事求是说，我们职工队伍素质的提高远没有那么快，如果现在老是说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我就说中国制造要制造好也不容易，工艺品最好每件都不一样，但是作为消费品，工业的产品，一千件，一万件，一百万件都要做到一个样。我们的人太聪明了，你规定的工艺说这样做，他说我做得比这个还行，所以出来的东西一致性远远不够，所以只能是二流的。
你如果看了日本的丰田车，你不买也得买，就是他们一个普通的工人，也会把消费者当成是上帝，我们只是挂在嘴上了。包括德国车，比如做的是奥迪了，我说你这个车是为德国人设计的，不是为中国人设计的，坐垫很硬。你说供领导专用的车，领导的座位坐在哪里？是坐在后面，你所有的设计都是在前面的，这个是家庭用车，我开车，夫人坐在旁边。我要听广播了，请司机帮我开一下，空调大了请你关一下，设计思想就没有把我当成上帝。
我到丰田去看，看到他们装配线上的工人，我不得不佩服，戴金属眼睛不行，女同志有耳环、项链全拿掉，男同志的皮带口子是金属的也不行，为什么？现在说汽车的发动机发不动的情况那没有，现在卖汽车要说有缺陷很多都是划痕，看不见，叫内行的人看不出，外行的人不一定看不出，他们就做到了，我对每一个消费者都必须负责，所以他们都拿掉了，这个不是工艺上规定的，是他们自己拿掉的。有一个人拿了一张纸放到他的车上写了一个3，我一看这不是我们搞工艺的人给的，我说你这个是什么意思？他说我已经连续3天没有出现我装配的车有划痕了。所以我们一汽丰田在天津的厂，他有的广告给你展示的，他就戴着白手套戴着找反光，有没有划痕，我说你们要始终如一的这么做就对了，你不应该欺负外行人。因为现在买车的人越来越是外行，不是专职司机，即使他不懂，你也要真心的对待他，他们是你心中的上帝。
所以这样一支队伍我们差五代，所以国资委成立以后，这个工作没有松，我们每年都有这种技能检测，班组长培训已经开始了第二轮了，我的观念就是没有一流的职工队伍不可能成为一流的企业。
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曲向东：非常感谢李荣融主任，大家可以现场提问。
问：李主任您好，我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MBA的学生，国资委肩负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的重任，在国企长期激励方面有没有新的政策？另外在国企高层的徇私舞弊问题上有没有一些新的防范措施？谢谢。
李荣融：我本来就想说这个问题。北大的讲台是挖掘智慧潜力的地方，因为我在讲，你们在听，我相信你们是在做深层次的思考，所以提出的问题也是深层次的，我们的讨论也肯定是深层次的，但愿我的回答你能满意。
对于高管这个问题，说实话我这今年的压力不小，人跑了说我没办事，现在薪酬定的我认为不高，平均薪酬就是60万左右，三分之一是基薪，三分之二是跟业绩挂钩，当然有的基薪比较高，现在年收入最多的就是中国移动王建宙，08年我还没有兑现，因为审计完再算帐，07年是133万，业绩薪给他的是60%，留下40%，这个可能国际上是我发明的，因为万一他后面不行，我还能扣他的钱，如果全给完了，我找人找不到了。所以我在好几个场合跟国际上交流，他们说你这是一个好办法，三年任期满然后结帐，该扣的扣，该给的给。下来要给中长期激励，人一定要有长期行为，所以我们跟企业领导人签的经营业绩责任书，当年签一份，另外要再签三年，目的也就是要保持我们的大企业能够持续稳定的发展。
另外徇私舞弊的问题是一个难点，现在赋予我的权限不够，在状态的要留下，不在状态的走人，现在有些人不在状态，今天要说这个话，张春江的问题不是今天的，是早就有的，我也不是一次呼吁，国有有没有这种情况？也有，并不是没有。但是人家比我们聪明，有迹象就走人，跟足球比赛是一样的，人在场上已经晃了，你还不把他换下来能进球吗？
我的观点就是谁能进球谁上场。为什么一个运动员出价可以出到两千万甚至八千万欧元？因为他就值这个钱，他能进球。老板怎么当？伙计给我的钱多我应该多给他几张，伙计达不到我的指标那就走人。当然现在还做不到，但是我努力要做到，因为搞企业这是基础。
从今年开始，我们管理的规定发了，有任期制了，但是任期也有一个矛盾，你不到任期要换他也比较难，所以现在我用考核的办法，一年黄牌警告，两年走人，所以也有风险。但是要解决风险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予阳光，企业只有在阳光下才能健康的成长，所以国资委努力的方向就是全透明。
问：您好，我是新浪财经的，李主任去年说过一句话，我们印象都特别深刻，他说国有企业做得好会被人骂，做得不好也会被人骂，今年国有企业做得非常好，但是同样有批评的声音，请问李主任在今年这个时候对去年那句话还有什么样的感想？谢谢您。
李荣融：这个是批评，做得好也批评，做得不好也批评，这个要习惯。因为我们听到这些声音不是多了，我认为是少了，我看到网上绝大多数是善意的，因为我们从计划经济走过来，听好话的多，我也问过美国那些大企业的领导，你最怕谁？他说华尔街的评论员，一个星期他就要骂我一次，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些批评的意见恰恰是提醒我必须去思考。我想如果认真的对待这些批评的话，我想我们不至于犯那么多太笨、太低级的错误。所以我还是说这句话，我们努力干，同时还要不断的听，绝不动摇我们的信心，也绝不动摇我们的目标，谢谢大家！
新浪财经讯 2010年1月9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北京大学MBA联合会承办的第十一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隆重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是“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新浪财经全程直播本次论坛，上图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演讲。
厉以宁：第一个问题，只有调结构，才能持续有商业机会。
2009年中国的经济首先是复苏了，在全世界是少有的，但是我们要趁其他国家正在复苏或者还没有完全复苏的时候要抓紧时间调整结构。
危机以后的商业机会在哪里？就在于是不是能够真正调了结构，调了结构就有更多的商业机会。
我们千万不要因为经济率先复苏了，再走从前的老路，我们不要以为投资带动了经济增长，国际市场可能有所好转，于是就盲目乐观。如果不调结构，走老路，又会陷入到一个怪圈中，这个怪圈是什么呢？就是高增长、高通胀、高污染、高产能过剩，然后就是紧缩，然后就是再次投资再起来。这个怪圈当中，我们不调结构就摆脱不了这个怪圈。
我们应该把眼光看得更远一点，要有持久的商业机会，就一定要把调结构放在首位，这样对国外来讲才有持久的商品竞争力，对国内来讲我们一定要注意调结构，调结构才能够使我们和谐、清洁的发展。如果是带来了更多的污染、资源枯竭了我们怎么持久？
在调结构当中，除了产品结构以外，还包括收入分配的结构，要扩大内需，这才有持久的商业机会，如果不调整收入分配的结构，不能让工资收入所占的比重在收入总分配中占的比例增大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持久的扩大内需。投资是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消费的重要性要逐年增加。在近期内希望能够做到投资与消费共同拉动经济，这就是我们调结构的依据。
厉以宁：商业机会的出现和能否抓住商业机会同宏观经济政策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现在实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政策，我们才能够在2009年从低谷逐步上来，甚至达到了8%以上的增长速度。
是不是现在就应该退出呢？是不是宏观政策要转变呢？我认为现在还谈不到这个问题，至少暂时还不能动。为什么不能动？因为我们复苏的基础还不牢固。假定现在就变了，我们的商业机会实际上也就丧失了。
通货膨胀是要预防的，但是通货膨胀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的通货膨胀是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就是投资需求过大，引起了各种物品价格的上涨，因为它和信贷的膨胀是结合在一起的，在这种通货膨胀的形势之下，如果采取紧缩的政策，那么对于压制通货膨胀可能是有一定的效果。
第二种类型的通货膨胀，就是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原因是在于工资成本还有其他的原材料成本上涨了，成本上升的原因是供给不足造成的，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单纯的采取需求的紧缩是起不了太大的作用的，因为只能是供给更困难，需求也下来了，供给也下来了，这样的话就可能引起经济的混乱。
第三种就是国际输入型的通货膨胀，由于国外的原因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比如说石油价格如果上涨了，中国是一个需要石油进口的国家，这种引起的物价上涨就是属于输入型的。
国际粮价上涨了，虽然我们需要进口一点粮食，量不多，但是会引起一般的人都买，因为经济学跟自然科学是不一样的，在自然科学当中，天气预报讲明天要下雪，大家都希望明天不要下雪，但是再多的人希望不要下雪，该下雪的还是要下雪，但是经济就不是这种情况了。
如果大家都说粮价要上涨了，国际的粮价要上涨了，国内的粮价可能要上涨，尽管进口的粮食很少，但是你每人都买一袋米，马上粮价就上去了，这种情况跟股市是一样的，大家都说股市要跌，大家都抛了，股市就真的跌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国外在石油方面，在粮价方面，当然还有铁矿石等等都会有影响，这种影响是输入型的，输入型的通货膨胀靠紧缩政策没有用。
以上三种通货膨胀，当前我们要解决的还是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我们要注意，不要再出现盲目投资，不要再出现产能过剩，不要出现信贷无限制的通胀，这都是属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政策目前还不用变，通货膨胀当然我们需要警惕，要防止，但是真正要警惕的还不是单纯的通货膨胀，我们最担心的是滞胀，通货膨胀跟失业是并存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根据中国的特点，中国滞胀不是像国外所说的增长率降为零以下，或者增长率降到一左右，不是这种情况，中国滞胀可能是保持中速增长，而不是高速增长。
比如说增长率到了6%多，在国外这是非常好的机会，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就是滞胀的开始，所以假定我们滞胀率低到6%了，而物价还在上涨，这就是滞胀。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搞成紧缩的货币政策，那只有使得问题更复杂，更难解决，因为失业是一个大的问题，失业这个问题就非常明显的放到了我们的面前。
厉以宁：千万不要小看失业的压力，我前年冬天在欧洲，当时是国际金融危机刚发生，西欧的经济学家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在我们西欧国家年增长率能保持在2%到3%我们就很高兴了，国内没有失业的问题，你们中国为什么当年11月增长率掉到了6%多，你们国内就这么慌了？
我说你们的情况跟我们不一样，你们的工业化200多年前就开始了，你们农村的劳动力都释放完了。你们现在每年人口增长率又低，他们达到就业的标准就把空位填补上了，所以你们有2%或3%的增长率是很不错的，你们可以把外来移民的就业安排了部分。
另外你们西欧国家是全国统一的，城乡都一样的，他们现在都是小农场主，住在农村，一切跟城里的待遇是一样的，他们有房子，自己有地，他们要还要跑到城里来打工吗？那是他曾祖父做的事情，所以说不会产生这种问题。
但是在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是一个二元结构的国家，农村劳动力不断地往城市里面走，他们不仅为了收入，而且是为了能够跟城市的市民取得一样的待遇。
现在是新生代的农民工，新生代的农民工跟过去最不一样了，80年代、90年代初出来的那一批农民工是老农民工，他们的根和心都在农村，他出来打工的目的就是赚几个钱回家讨老婆生孩子去。
现在就不同了，新生代的农民工都是85年以后的，都是90年以后出生的，他们出来就不再回农村了，他的心不在那里，就在城市里面，这个城市找不到工作就到那个城市去，而且不断的在往外流。不保持比较早的增长率怎么行呢？太高了不行，但是8%到9%之间还是可以承受的，所以这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注意。当我们经济达到6%以下的时候，滞胀就更不行了，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待就业的人。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怎么防止滞胀？所以即使将来通货膨胀了，但是不要使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那样会更严重。所以政策需要调整，调整到什么情况？
主要是结构性的调整，因为货币政策最大的问题在于是总量调控，准备金率提高和下降是总量调控，利率升和降是总量调控，总量调控所根据的是货币流量分析，货币流量分析是有局限性的，它容易犯一刀切的毛病，货币流量分析往往不能解决具体的问题。
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知道了，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就讲流动性过大了，没有想到一下子流动性过大就变成了流动性不足了，原因在于总量的分析不解决问题。
去年我们到广东调查，专门对小企业做调查，他们在银行借不到钱，那么他们怎么维持呢？就靠高利贷，高利贷政府不管，他说是你们招募方自愿的，一个愿意贷，一个愿意借，他们借了高利贷了，家里人还安全吗？老婆孩子还在吗？人在，没有绑你家里的人质，你的手指头都齐吗？也是齐的，没有剁手指，那我就不好管了。这种情况，这是我亲自在会上听到的。
就是总量调整，银行信贷紧缩，中小企业就更困难，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防止滞胀，对待通货膨胀的政策需要采取警惕，需要采取预防政策，但是总量调控应当把它变成结构性的调控。
厉以宁：第三个问题，今天来了很多企业家，金融危机对企业家的启示，对中国企业家的启示是什么？我们从金融危机当中要寻找商业机会，特别是金融危机过后我们要寻找商业机会要注意什么？
这次到来一个重要的体会，自主创新是真正的企业振兴之路。我们的企业只要有自己的品牌，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有自己过硬的技术，拿出去不管国际上怎么样，我们始终是能够在国际上占有自己应有的份额的。很多企业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扩大了销售，靠的就是自主创新。
第一个对于企业家的启示，有了自主创新就能够掌握本行业的主导权。一个行业内有很多企业，这个行业的主导权在哪里？现在就表现出来了，不在于规模，过去长期以来行业的主导权是哪个企业规模大就在哪个企业手上，最近的例子发现不在于规模，规模是可以变的，由小也可以变大的，主要在于是不是有本行业的核心技术，有了本行业的核心技术就有了本行业的主导权了，这是大家得出的一个经验，也是给企业家的第一个启示。
第二个启示是什么？就是不要认为低碳经济是对企业的限制和束缚，当然会有所限制，应该看到在低碳经济的过程当中，实际上蕴藏着无数的商机在里面。因为低碳经济里面有很多的问题，环保产业将来有广阔的前景，比如清洁能源、新能源的使用也有广阔的市场。
另外重要的要掌握低碳技术中的核心部分，假定我们中国的企业在低碳经济的核心部分中能够有自己独特的地方，掌握了这个那我们应该说这个前景是广阔的，资源回收技术，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有突破的话，我们同样能够起到开阔市场的作用。
第三点启示是，要懂得人才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企业核心的竞争力。你掌握了人才，有大量的人才自己能掌握了，你将来就可以研发，就可以有新产品，有知识产权。包括理财，包括开拓金融市场，包括资本运作，都跟这个有关系。所以既包括技术人才，包括管理人才，也包括金融人才。企业一定要在这方面多加努力，因为在今后一个阶段中，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点启示，要有大智慧。我曾经在广东省跟企业家们座谈的时候讲过，小富靠勤奋，中富靠机遇，大富靠智慧，一定要有智慧。有了大智慧就有了大手笔，就长远，就高瞻远瞩，这样就行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道理认清楚。
商业机会何在呢？商业机会就在于我们有大智慧，这是最根本的一点。
欧阳夏丹：非常感谢，下面是我们的提问时间。
问：谢谢，我是上海东方早报的记者，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目前农村来的学生在重点大学，特别是北大、清华、人大的比例越来越少，这对以后中国的发展是不是有什么影响？您刚才分析了三种通货膨胀的类型，您怎么看资产价值通货膨胀呢？过去一年我们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和土地出让金的价格都是创了历史的新高，请您点评一下，谢谢。
厉以宁：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据我的了解，北京大学招的学生是根据一点的分数线去录取的，这种情况下，的确城市中的比较多是重点中学上学的，当然也有农村来的，实际上农村来的这些学生不在重点中学上学，他家里面在农村，要花费更大的努力，这就是现实。
我们首先要能够保证，只要你考上北大，你不要担心学费，因为有各种方式，有奖学金，有助学金，有勤工俭学，还有贷款等等，有各种方式来帮助你毕业。
至于说怎么样使得农村的学生更多的走入高校？最近我了解到，很多的在县城办高中，乡镇办义务教育，村里面办幼儿园，就是大部分采取住校的方式，这样使教育的资源均衡一些，把好教员不要完全集中在某一个学校，让他们逐步分散开，这就是我们的一些设想，可能可以将来使我们的招生城乡都一样。
至于第二个问题，资产的炒作实际上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投资前景还不明朗，在这种情况下认为进股市、进楼市也许可以说是保值的办法，而且也可以从中取得盈利，这种楼肯定会在市面上炒作的，所以我对这个问题是曾经建议过采取三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大量的盖社会保障住房，包括能让中低收入家庭买的起的，还包括出租的廉租房，这样就能够解决很多人购房的需求了，减少了对楼市的需求。
第二个办法通过拍卖，买了地以后必须规定时间之内开发，必须动工，而且必须要在多少天以后建成，建成就要卖，这样他真正要建房的话就要考虑了，一招标中标得到地以后就马上要盖，不盖就要罚，再不卖就收回了，要有这种严格的措施，不能出现囤地、囤楼这种现象。
第三个办法，假定你卖了以后又想倒卖土地，如果土地卖了以后，要交重税，土地拍卖以后转让税使得你卖了以后划不来，这是我的设想，供大家参考。
欧阳夏丹：谢谢厉教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场的提问就暂时告一段落，再次为厉教授精彩的演讲和为我们带来的启示致以热烈的掌声，也祝愿在新的一年，厉教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
新浪财经讯 2010年1月9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北京大学MBA联合会承办的第十一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隆重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是“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新浪财经全程直播本次论坛，上图为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致辞。
蒋正华：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新年好！
2009年已经过去，这一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全球金融风暴的冲击下，中国充分发挥了制度的优势，及时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有利的实施了有针对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有效的落实了一揽子计划，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现在有许多国家在讨论北京共识，中国的增长模式在世界上受到了普遍的关注。目前世界经济正处在一个缓慢的复苏过程之中，世界经济好转的态势比2008年末很多国际机构的预期要好一些，但是总的来说，经济转好的基础并不稳固。
最近在冰岛债务危机还没有解决的时候，又发生了迪拜和希腊的债务危机，而且这些还不是个别的特例，不少的国家都存在着类似潜在的一些隐忧。现在许多人正在热烈的讨论二十一世纪的经济究竟应该往哪里去？谁将引领本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展？所以现在全球正处在一个大变革、大调整的这样一个时期，中国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已经有很多年了。
15年前有所谓的中国崩溃论，大概10年以前有所谓中国维系论，现在有很多人在谈着中国责任论，这种情形我觉得跟20世纪初的时候很相似，20世纪初也是世界处在一个很危险的时期，当时有很多人讨论20世纪经济往哪里去？20世纪哪些国家将引领世界的发展？当时讨论的热点中心是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阿根廷。这两个国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最后是美国上去了，阿根廷上来了，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但是认清形势，科学的制定对策，坚定的付诸行动是能够成功的关键，所以现在我们也处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
我们要从世界的高度来看中国的经济，从历史的深度为我们的发展定位。从战略上我们要树立雄心大志，从战术上我们要谨慎踏实的来发展我们的经济。不能因为有人说坏话我们就动摇，也不要因为有人说我们的好话而浮躁，要着眼于长远，立足于现实。既要看到成绩，鼓舞我们的信心，同时更要看到我们的问题，深入研究，吸取好的经验，来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我个人认为，在现在这个全球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要取得主动，必须从四个方面采取行动。
第一个是科技革命。我们已经经历了三次的科技革命，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现在我们正处在第四次科技革命当中，它的核心就是信息、生物、航天、材料和纳米技术的综合。有的人认为技术可以买来，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自己的创造也问题不大。但是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是买不来的，我们买技术的工作现在也要做，但是这个是一种战术性的，战略上我们还是要根据中情况，大力培养创新的能力。我们从自己的经历当中也可以看到，只有某一个领域我们有了创造能力，我们才能够在这个领域买到更先进的技术，才能够买到更高端的这样一些技术。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方面的目标，我觉得不要放在什么时候获得诺贝尔奖这个方面，我们现在要着眼于国家的需要、企业的需要、民众的需要和发展的需要，要瞄准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方向，来提高我们的创造力。
第二是能源革命。化学能源在今后一段时期还会是最好、最廉价的能源。我们知道化学能源也已经经过了三代，从木材、煤炭到石油，当然还会有可燃冰或者其他的一些油砂等等，但是总的来说，显而易见，化石燃料已经到了它的末级，所以我们应该在战略上大力发展新技术，但是从战术上我们还是应该因时治理，根据当前我们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技术成熟的程度。很多新能源虽然已经有了，但是代价非常昂贵，我们应该根据我们发展规律，有计划、有序的来推进新能源的应用。
第三是增长模式的革命。增长模式我觉得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以产业结构和应用技术方面的改革来改变增长方式，来实现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率的经济。第二层是体制、机制的革命，我们通过体制机制不断的完善，来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这方面我觉得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认真讨论。比如最近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媒体上就在讨论所谓国进民退的说法，我是很不赞成这样的说法，我觉得现在在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不要概念式的这样一种提法，实际上我们经济怎么样发展，要看什么样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怎么样有利于大家的共同富裕。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这些问题有很多需要我们很深入的讨论，我们应该从增长的目的、增长的途径、增长的方式以及增长的目标评估等等这些方面来进一步探讨。
第四是生命科学的革命。这当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方面，除了它会创造一个新的产业之外，对于人类本身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人类的寿命不断延长，这个是从19世纪中期以来一个长期的趋势，大约在100多年的时间当中，人类的平均期望寿命延长了20岁，在20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些学者还把老年定义为50岁，但是到了20世纪中的时候就改为了60岁，现在很多国家已经是65岁，甚至更晚一些退休来作为一个标准。
曾经一段时间当中有一些人讨论，甚至在报纸上宣传所谓“人口红利”这样一个观点，我不赞成这样一种宣传方式，当时劳动力便宜这个确实是我们发展经济的一个有利条件，但是人口红利这种情况把我们发展的原因归结为劳动力的廉价和所谓人口窗口。所以在生育率降低以后，就要提倡多生一些孩子，这个实际上就把劳动力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颠倒了。
中国实际上过去长期以来劳动力非常富裕，也没有发展起来，现在国外有很多劳动力很便宜的国家也没有发展起来，所以发展的根据，还是在于我们正确的政策，以及我们在各个方面创造的发展条件。美国在50年代出口商品大量的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实际上并不是劳动富余的，所以最后由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比国外要高四倍，因此这个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也可以取得优势。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应该要有一些正确的分析，以便我们提出科学的对策。
今天是专家学者云集，政府、企业和学术机构三结合，我们共同来总结应对金融危机当中的经验和教训，研讨后危机时期的发展大计，我觉得这十分及时，我很期待在这次讨论当中能够产生很多智慧的火花，为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提出有益的建议。衷心祝愿本次新年论坛圆满成功，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大家！
新浪财经讯 2010年1月9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北京大学MBA联合会承办的第十一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隆重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是“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新浪财经全程直播本次论坛，上图为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致辞。
李金华：各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能够应邀参加第十一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十分高兴，一个是今天的主题很具有挑战性，而且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二是今天有这么多的专家、学者将要发表精彩的演讲，我和大家一样一定会受益匪浅，祝贺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去年一年是新世纪(45.22,2.42,5.65%)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奋发努力，我们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果，取得了突破金融危机影响的初步胜利，但是我们也看到，今年甚至在今后的若干年，我们仍然面临着多方面、多层次的矛盾和困难，可能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依然存在。
最近中央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分析了形势，明确了任务，我个人认为对今年乃至今后若干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建设非常关注的有以下几个问题，在这里提出来，向我们专家和学者进行请教。
第一我比较关注如何进一步扶持、引导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给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我不赞成把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对立起来，我赞成刚才蒋委员长讲的，不提倡谁进谁退，我觉得都应该进，不存在谁进了谁就必须退的这个问题，而是应该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要发展，最后形成一种真正的缓和经济。
民营企业的发展我认为对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建设现代新的城镇、人口的城市化、增加就业等等，这些都离不开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这次金融危机能够顺利的通过，能够顺利的渡过，与我们一些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如何为它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如何认真落实以创业带动就业这个方针？
第三如何深化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这个问题是一个老课题，但是也是一个新课题。我觉得我们这次战胜金融危机的影响，与我们30年的改革开放是分不开的。大家可能记得，在90年代中期，我们党中央国务院对金融体制改革下了很大的决心，发了文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当时核心就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因为有了那次改革，这次金融危机对我们金融系统整个的影响不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还得益于当时的改革。
但是下一个30年我们如何改革？改革的路子如何走？我觉得中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依然离不开深化改革。比如说像财税体制改革，90年代中的财税体制改革是成功的，到现在我觉得是需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时候。再比如说国有企业垄断行业改革，这个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我认为国有企业要发展，而且要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国有企业的发展最终除了极个别的行业以外，要向混合经济体制发展，而不是那种高度的垄断，我认为这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第四如何有效的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这是很大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也没有更多比较成熟的看法。要看到，在金融危机当中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它可能还会带来一些负面的效应，有些可能现在已经看到了，有些也许在今后若干年才能陆续的显现出来，我们要有一种忧患意识。我记得过去毛主席和周总理经常讲的一句话，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我们在困难的时候要有信心，要对我们的前途充满信心。
当我们在取得胜利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种忧患意识，要看到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要千方百计的把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控制在最小的程度。我愿意借这个论坛和以后的各种机会向我们的专家学者们请教，谢谢大家！
新浪财经讯 2010年1月9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北京大学MBA联合会承办的第十一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隆重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是“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新浪财经全程直播本次论坛，上图为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杨河致辞。
杨河：尊敬的蒋正华副委员长，李金华副主席，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新年伊始，瑞雪初降。天气虽然寒冷，这么多领导、嘉宾和朋友们一起共同探讨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走向，令我非常感动。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北京大学对今天莅临第十一届光华新年论坛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和各位朋友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最热烈的欢迎！
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创办于1998年，今年已经是第十一届了，一年一度的北大光华论坛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经过11年的发展和创新，目前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管理学界最有影响力的论坛之一。
每届光华论坛都面向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态势，认真严格的经过讨论选出一个最直接关系到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作为主题，邀请杰出的学者、企业界人士与政府官员共同讨论、各抒己见、共享思想成果。
例如2008年第十届论坛以中国改革30年评价与展望为主题，2007年论坛以奥运品牌之度为主题等等。这些论坛由于紧扣时代脉搏，具有较强的前瞻性，举办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本次光华新年论坛将对这场危机对我国的各种影响，中国企业的发展前景以及社会经济走向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刚才蒋正华副委员长、李金华副主席已经发表了精彩的演讲，使我们受益匪浅，今天上午国资委李荣融主任，国家统计局马建堂局长，国家发改委解振华主任，重庆市黄奇帆代市长以及东道主，我们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厉以宁教授和张维迎教授都将分别发表演讲，下午的分论坛也将从全球化的中国银行(4.27,0.04,0.95%)业，新能源与中国经济，中国企业创业创新持续发展和中国汽车业发展展望四个方面继续展开讨论，这些演讲和讨论将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路、新的智慧和新的启发。
在面对金融危机的过程当中，各国的方略都有所不同，危机是一个困境，也是一个转折点，危机意味着新的机遇到来。
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0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做好2010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作为取得国际金融危机的全面胜利，为“十二五”规划启动实施奠定良好的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本次光华新年论坛的举办，可以使我们把握住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在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思考中，为迎接新的机遇和挑战准备条件。为此，我再次预祝本届光华新年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