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浪：李京红应当得到格外的关注

　　看到李的片子是偶然的。但是它们实实在在的打动了我，我相信所有有机会认真观看这部作品的观众都会被打动。

　　在整个的观看过程中，我被两条线索所牵动，除了故事中每个人物的命运，还有这些故事和命运的观察者、记录者。

　　显然，后者和他的被摄者一起生活着。在故事的进程中，始终有一个镜头在自然地存在，这是很奇特的。我们知道镜头在生活中的出现往往会干扰、改变生活本来的状态，使“生活”失真，使“生活”出现不自觉的“表演态”，这种“表演态”使本来真实的生活进程显得虚伪与做作。每个纪录片工作者都会努力改变这种因为镜头进入对生活的干扰，他们做的有好有坏，但是和李比起来，他们大多不过暂时地使生活忘记他们，而李简直是使镜头成为生活中的一个天然存在的部件，是她们中的一个成员。没有这种对镜头如同对发廊里的镜子的认同，我们看到的整个故事是不可想象的。

　　这不但是纪录片拍摄的技术或技巧问题，也是整部片子的得以动人的依托。记得片子里有一句话说，正是因为这个发廊里镜头的存在，导致了发廊经营的“破产”，但是故事里的主人公们居然在生存的需要之外容忍了导致她们命运多舛的这个技术因素，我不知道李是如何做到的，我相信这里面一定还有着许多难以言说甚或动人的故事，如若展开这些故事，我相信对纪录片创作者会成为一种挑战和启示。

　　因此，在本片之外，李京红及其创作经历应当得到格外的关注。

　　作为观众，我能够感受的是，拍摄者不但在观察记录被摄者的生活，而且投注着自身的情感，有时候甚至不自主地进入到生活里去，使自己成为故事里的一部分，成为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对于纪实作品，这有些犯忌。但是在效果上，李是成功的。这也是我们应当格外关注李的拍摄行为的原因之一。

　　对生活中戏剧性的发现与视觉垃圾的制造

　　实际上，生活中充满了戏剧性。在李的作品中，最打动人的正是这些充满了人物命运冲突的戏剧性因素。

　　打工妹回乡以及面对讨债人的整场“戏”，在一波三折的催索、承诺、吵架中；在主人公和讨债者的对抗中；在妹妹与媒人、情人的关系中；在给母亲上坟，给父亲买车的情节中，观众看到的是今日农村生活中的真实故事，故事在某种悲切的情绪中又有一丝轻喜剧的因素。

　　章桦情感经历中的那个负心人也是再戏剧性不过了。那个让女人们私语时相互抚慰直至嚎啕的男人，那个自称是高干子弟其实父亲在桥边修自行车的男人，那个约定两年后相见而令女人为之厮守的男人，就是相见后说：“其实她不配我”的男人。当故事里所有镜头铺垫走向此时的时候，一个悲剧也诞生了。

　　在观看这些作品的时候，我时时惊讶于这些故事如此真实地被记录；感受这种真实给予我的震撼；体味这种平凡生活中蕴含着的人间美好和奋争的力量。我会本能地问：这些故事被播出了吗？

　　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许多人已经不看电视剧了。如今屏幕上的视觉垃圾充斥了人们的眼帘。可是与此同时，电视剧离人们的生活现实越来越远，在强调其娱乐功能的同时，电视剧的制造者们也在被观众的心智所娱乐。于是我们看到一面是“星光大道”一类举着观众参与旗帜的栏目膨胀着收视数据，一面是电视栏目中越来越声嘶力竭的电视剧广告。我不能肯定制造视觉垃圾的动因在多大程度上关乎商业利益的驱动或社会责任的担当，我只想关心这部作品的播出命运，这，也许能说明很多。

　　与此同时，“纪实”正在日益崛起。李京红们无非在告诉我们一些常识：生活中本来就是充满戏剧性的。生活中的戏剧性是艺术戏剧性的源泉。脱离了生活真实的伪艺术无异于视觉垃圾。艺术生命力的源泉或者说当下电视剧反拨的动力存在于返璞归真的“纪实”之中。

　　我相信李的“创作理念”中至少有一点是把它的这些真实故事当作“电视剧”来表现的，所以他“夸张”了他镜头中的戏剧冲突，“制造”出不少情节悬念，“铺张”地演绎故事里的人物性格；显然他还有不少粗糙之处，但因为真实，我们理解他，赞赏他和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