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人民美学实际是在两个层面以两种形态存在和发展的。一个层面是指为人民服务的美学理论建构，这个层面的人民美学是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以及进步知识分子沿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致思方向进行创造性论述而建构起来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有机构成，是以理论的形态存在的。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人物，他们的一些美学思想就是我们今天建构人民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马克思曾提出“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问题，呼吁在德意志的出版物中应该体现出“德意志人民精神”。(注：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9—50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1965年印刷本。)恩格斯批评倍克“并不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注：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 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24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1965年印刷 本。)而将“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的愿望寄予未来的作家和艺术 家。列宁在和蔡特金的谈话中指出：“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劳动群 众中间。他必须为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从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团 结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它必须唤醒群众中的艺术家并使之发展。”(注：蔡特金《 回忆列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二)，第9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毛泽 东强调我们的文艺首先要解决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他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 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 选集》第3卷，第814、820、812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出版1967年横排本。)“我们的 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4、8 20、812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出版1967年横排本。)“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 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士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4、820、 812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出版1967年横排本。)邓小平也曾告诫我们的文艺工作者：“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注：邓小平《全 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邓小平文选》，第183页，人民出版 社1983年版。)他们的核心思想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我们的文学艺术要为人民服务， 我们的文化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人民美学的质的规定性，一种美学离开了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根本原则、根本方向，就根本谈不上是人民美学了。

　　人民美学的第二个层面是指人民群众自身的美学，即他们在文学艺术等文化创造活动中所体现和遵循的美学。这样的人民美学存在于人民群众感性具体的文化创造活动及其成果当中，需要从它们的文化创造活动和成果中去体察、去分析、去概括、去总结。它没有现成的理论形态，融合在感性的文化产品中，或者说就是文化产品本身。像张广天在《恒春有个陈达》一文里所介绍的陈达的音乐美学。而“陈达的音乐美学，就是人民的音乐美学”。(注：张广天《恒春有个陈达》，《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6期。)人民美学在民间的文化创造活动中存在着，延伸着；民间的文化创造活动是人民美学生长的沃土。可惜我们对此缺少“发现”的眼睛，缺少发掘的工作。这个层面的人民美学就像处于地下状态的民间文化活动一样长期沉埋在地下，被人们经意或不经意地忽略了。

　　在这些年里，被淡化、被冷落、被排斥的命运既属于第一个层面的人民美学，也属于第二个层面的人民美学，是两个层面的人民美学的共同命运。正因为如此，人民对民间DV电影中的人民美学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就是好理解的了。现在是总结DV电影创作中的人民美学的时候了。

　　如果说知识精英们很少有闲心去关注人民的真实处境和命运的话，人民自己却是始终割舍不下对自我处境和命运的反观的。DV纪录片中的不少优秀作品是把镜头对着拍摄者身边的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的，可以说DV纪录片人中普遍具有“底层情结”。在底层人民的原始生存状态面前，他们的镜头不愿撒谎，因为他们的良知不允许撒谎。胡杰的《远山》把镜头对准祁连山一座小煤矿里的一群已经变成了“野人”的挖煤工，他们满身煤灰，衣衫褴褛，目光呆滞，除了刺眼的眼白和牙白，除了袒露的胸前的黄色皮肤，已很难在他们身上找到属于人的正常颜色。他们走在街上像是刚刚来自地狱的鬼魂。吴文光的《江湖》把镜头对准一个以一家父子为主力、名为“远大歌舞团”的大棚流动演出团，记录着它的惨淡经营状况；杜海滨的《铁路沿线》把镜头对准聚集在陕西省宝鸡市火车站附近垃圾台上的一群流浪汉，记录着他们相似的境遇和不同的灾祸；朱传明的《北京弹匠》把镜头对准湖南一个弹棉花的农民在北京一个脏乱街角为附近居民弹棉絮的艰难时日，展现出“一个普通人在友情、亲情、情感上的煎熬与失落”；(注：蔡平《从地层开始》，《中国青年报》2002年12月4日第9版。)魏星的《学生村》把镜头对准横断山脉深处一个村民为6—14岁求学孩子的特殊村落，“村民”——6年级学生何树松在片尾留给我们的“那个戴着斗笠披着塑料布坚毅的小小背影，让多少人看到了希望”，让多少人“看到了贫困中人们的奋斗精神”。(注：张文凌《一个纪录片人与一个学生村》，《中国青年报》2003年4月24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