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我拍片中间，也看到了其它电视台拍摄的穆青专题片，几乎无一例外的介绍了穆青除了写焦裕禄之外，还写过吴吉昌、潘从正、任羊成、孙钊、郑永和等典型人物，当然我一开始了解到的信息也只限于这些。但这些文章只是一些结果，我很想知道穆青是在怎样一种状态下写出的这些人物，他为什么要写这些人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在这些文章中又能够揭示穆青什么样的精神追求？我觉得这才是我要寻找的东西，我要找到这些文章背后的故事。

　　当把穆青的文章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起来的时候，我发现这几个主要人物通讯的顺序是焦裕禄、吴吉昌、潘从正、任羊成。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其中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这样的寻找和分析，我用了将近两周的时间。这其中我看了十多本穆青的日记，几乎把穆青的那三本书中的所有文章都看完了。

　　有一天我突然得到了一个启示，穆青平时比较喜欢书法，他为好多朋友书写过横幅“勿忘人民”，新华社河南分社会议大厅的墙上都是穆青写的这四个字。他为什么总写这个内容呢？我发现穆青在1996年10月 “穆青新闻作品研讨会”闭幕会的发言记录中，有这样一段内容：我之所以有今天，功劳也在人民群众身上。是人民哺育了我，人民教育了我，并给予我以前进的动力，所以我经常给大家讲“勿忘人民”。因为我们的人民实在太好了!

　　还有穆青在《热爱这块血染的土地》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表述：我永远忘不了的是在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的1940年，党把我从前方调回延安。当时和我一起的战友有的牺牲了，有的被俘了，是党把我保存下来……。

　　老实说我是一个幸存者，幸存者应有幸存者的责任感。我为什么觉得奉献太少了，就是由此而来的……。

　　这时我明白了，穆青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战争年代活下来的幸存者，而自己的生命又是受惠于老百姓的，所以他的心中总有一种最朴实的“感恩”情结。正是这种情结的作用，穆青一生都在竭尽全力地为老百姓做事，所以他才没有一点部级干部的架子，他才能随时走入农村，和许多农民做知心朋友，才会在新华社的大院里没人叫他“社长”而称他“老头”。我相信这就是穆青。

　　但我在寻找中也发现了穆青的另一面，那是在1952年，穆青在上海，当时他任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的第一副社长。长期习惯于战地记者生活的穆青，来到上海这个大城市，他开始有些不大适应。特别是他在战争年代曾经写出过《雁翎队》、《赵占魁》、《一部震天撼地的史诗——中国共产党与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斗争史略》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些重要通讯，在当时的解放区和部队中有过很大影响，但进入和平年代后，他一直没有写出有影响的文章来，这时他感到了困惑和苦闷。1991年9月14日穆青在新华社青年记者读书班上，对新华社的青年记者谈了他当年的困惑： “在我的记者生涯中，有一段时间很苦闷，那时是在新华社上海分社，我干记者工作已经十几年了，30岁多一点，老觉得业务上没大长进，提不高，甚至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干新闻工作，想干脆转业去搞创作吧。当时的社长吴冷西不批准，只得继续干下去，终于以顽强的毅力把这一段困惑时期突破了。”

　　就在穆青突破那段苦闷情绪的14年之后，1966年春天，他和冯健、周原写出了焦裕禄。这篇报道的成功，让穆青一下子找到了感觉，同时也激发了他的写作激情，可以说这时候他是有些雄心勃勃的了，穆青很快为自己设计好了一个系列的报道计划。因为当时穆青在河南采访时走访了一圈，除了焦裕禄还有两个人物给他留下强烈的印象，一个是河南宁陵县的植树老人潘从正，人们都叫他“老坚决”。另外一个给穆青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是河南林县修红旗渠的排险英雄任羊成。

　　就在穆青准备投入更大的激情，着手写这两位典型人物报道的时候，出现了意外，文革开始了。穆青刚刚被点燃的那些创作激情，一下子被扼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