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晓 超/图:本刊记者 林 军
很多人问我:在最困难的关头,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你不倒下,挺过来?我的回答是“心灵的骄傲”。在那种关键时刻,我不可能去考虑成功之后的鲜花与欢呼抑或失败以后的冷遇与失落,我所想的只是我的生命是否值得我继续做下去!
初见潘杰客,无法猜出他的年龄。20岁的激情,30岁的容貌,40岁的果敢,50岁的历练,在他身上一一体现。看过很多媒体对他的专访,觉得他实在难以简单地付诸笔墨。潘杰客有着太多的经历,太多的故事,如果不努力“钻研”他,就无法真正走近他。
生命的颜色不应只有一种
潘杰客从小就喜欢演戏,不顾家人的反对就和同班同学谢圆一起去报考电影学院。但是,由于他那张让考官们无法接受的“小资”面孔,他落选了。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20年后,他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成为“另类”演员:不仅能再现或演绎别人的生活,而且可以在国际文化的舞台上主宰自己的角色,并将无数次成功表演后的喜悦与受众们分享。
潘杰客小时候最喜欢读名人传记。虽然那时候他对自己究竟会拥有怎样的人生一点也不清楚,但是性格内向主意却挺大的他希望自己将来能够闯出一番事业来。生命的颜色不应只有一种,只要至极,便是灿烂。
1986年,年仅27岁的潘杰客有理由沉醉于自己的风华正茂、少年得志——国家建设部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职位让他成为当时国务院最年轻的处级干部之一。光明的仕途,优厚的待遇,令他开始体会到被人仰视的喜悦。然而,当他把自己的得意讲给从美国、瑞士、西欧等地回来的亲朋好友听时,他们的眼光只是一片茫然。这让他产生一种念头:在我的世界里有他们的不理解,那么在他们的世界里一定有我的不理解。于是他决定到国外去,看看中国之外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
而立之年的潘杰客在一片惋惜声中辞职来到美国,开始了他在快餐店送外卖的人生插曲。“实际上,当时我们全家人都过着十分优越的生活。三十而立,我只不过想靠自己的力量‘立’起来!”
龙游浅水的潘杰客栖身在租来的地下室里,每天吃着方便面,抬头见老鼠,低头见蟑螂。物质上的折磨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每当潘杰客去唐人街买菜时,一些人听出他的大陆口音,脸上会露出轻蔑和鄙视的神情。为了给自己打气,每天晚上躺在床上,他都要在心中默念:现在的我不是将来的我,现在的状况也不是我将来的状况,别人的未来更不是我的未来;我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按自己的选择去努力,不出几年,我一定要辉煌地重新站起来。
开弓没有回头箭。凭着一股子韧性,潘杰客从一个送外卖的打工仔一步步成为曼哈顿国际珠宝中心老板,并在他35岁的时候成功主办了中国艺术家在美国卡耐基音乐厅的盛大演出,让中国艺术第一次在这个被视为世界艺术殿堂之巅的舞台上留下了足迹。
36岁,潘杰客决意深造,将报考论文寄给世界顶级学府,不久就收到了哈佛、耶鲁、牛津三所大学管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耶鲁大学招生委员会主席这般评价他的报考论文:“我从来没有读过那么令人感动的文章”。后来,他选择了哈佛。
38岁,潘杰客被德国奥迪公司聘用为高级经理、终身雇员。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奥迪总部的高级营销管理人员中,他是唯一的中国人。
42岁,作为香港凤凰卫视资讯台首席财经评论员、主持人,潘杰客的儒雅气质令他在访谈中所向披靡。
44岁,潘杰客开创了泛华传播有限公司。他发誓要做中国的拉里-金,一个能够影响社会的电视节目主持人。
……
没有人知道潘杰客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他总是让人们惊奇,总是在成功之后又行进在争取新的成功的路上。
让普通观众关注世界顶尖人物
在“奥迪”工作期间,潘杰客和他的同事在中国市场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奥迪A6”营销网络。尽管如此,他还是稍嫌遗憾:在他眼里,德国人做事严谨以至刻板,踏实却少了激情。于是他开始寻找重燃激情的挑战。
当时潘杰客在国内各地出差。晚上一个人在饭店无聊的时候,他就看电视打发时间。可是他调来调去,发现虽然频道不少,但几乎没有几个节目能让他集中注意力。凭着对商业和市场的敏感,他隐约感觉就在这小小的荧屏上,可能就存在让他燃烧激情的东西。自打这个念头出现,他那颗不安分的心就又“蠢蠢欲动”了。
“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10年里,我最喜欢的电视节目是拉里-金的脱口秀。我也曾想过,哪天自己能不能也拥有这么一挡节目,和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以一种朋友的身份对话。”潘杰客后来果然向“奥迪”递交了辞呈,投向蒸蒸日上的香港凤凰卫视,从一个商界精英一下变成媒体“新兵”。
潘杰客大概生性就是不安分的。他每做一事便会倾其所有——时间也好,金钱也罢,只为能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凤凰卫视一番历练之后,潘杰客从2002年开始陆续投入500多万人民币,组成一个20多人的国际化年轻团队,全力以赴投入到《21@21》这档电视节目中。此后3年过去,《21@21》终于在2005年元月在东方卫视落地开花,他又一次“折腾”出一片自己的天地。
“《21@21》的理念,是让21世纪的中国观众关注21世纪的世界级顶尖人物,让世界上最庞大的观众群与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交流,让各地观众哪怕是偏远山区的老农,通过这个节目在精神层面上与世界接轨。这就是我的使命。我并不是为了做主持人而创办这个栏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让中国了解世界,融入国际发展,我一直被这个信念激励着。”
20多年跨地域、跨文化、跨行业的积累,令潘杰客在心灵的最深处向国际化转变。他始终认为,一个民族的昌盛,一个国家的发展,一个时代的进步,一个经济的腾飞,都与不同时期人性的解放程度有很大的关联。虽然国与国之间有着各不相同的话语权,但是,人性的自由却是不可泯灭的。而《21@21》就是在探讨人性中最为深刻的内容。通过人性的感悟,把中国的意识形态与国际文化相链接。
潘杰客用坦荡之心与被访嘉宾交流,目的是更好地挖掘他们骨髓深处的情结。“采访,是一个求证和学习的机会,不管对我还是对观众来说,都是一个机会。我在与嘉宾对话时,会忘记周围的一切:忘记灯光,忘记编导,忘记摄影师,甚至忘记我在镜头前应该是什么样子……”
绅士的儒雅魅力依托底蕴
都说潘杰客是一位绅士,因为他穿着有品位却不奢华,举止有修养但不做作。很多东西在他身上似乎是与生俱来。这显然与他的家庭和成长环境有着扯不断的联系。他出自书香门第:祖辈有世界著名数学大师熊庆来,父亲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物理学博士,国际著名的等离子体专家;母亲作为医生,事业有成、气质高雅;而他的妹妹则是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看惯了“新新人类”,猛然间遇到这样一位绅士,让人不能不叹服优雅的魅力。
2001年,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来中国做短暂访问,只为新闻媒介安排了集体采访时间:5分钟。潘杰客作为凤凰卫视财经频道首席评论员,那天没有像其他记者那样不顾一切地冲向前。像往常一样,他穿得好像去赴盛宴,远远站在一旁,表面上不急,脑子里却为能够争取到对施密特的专访而苦思冥想。
他的打扮和神情引起一位外国人的注意:“先生,您是……”
“记者!”
“那您为什么不去采访?”
“我觉得这样的采访不能满足我的要求。而且我认为,施密特先生如果不能接受我的采访也将是一种损失。”
“既然您的问题这么重要,那么我给您引见。”原来这位外国人恰巧是施密特的助理。
结果就是那么简单。潘杰客凭着他那绅士的风度和谈吐,获得了近3个小时的独家专访。
“意识决定存在”,这是潘杰客的经典“语录”之一。
2001年6月,在出席一次款待国际金融界巨头的晚宴上,潘杰客将目光锁定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格拉索身上。当时,格拉索作为一号嘉宾,坐在中国一位高级官员旁边。潘杰客找好时机,径直向格拉索走去,竟无人问他是谁、要做什么。按着美国人的习惯,潘杰客上前就直呼其名“理查德”。从未在中国人面前有此“境遇”的格拉索先是一愣,然后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番,竟毕恭毕敬地站了起来。潘杰客对他说:“我是凤凰卫视财经频道的首席评论员。请您给我30分钟的时间,我有您最感兴趣并需要回答的问题。”也许因为潘杰客出众的气质,或者是他无人能及的勇气,格拉索在询问了凤凰卫视的基本情况后,当场同意接受采访,并让自己的外联部主任安排了时间。
每次说到这些“奇遇”,潘杰客总是兴致勃勃而且颇感自豪,因为那是世界精英们对他能力的肯定。显然,绝非衣着光鲜便能获得尊重与认可;流利而准确的英语表达,儒雅而自信的气度,所有这些所表现出的文化底蕴,使他得以创造机会、把握机会,走出成功的第一步。
潘杰客的自信源于他20多年来的积淀。“在外面独自闯荡这么多年,我的经历足以让我轻松应对各种场面。20年的经验显现于一瞬,就会给对方的最强劲的信息:你应该相信我,我是最好的。”
思念的痛激发成功的欲望
潘杰客称自己是一个没有生活的人:一天三顿饭,吃得很简单;下班回家就睡觉。没有娱乐,没有休闲,有点像一台机器。其实他有一个嗜好,那就是跳社交舞,而且跳得很好,可以说舞场上只要有他在,其他人就会驻足观看。但是北京极少这样的舞场,所以他这唯一的嗜好也就被搁置了很多年。
要说喜好,潘杰客也有,但不多。他喜欢音乐,喜欢唐诗。他觉得音乐可以让他超脱,唐诗可以给他力量。在最紧张、最不得志的时候,听听音乐、背背唐诗,他觉得自己的心胸能更加宽广。
在德国奥迪公司工作时,一位德国同事送给潘杰客一盘音乐CD,他很喜欢,放在车上一听就是4年,从没换过别的音乐。他自己说,“喜欢,就喜欢到底。”
潘杰客是一个执著的人,不知这是他的幸运还是不幸。因为执著,他放弃了很多东西,比如安乐,比如金钱,比如孩子。
在潘杰客的办公室里,眼之所及都是他两个儿子的照片,一个8岁,一个6岁半。他们在美国生活,是他的宝贝。
潘杰客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曾不止一次说过:儿子是他最大的牵挂。读者面对没有生命的白纸黑字,难以真实感受一位父亲挂念儿子的苦楚。而今在他低沉的语调和酸涩的眼神中,记者明晰地读出这位父亲对于事业与亲情无法兼得的无奈,只好转换话题,不忍再去碰触他心中脆弱的角落、铭心的痛楚。
如果说思念是种难以名状的痛,那么潘杰客就正在默默品尝着这种痛。一年几次到美国的短暂采访,是他最快乐的时光。只有那时,他才能见到儿子,体会做父亲的快乐。“在我心灵的最深处一直有这样的念头:我事业的成功,理想的实现,其实都是为了我的孩子们。我只有成功了,才对得起他们。没有时间照顾他们,使他们缺少父爱,没能亲身经历他们的成长过程,这始终是我心底的遗憾。”